假如我们记住了这个事实，即倾向性诙谐非常适合于攻击那些常常有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保护他们不受直接诋毁的头头们及有尊严、有势力的达官显贵们，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印象，似乎某些类型的诙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我们在研究概念诙谐的种种技巧时已经谈过了。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比如在下述事例中：“她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介绍人就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而备受嘲笑。他们完全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正如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事情的真相从他们的嘴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倾向性诙谐的性质，以及这些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极大乐趣，与这些诙谐所嘲笑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相符合吗？它们是诙谐的劲敌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意在赶骡，却把鞭子抽在鞍垫上吗？要想否认这种观点的确是不可能的。
虽然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趣闻轶事的阐释还可以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继续下去却毫无必要。只要把这些轶事当做Schwanke［滑稽故事］来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也就能够否认它们的诙谐特征了。不过，这些诙谐也可能具有这种主观决定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以后还要对此加以研究［第五章］。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才是诙谐。我认为是诙谐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滑稽故事而已。但假使一个诙谐允许这种怀疑，其原因只可能是它有一个幌子（facade），在我们的例子中正好就是那个滑稽的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瞥，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明察秋毫。而且，我们还隐约觉得，此幌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因此这些故事里肯定还有一些隐秘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全是诙谐的话，那么它们肯定就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在幌子的影响下，它们不仅能够隐瞒住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隐瞒住某些想说而又不准许说的话。但是，对这些轶事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会暴露出那些隐蔽部分，而且还会揭露出这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正是倾向性诙谐，所以，对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将如下述：任何由于疏忽而失口说出事实真相的人，事实上都很乐意把自己从这种因假话而造成的思想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正确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学洞见。假如心里不愿意，没有人会允许自己被在这些情况下使真相原形毕露的自动现象所征服。这样一来，婚姻介绍人就从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转化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讲了出来，所以他最终卸下了那个因说谎话而背上的思想包袱，此刻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因此，他一旦看到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马上高兴地把年轻人不曾注意的这位姑娘的另一个缺点兜售出来。也可以说，为了对聘用他的人表示轻蔑，他就趁机提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一细节问题的理由：“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逆转到该处几乎没有提及的姑娘的父母身上去了。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的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借介绍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批评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最熟悉这些谩骂；但他又绝对不能把这些谩骂大声说出来，因为他的生活还得靠这些人来维持呢。在产生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故事的大众心理（popular mind）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冲突；因为它明白，由于某些撮合婚姻的方法，神圣的姻缘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在诙谐中，胡说常常取代了诙谐背后那种思想上的嘲弄和批评。（在这方面，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碰巧与梦的工作所起的作用雷同。）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里的嘲弄和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充当替罪羊的婚姻介绍人的。它们是通过另一类诙谐来说明的，相反，其中的婚姻介绍人被描述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上层人物，其实，这些嘲弄与批评都是一些打着逻辑幌子而不是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它们是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诙谐里，介绍人通过说明新娘的跛足至少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来搪塞她的缺陷，进而狡辩说，娶另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将永远处于可能摔断一条腿的危险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疾病、痛苦和医疗费。如果娶了这个已经跛了脚的女人，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麻烦。在另一个轶事里，介绍人机敏到能用极为合理的证据来反驳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异议，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驼背——这个叫他无法辩驳的缺点时，他才辩解说：“可你还想要什么呢？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点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挑出这两个例子中论据的弱点其实并不难，而且我们在研究其技巧时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倘若介绍人说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是很合乎逻辑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合乎逻辑其实只是一种伪装而已。这时，诙谐中的事实真相就必定会使人判定介绍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敢冒昧地以严肃的口吻宣布介绍人是对的，于是就以诙谐这种外表取而代之。但是，正如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俏皮话往往暴露出它的严肃性。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轶事实际上都指的是它们所主张的东西，即使在这些主张是故意错误地诱导出来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会出差错了。正是为了隐蔽地表现事实真相而使用诡辩法，才使它获得了诙谐的特征。因此，这种诙谐主要取决于其目的。这两个趣闻轶事想表明的是，当求婚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新娘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优点，而同时却忘记了他必须准备娶一个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人做妻子时，实际上他就把自己搞得十分可笑了。而另一方面，那种可以与一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女人凑合结婚的美德——互相爱慕和为了爱情而全然不顾——在整个轶事中根本没有提及。
