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的思想是一只船，颠簸在万顷波涛之间，随风漂泊，从一个海岸达到另一个海岸。
我的思想之船空空如也，只装着七只杯子，杯里盛满各色颜料，绚丽斑斓，酷似彩虹。
我厌倦了海上漂泊，便说：“我将把我的空空思想之船开回自己出生的祖国的港口。”
我在船两侧涂上落日余晖般的土黄、青葱般的嫩绿、天空似的瓦蓝和晚霞的血红；在船帆上，画上引人注目的奇异图画。涂画完毕，我的思想之船像先知的梦幻一样，开始遨游在浩渺沧海与无垠长天之间。船驶入祖国的港口时，人们争相迎接，人人欢呼雀跃，个个赞不绝口，只听锣鼓喧天，凯歌高奏，随之将我迎进城里。
他们之所以那样欢乐，因为我的思想之船外观华丽，谁也不曾进入船里一看。
也没有人问我从海外带回什么宝贵。
谁也料想不到，我竟是空船而归。
那时，我暗自说：“我骗了人们，仅用七杯颜料，便瞒过了他们的锐利目光。”
一年过后，我乘我的思想之船再度出航。
我航至东岛，搜集到没药、乳香、龙涎香，将之一一装入船舱。
我航至西岛，带回矿产、象牙、宝石、翡翠和美玉。
我航至北岛，带回锦缎、刺绣和开司米。
我航至南岛，带回铁环铠甲、也门宝剑、长矛利刃和种种枪械。
我的思想之船装满天下奇珍异宝，回到祖国的海港。我说：
“人们必定将我赞扬，我亦受之无愧；人们必将载歌载舞迎我进城，我亦功有应得，声誉永垂。”
但是，当我抵达港口时，却没有一个人迎接我；我来到大街上，没有一个人瞧我。
我站在广场上，向人们宣布，我带回天南地北的奇珍异宝，人们这才向我投来目光；虽然人人笑意在面，但眼睛里闪现出来的却是嘲弄神情。时隔不久，人们纷纷弃我而去，随之各奔东西。
我心情抑郁、懊丧，无精打采地回到海港，刚看到我的思想之船，便想起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事，我才又开始了海上远航。
我高声呼喊：
“大海的狂涛冲刷掉了船身上的涂料，我的思想之船露出了船体；风吹、日晒、雨淋，剥去了船帆上的画图，使之变成了灰色褴褛衣。”
我把带回来的珍宝装入棺木里，再将棺木推入水里。之后，我回到乡亲们中间。可是，他们都不理睬我，因为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表面。
就在那时，我丢下我的思想之船，来到死神城，坐在粉饰一新的坟墓中间，开始探索死亡的秘密。
我的心，你莫作声，直至天明。切莫开口！狂风正嘲笑你的细语，山谷不会送回你的弦鸣。
我的心，你瞧，东方已经破晓。假若你能说话，就请痛痛快快地说吧！
我的心哪，你看，这就是黎明大军。黑夜的寂静可曾给你留下歌曲，让你唱着它迎接黎明？
我的心，你瞧，这是鸽子、燕子群，翻飞起舞在山谷上空，黑夜的恐惧曾给予你强健翅膀，让你陪伴它们在碧空翱翔？
我的心，你瞧，牧人赶着羊群，夜下人影可曾给你留下旨意，让你随牧羊人一道奔向绿原草地？
我的心，你看，这群青年小伙子，正漫步走向葡萄园。莫非你不想站起来，和他们一起到园中玩玩？
我的心，快起来，和黎明一道行动！黑夜已经过去，恐怖与梦幻也一消而净。
起来，我的心，高声歌唱吧！谁不与黎明一道歌唱，便会永远留在黑夜之中。
麻醉药与手术刀
“他是个极端主义分子，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他是个空想主义者，他写东西目的在于毁灭青年的道德。
“假若已婚男女遵从纪伯伦关于婚姻的见解，那么，家庭支柱就要倾倒，人类联盟大厦就要坍塌，世界将变成地狱，民众必沦为鬼魂。
“不要看他的文笔多么优美！他是人类的敌人之一。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个叛教者。我们奉劝吉祥山上的居民唾弃他的学说，烧掉他的著作，以免其中任何东西粘在他们的灵魂上。
