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世纪的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盛世，对外交往的海陆两路空前繁荣。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在马来半岛），“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七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沿海岸航行，“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给予中国使者十分隆重的招待。
作为中国古代的颠峰时代，唐代的航海发展也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初年，唐朝联合新罗征讨百济，大将刘仁轨率唐海军全歼来援的日本舰队，这让自大的倭人知道了和盛唐的差距，遂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在东海上开通了中日航线。当时，中外商船频繁航行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之间。咸亨二年，中国高僧义净从广州启航前往印度，途中经停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咸亨四年，抵印度恒河口耽摩立底国。在印度求经学法10年，仍从海路东归，在室利佛逝久停，永昌元年回到广州。同年又从广州重往室利佛逝，直到证圣元年才最后归国，总共在海外25年。在取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唐代僧人中，义净是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航程反映了唐代海外交通的繁荣。
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根据从中外使者商人那里搜集来的材料，记下了“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中国最大口岸广州，中经东南亚和印度锡兰，直至波斯湾和红海的航程，其中包括从波斯湾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大食王号）所都缚达城（即巴格达）”。将《新唐书·地理志》广州通海夷道和《汉书·地理志》汉使航程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从汉至唐，中国海外交通线已从南亚向西亚伸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