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精神病者（raving lu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作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泰》（Wallenstein）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neurotic 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 conflict）；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运用它，从而改变我们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就是引导我们去理解因我们把精神分析用于实践，而由同时代人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的运用，因其具有客观性，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个显著的经验表明，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或从治疗通向认识的道路。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唯一目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在病理学过程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深蕴心理学；因为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无法理解；所以，人们自动地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知识的无数领域中，尤其是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前沿，获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我们这种工作情境本质所应有，所以直至今日，这些障碍仍未被排除。这类应用是以专门化的知识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没有掌握这些专门知识，而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那些人即专家，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对此有所知。结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当的仓促准备后，精神分析者便以业余人士的身份开始涉足诸如神话、文明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常驻专家们对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对普通的外来者更加客气些，他们的方法与成果如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家照例是不屑一顾。但是情况在不断改善，每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课题中运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极为丰富的新发现，精神分析的运用也总是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学研究远离实践活动的地方，那些无可避免的观点的分歧形式，无疑会更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指导你们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知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让你们听不到有关变态和疾病的内容，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休息。但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将再次使我们远离该讲的范围，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个领域。为了掌握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你们当中因我的这一拒绝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期刊《意象》（Image）中寻求弥补，该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非医学性的应用。
但是，有一个主题我无法轻易略而不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了解，或对它作了很大贡献。恰好相反，我自己与它几乎毫无关系。我必须提及它，这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我所考虑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抚育下一代中的应用。我很高兴，至少我能够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已经把这种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应用的道路不难找到。在对一位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当我们追踪其症状的决定因素时，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时期。我们对童年以后的致病因素的认识，既不足以了解该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疗效果。因此我们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了一定量的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从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是有关童年的观点。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可能直到5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因为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期，其后留下了各种对成人性欲生活有决定作用的诱使因素；第二，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创伤对自我的冲击一样。他们除了以压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风暴别无他法；而正是依靠压抑的方法，他们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碍的倾向。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困难在于下述事实：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包括对其本能的熟练控制和对社会的适应或至少是这两者的初步结果。他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完成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须通过教育强加给他。孩子们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