“我已读过他的《被折断的翅膀》，我发觉那是夹在肥肉里的毒药。”
这都是人们谈论我的话语。他们说对了，我正是个极端主义分子，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我的破坏倾向胜过建设倾向。我打内心里讨厌人们所崇拜的东西，喜欢被人拒之于门外的东西。假若我能够把人类的传统、习惯和信仰连根拔掉，我会一分钟也不迟疑。至于有人说我的作品是“夹在肥肉里的毒药”，则自有话语揭开藏在面纱之后的事实——赤裸裸的事实则是，我不但没有往肥肉里夹毒药，反而将夹在肥肉里的毒药取了出来……而且我把毒药倒在了干净透明的杯中。
那些在他们自己的灵魂的面前向我道歉，说什么“他是个空想主义者，常遨游乌云之间”的人，正是他们凝目注视着那透明杯中的闪闪放光的东西，放弃了其中被他们称为“毒药”的饮料，因为他们的胃口太弱，无力消化它。
也许这段引言显得粗糙冒昧。可是，冒昧加粗糙不是比背叛加光滑更好一些吗？冒昧毕竟是自我表现，而背叛则穿着他人剪裁的外衣。
东方人要求作家像蜜蜂，翩跹起舞在田野之中，采集百花果糖，加工而成蜜丸。
东方人喜欢蜂蜜，以为除了蜂蜜别无美食。他们吃蜜过多，甚至他们本身也变成了蜜，变成了在火前流动，只有放在冰块上才凝固的蜜。
东方人要求诗人燃烧自己作为香，供他们的君王、统治者和大主教面前。东方的天空已布满从御座、祭坛和坟茔边升起的烟云，然而他们还不满足。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能与穆台奈比相媲美的赞颂诗人，有与韩莎相似的悲悼诗人，有大大胜过莎菲丁·哈里风雅的贺喜诗人。
东方人要求学者研究其父辈及其祖辈的历史，要求深入研究他们的遗迹、习惯和传统，在他们那些冗长的语言、纷杂的派生词语和名目繁琐的修辞中消磨自己的日日夜夜。
东方人要求思想家在他们的耳边重复白德巴、伊本·路西德、艾弗拉姆·赛尔亚尼和约翰·迪马仕基说过的那些话。要求思想家在写作中不要超越愚昧的训诫和拙劣的引导以及二者所引用的格言和经文的界限。其实，谁要沿着那些经文行路，其生命必然像生存在阴影下的柔弱小草；其灵魂也像掺了一点儿鸦片的温水。
简而言之，东方人生活在已经逝去的舞台上，喜欢消极的、供消遣的东西，讨厌积极的、纯净的、能够刺激他们，并且促使他们从充满平静美梦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原则和教诲。
东方乃一病夫，遭到种种疾病侵袭，遇重重瘟疫骚扰，终于适应了久病，习惯了疼痛，不仅视痼疾和病痛为先天特性，且将之当作上好缺陷，与高尚灵魂和健全肌体密不可分；谁若没有此种缺陷，就被看成是被剥夺了天赋之才和理想完美的残废人。
东方的医生多，常守在病榻左右，为其病进行会诊。可是，他们只给东方开短效麻醉药，只能延长病期，却不能祛病。
精神麻醉剂品种繁多，形式多样，花色纷繁。也许就像疾病相互传染那样，某种麻醉剂生自另一种麻醉剂。每当东方身上增添一种新病时，其医生便为之发明一种新的麻醉剂。
至于导致那些麻醉剂出现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者是病人屈从于著名的宿命论哲学，此外还有医生的胆怯，生怕有效药物因起疼痛。
给您举几个有关麻醉剂和镇静剂的例子，都是东方医生们用来治疗家庭、国家和宗教疾病的：
由于种种实实在在的原因，丈夫讨厌妻子，妻子也讨厌丈夫，于是夫妻争吵不息，相互打架，彼此疏远。可是，没过一天一夜，男方的亲戚便去找女方的亲戚，相互交换休整过的意见和装饰过的想法，并一致同意让夫妻破镜重圆。于是，他们把女方找来，用令其害羞、却不能使其信服的、捏造的训诫迷惑她的情感。尔后，他们又把男方召来，用能够软化其思想、但不能改变其意志的花言巧语和格言谚语蒙蔽他的头脑。就这样，一对灵魂深处彼此厌恶的夫妻——暂时地——和解了；双方不顾各自的内心意愿，重聚一堂。直至漆皮“脱落”，亲朋们使用的麻醉药失效，男方再次表现出厌恶情感，女方摘下痛苦面纱。可是，那些第一次制造和解的人们，仍要再显身手；而尝过一口麻醉药的人，也是不会拒绝饮上满满一杯的。