在这些介绍人都恰如其分地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的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求婚者的嘲笑，这一点在别的例子中描述得更为清楚。这些故事越简单，它们所包含的技巧就越少；也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边缘诙谐的事例。由于其技巧的缘故，它们除了都构建了一个诙谐的幌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目的相同，也由于它们都隐藏在幌子之后，这样它们已产生了诙谐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此外，技巧方法的不足也已清楚地阐明：“如果这些诙谐不想使其作用受到影响，它们就得使用这种与诙谐技巧类似的‘行话’（dialect）这一因素。”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凭借着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抹掉了那种技巧上的全部痕迹。婚姻介绍人问：“你对你的新娘有何要求？”——回答是：“她必须漂亮，必须有钱，而且还得有教养。”“好极了，”——介绍人回答说，“但我认为你的要求须由三个介绍人来满足。”在此，这种斥责不再作为一个诙谐而体现出来，而是直接指向求婚者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过的事例中，伪装的攻击一直都是针对着这些人的——在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诙谐里，它所针对的是与安排婚姻有关的所有各方——新郎、新娘及其父母。但诙谐的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能够操纵这些机构、道德或宗教教义以及人生观的人。这些人如此受人尊重，以至于仅有在诙谐的面具及掩藏诙谐真相的条件下才会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倾向性诙谐所表现的主题可能极少，但其形式和外表（envelope）却多种多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很恰当地给这类倾向性诙谐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但只有等到我们分析了几个这种例子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取什么名字最为恰当。
我想起了那个吃“鲑鱼炒蛋黄”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第49页以下］和那个经常喝酒的教书匠的故事［第52页］。现在，我将继续阐释这些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 displacement jokes）。我们后来才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活动就会严肃地宣布“那个人是对的”，可是，由于一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宣布这一事实，除了在那个极容易证明他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所选择的这个“点”正是在他的正误之间的一种适当的妥协；的确，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结论，但它与我们身上的冲突相符。这两个趣闻轶事都是谈论吃喝的。它们说：“是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了，但一个人怎样享乐，却或多或少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骤然一听，这种说法极不道德，而且也的确如此。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赤裸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假如我们对“鲑鱼炒蛋黄”这个诙谐中的那个人是对的这种想法感到反感，那也只是因为这种享乐是最低级的，在我们看来，不享受这种乐趣似乎也是过得去的。而事实真相正是通过这种看法才得以说明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即一方面承认这种生活哲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向我们索取却不偿还给我们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不再相信来世的承诺，亦即，不再相信以前所抛弃的东西在来世都将得到满意的报偿——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把抛弃看做信仰的标志，那也还是会有极少数虔诚的信徒的——所以，“及时行乐”就成了一条严肃的劝诫。我将非常高兴地推迟享受那些使人满意的东西：但我怎能知道我明天是否仍活在这个世上呢？“Di doman’non c’e certezza。”
我非常乐意宣布放弃所有为社会所禁止的满足方式，但我能肯定社会为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使在延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来报偿我的摒弃吗？诙谐窃窃私语说的话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与严厉而又无情的道德一样，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有权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用既具说服力又能鼓舞人心的措辞来特别强调，这种道德不过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医术还不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只要社会的种种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如此。关于这一冲突的结论，只有在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理解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生命的短暂；每个人都不能非法地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应当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多的未满足的需要继续存在，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所有个人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以推迟和转移给他人，所以，还没有一个解决这种冲突的确切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给我们刚才阐释过的那些诙谐命名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 jokes），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
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为重要，或者说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了道德法规的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是婚姻制度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因此，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这类诙谐与性自由一样也没有个人要求，而且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这便是“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第78页］提到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去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中的复杂技巧：它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明喻。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更明确地讲，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其强有力的技巧方法，它还是一个增加了晦涩难懂性的省略。此明喻可以这样理解：男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性色的诱惑。但结果是婚姻却不能满足婚后那种更强烈的欲求。这犹如一个人带着一把伞以使自己不淋雨，然而他还是被雨淋湿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四处寻找更好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寻找为钱卖身的女人。现在，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一种愤世嫉俗取代了。人们不敢大声而又公开地讲婚姻不是打算满足男人性欲的一种安排，除非他是一个酷爱真理、热衷改革的克里斯蒂安·马·厄棱费尔似的人物。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尽管它绕了许多弯子，但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蓄意的反抗性批评是针对对象本人时，或更审慎地讲，是针对人们感兴趣的人，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对像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一种对倾向性诙谐特别有利的情况。作为一个决定因素的自我批评的产生，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最贴切的诙谐（我们已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块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几乎全都是残忍的滑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成是滑稽对象，从而使诙谐变得毫无必要。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犹太人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既知道自己真正的缺点，也知道缺点与他们的良好素质之间的关系，而且正是对象本人批评的那些东西产生了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这种因素通常很难获得）［参见第140页以下］。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别的民族也这么喜欢拿本民族的特征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