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爹哭是一九六八年冬，那天我满十岁生日。那以前我从没见过爹流泪。也就是一年前，我曾被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打得哇哇哭，好像是为了二两粮票。那时候国家穷，大家都忙着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双双眼睛都擦得雪亮，相互不信任，农民多喂两头猪都会有人揭发，并被视为搞“资本主义”，就没人顾得上发展生产，所以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等，即使你只是去百货商店买斤糖，也要凭糖票。记得那次，地上掉了二两粮票，我发现了，走过去捡了。那男孩说看看，我给他看，他就不肯还我了。我找他要，说这是我先发现的。男孩不肯给我，我追着要，他就打我，我于是尖声哭，希望用哭声赢得爹的增援，甚至还指望爹从那个男孩手上夺回我捡到的粮票。爹听见我哭，走出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捡了二两粮票，被他抢走了，他还打我。男孩傻傻地站在一旁，他也拿不准是跑还是把我捡到的粮票还给我。爹很厌恶地瞪我一眼，大喝一声：“不许哭。再哭我打你。”那情形，就如一只大狗嫌弃一只向他叫屈的小狗似的。
爹对那个傻站在一旁的男孩厉声说：“你走，以后不要来找小毛玩。”爹把哭泣的我拎回家，怒斥我道：“为了二两粮票，你还哭脸，没出息的东西，再哭，我要捶死你。”现在爹自己流泪了——我说的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那天。当时爹还不算老，离满五十岁还差十七天。爹被关在红楼三楼西头的一间房里。武装部的人怕我爹畏罪自杀，在那张窗户上加了结实的木护窗，并把窗户钉死了。另外，房里没一样铁器，甚至连一根针也没有，唯一的铁器就是钢笔心，那东西显然是没法用来自杀的。这样，即使我爹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入地无门。
武装部的人不让我爹剃头，不让我爹刮胡子，甚至都不让我爹洗澡，因为他们觉得像我爹这样的国民党高级特务——他们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很有可能自杀的，所以他们像保护中央首长样二十四小时监视着我爹，哪怕我爹呼呼大睡了，也有人坐在门口打盹，谨防我爹畏罪潜逃。爹既不能洗澡又没有剃须刀，就蓬头污面的，灰白的头发已遮没了耳朵和颈根，胡子也长到三寸长了，乱糟糟的。头发和胡子都结了壳，肮脏不堪，望上去更像动物园里的一只无人关心的老猩猩。我爹吃着我送去的饭菜，他不是吃得很快，而是以迟钝的形容吃着。脸上除了黑——一部分头发和胡子，就是没有血色的白。这是他的脸有将近一年没见阳光的缘故。我看着爹这副怏怏的面容，想起了童话故事里的妖魔鬼怪，不禁打了几个寒噤。我提醒爹说：“爸爸，今天是我生日。”
从我六岁起，爹在一年里有两次给我钱，一次是我生日；另一次是除夕夜的压岁钱。生日给两块，压岁钱也是两块。一年的另外三百六十三天里，我不能再指望爹给钱。爹那时候的工资是五十八元一月，他每月将工资全数交我母亲，母亲再返回五元钱给他，以备急时之需。爹从不乱用一分钱，他把妻子给他的零花钱都为我和我姐，还有我大哥买了学习用品。比如我的三角板烂了，或者铅笔或钢笔用坏了，我们向母亲要钱买。母亲会发火道：“又要买又要买，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买。没钱。”
我们就会进行“战略”大转移，向爹讲明情况，并向爹展示用坏了的学习用品。爹转身就出了门，回来时手上就拿着你极想要的学习用品。“给你，爱惜点用。”爹说。
我母亲从不给一分钱给我和姐，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女儿和儿子，这没办法，母亲天生就是个只讲勤俭节约的女人，要从她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简直比登天还难。母亲尽管抠得死，但她绝不在吃上吝啬，吃上，她绝对让我和姐吃饱。那时候买猪肉要凭肉票，但买鸡、鸭、鹅和猪下水不要凭票。母亲会偷偷买回家一只鸡或一只鸭，炖上一锅，让我和姐猛吃。有时候，她会拎只大白鹅回来，扔在厨房里，令爹龇牙咧嘴地杀死，接着用滚烫的开水烫毛，再令我和姐蹲在厨房里钳毛，然后她挽起衣袖，亲自剁成一块块的，炖上一大锅，够一家人吃两天。但是，我想从母亲口袋里要两分钱零花，例如买支冰棍吮，那是做梦，尽管她也有工资，而且是三十多元一月。