人们起来反对暴虐政府或陈旧制度，于是组成一个旨在振兴与解放的改革协会，他们勇敢地发表演说，热情地激扬文字，发表条例和纲领，派遣代表和代表团。然而没过一两个月，我们便听说政府关押了协会的头头，或者给其一个官职。至于改革协会，则已听不见它的什么消息，因其成员已喝过众所周知的麻醉药，均已平静、降服了。
一伙人反对宗教首领，由于某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批评首领本人，否定他的功绩，厌恶他的所作所为，继而威胁他说，他们要改信另外一种近乎情理、更远离空想和迷信的学说。可是，时隔不久，我们便听说国家的谋士们已消除了牧人与羊群之间的分歧，借助神奇麻醉剂的功效，恢复了首领的个人尊严，又将盲目服从回植到了忤逆的被领导者的灵魂之中。
懦弱的受压迫者抱怨强大的暴虐者对自己压迫过甚，邻居却对他说：“别说啦！反抗者是要被处剜眼之刑的。”
乡下人怀疑修道士的虔诚与忠良，同伴会对他说：“莫做声！书上有言：要听他们说话，莫照他们行事。”
学生反对死记硬背巴士拉和库法学派关于语言的论文，老师便对他们说：“懒汉和疲疲沓沓的人在为自己制造比罪过还丑恶的借口。”
少女不肯遵循老妪的习惯，母亲便对女儿说：“女儿并不比母亲优越；母亲走过的路，你也正在走。”
青年询问宗教附属物的含义，牧师便对青年说：“谁不用信仰的目光去进行观察，谁便在这个世界上只能看到烟和雾。”
就这样，时光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过去了。东方人沉睡在自己那柔软的病榻上，间或被跳蚤咬上一口，醒来一分钟，随后又入梦乡；由于受控于混在血液中、流在血管里的麻醉剂，只得世世代代沉睡下去。当一个人起来，大声呼唤那些酣睡者，使他们的住宅、庙宇和法庭充满喧嚣声时，他们这才开启那被永恒困倦封闭的眼帘，然后打着哈欠，说道：“好一个粗鲁无礼貌的年青人，自己不睡，也不让人家好好睡一觉！”随即合上眼，对自己的灵魂耳语道：“他是个不信神的叛教徒，正在毁坏青年人的道德观念，捣毁先辈的大厦，用毒箭射杀人性。”
我曾不止一次自问，我是不是一个拒绝饮服麻醉剂和镇静剂的叛逆清醒者，然而我的灵魂只是用含糊不清的词语回答我。可是，当我听到人们咒骂我的名字、厌恶我的主张时，我方才相信自己确实醒着，知道自己没有降服于甜美的梦幻和可爱的空想，而是自求孤独人们当中的一员；生命正带着他们走在满种荆棘与鲜花，又被凶狠豺狼和善歌夜莺包围的羊肠小道上。
假若醒悟是一种美德，那么，我会羞于冒充自是清醒者。可是，它并不是什么美德，而是一种奇妙的现实，突然展现在自寻孤独的人面前；而他们则被一条看不的线牵引着，边凝神注视它那庄重的含义，边不由自主地跟着它向前走去。
我确信，羞于展示个人的真情实况，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虚伪，而在东方人那里却被称作“富有教养”。
来日，文学思想家们读了前面这些文字，会烦躁不安地说：“他是个从阴暗面观察生活的极端分子。只要他总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的处境而痛苦、号丧、叹息、落泪，那么，他眼里看到的只能是一片黑暗。”
我要对这些文学思想家们说：“我哭东方，因为在灵床前跳舞是十足癫狂。”
我之所以为东方人哭泣，因为在疾病面前嬉笑是双料愚昧。
我之所以为那可爱的国度哀号，因为在失明的受灾者面前歌唱是盲目呆钝。
我之所以激进，因为揭示真理的温和主义者只道出真理的一半，而把另一半遮盖在恐怖的幕帘之后，唯恐人们百般猜忌，说三道四。
我看见腐尸，由衷感到厌恶，禁不住五脏六腑翻腾，神慌意乱难耐。我不能面对腐尸而坐，而左放一杯清凉饮料，右置一盘香甜点心。
如若有人想把我的哀号换成欢笑，欲将我们的厌恶化为同情，并把我的激进变为温和，那么，他应该让我看到东方人当中有一位公正的执政者和一位正直的立法官，还应该让我看到一位按照自己的教导行事的教长，以及一位用看待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妻子的丈夫。
假如有人想让我跳舞，听我击鼓吹笛，那么，他应该请我到新郎家去，而不应该把我留在坟茔之间。
金玉其外
一
赛勒曼先生：
他五十六岁，衣着华丽，身材苗条，皮鞋锃亮，脚穿丝袜，蓄有两撇弯胡，常抽高级香烟。他的手光滑细腻，拄着一根漂亮手杖，把手是镀金的，且镶嵌着宝石。他常在大饭店进餐，那里是显贵名流光顾聚会的场所。他外出游山玩水，坐的是两匹宝马拉的豪华篷车。
赛勒曼先生没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钱财，因其父一生贫困，虽先人经过商，但没留下任何财产。
赛勒曼先生很懒，好逸恶劳，自感地位低下。一次，我们听他说：“我的体格与性格都不适于干活。只有那些性情冷漠、体躯粗壮的人才能劳作。”
那么，究竟赛勒曼先生是怎样弄到钱财，又是哪路神仙将他手中黄土化为金银的呢？
那是镀银粪团的秘密之一，依兹拉伊曾向我们揭示过，我们将之告诉你们：
五年前，赛勒曼先生与富孀珐希玛结了婚。珐希玛的亡夫白图莱斯·努阿曼生前是位巨贾，在其同伴中，以兢兢业业、忠诚坚韧而著称。珐希玛年已四十又五，而性情、爱好却似十六七岁的少女。现在，她染着头发，画眼描眉，浓妆艳抹。不过，午夜之前，她总是见不到赛勒曼；即使偶尔见面，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也只是冷酷的目光和暴烈的言词。因为赛勒曼终日忙于挥霍其妻亡夫用辛勤汗水换来的银钱。
二
艾迪布先生：
他是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他天生一个大鼻子，两只小眼睛。他的脸总是那样脏，双手沾满墨迹，指甲里积满污垢。他的外衣破破烂烂，衣角上落满油渍及咖啡污迹。所有这些丑陋外观，均非贫穷与饥饿的象征，而只是粗心大意所致。因他心不在此，整日忙于思考精神世界、疑难问题和神学题目……我们听他引证艾敏·君迪的话，他说：“一心不可二用。那就是说，一个文学家不能在操笔的同时又讲卫生。”
艾迪布先生的话多，动辄口若悬河，将一切忘在脑后。据我们所知，他曾在贝鲁特的一所学校念过两年书，从一名师学修辞、作诗、写信及作文。可是，直到今日，他一点东西也没发表过，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是阿拉伯报业不景气，读者愚昧无知。
近来，艾迪布先生开始致力于古今哲学研究。他同时崇拜苏格拉底和尼采。他赏识使徒奥古斯丁的言论，喜读法国两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的文章。我们在一次婚礼晚会上见到他，人们围着他放歌纵酒，而他则用他那闻名遐迩的口才，大谈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另一次，我们见他走在为一头面人物送葬的队伍中，送殡者个个面带忧伤神情，低头缓步行进，而他却以他那尽人皆知的口才，扯谈艾布·努瓦斯的泳酒诗及伊本·法里德的精神恋爱诗！
艾迪布先生为何活着，在旧书故纸堆里打发日子的目的何在呢？他为什么不弄头小毛驴来，加入到足智多谋、强而有益者的行列之中去呢？
那是镀银粪团的秘密之一，魔王曾向我们揭示过，我们将之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