爹被当作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高级特务被武装部抓起来后，工资就停发了，一家四口人（大哥已不用负担）都靠母亲那三十几元钱吃饭。我当时小，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巴望着爹给我生日钱，这是我一年里盼望已久的事情。
“爸爸，今天我生日。”我想要钱，说。爹其实早已身无分文，但他下意识地在口袋里摸着。他很希望发生奇迹，口袋里突然冒出一块钱或者一角钱。这情形有些像一只猩猩在身上寻找东西。但不会有奇迹发生——那个年代是没什么奇迹的。他口袋里连一个一分的硬币也没有。他摸了一气，就抱歉地望着对他的一切动作都充满期待的我，“小毛，爹身上没钱。你找你妈要吧。”
“妈妈不会给我，”我强调，“妈妈小气得要命。”爹望着我：“你就说，爹要她给你两块钱。”“妈不会给，妈一分钱都不会给我。妈妈是个抠鬼。”爹不说话了，一转眼我看见爹的眼睛亮闪闪的，豆大一颗的泪珠从他眼眶里涌出来，顺着他苍白的脸颊往下掉，流到他宽扁的嘴上，再流到结了壳的黑白掺半的胡子上，最后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啪哒一声，又啪哒一声。我们镇上屠宰场里的老牛，于挨宰前就是这般默默地掉泪。我见过，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屠宰场的，他带我去看过杀牛。
那时爹还没精神失常，但已到了精神失常的边缘。造反派觉得我爹很不简单，一个人既做了国民党少尉，又做过日本侵略者的伪军，然后又混到了游击队里。这没有几下子是不可能的，这就很不简单。刘大鼻子觉得我爹狡猾得像只老狐狸，竟然毫无羞耻地变来变去，一下子国民党，一下子是伪军，转背又是游击队，就觉得我爹是丛林里的变色龙，便板着脸质问我爹：“如果像你交代的，你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日，那么，那么多英勇的抗日将士都倒下了，死得都不错。为什么你没有死？”
爹觉得刘大鼻子问得歹毒，回答：“我不知道。”刘大鼻子觉得我爹回答得太荒唐、太无耻了，“你敢说你不知道？”爹无言以对。刘大鼻子觉得像我爹这样的人竟也扛着枪抗日，那不被日本侵略军赶得满山跑，那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难怪日本人那么看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是我爹这样的窝囊废给中国人丢脸。刘大鼻子蔑视道：“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可以把你们赶得满山乱跑，那也叫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节节败退，都跑到重庆躲藏起来了，那也叫抗日？”
爹又无言以对。“你居然还取名黄抗日，我看你应该叫黄躲日。”
爹抱歉道：“这名字不是我自己取的，是一个当年来黄家镇征兵的营长取的。”“那营长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了。”“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啊，现在他在哪里？”“他在长沙第一次会战中战战战死了。”“你说你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参加过。”
“打死过日本鬼子吗？”“打死过。”“这么说，你还杀过人？”
“没杀人，战场上，打死的是敌人。”“你这副模样，还能打死敌人？不是开玩笑吗？”“我没开玩笑。”
“打死过几个？”“有一些。”
“还一些？”刘大鼻子觉得我爹太鬼了，“我不信你能打死敌人。”爹被他问烦了，说：“我自己也不信。”刘大鼻子又问：“你还参加过所谓的衡阳保卫战？”
“参加过。”“衡阳还不是丢了，那也算保卫衡阳吗？”“可能不算。”“什么可能不算？根本就不算。”爹低垂着一张污垢的脸，不敢申辩。
刘大鼻子见我爹犹豫着没说话，又义正词严道：“你们国民党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日本鬼子来了，你们比日本鬼子跑得都快，你们那种抗日是狗屁。”
“狗屁、狗屁。”爹用他那无力的声音唯唯诺诺道。刘大鼻子觉得我爹这模样，见到日本兵，肯定同哈巴狗样主动迎上去，舔着日本人的裤脚，媚笑着称日本人“太君”。因为在他审问我爹时，凭他当过侦察兵的敏锐，怎么也无法在我爹脸上找到半点敢于杀敌的英雄气概。于是他觉得我爹很可耻，竟声称自己抗过日。还觉得日本人自称“大日本皇军”，还武士道什么的，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因为日本兵连我爹这样懦弱的傻瓜都打不死，害得他在我爹身上一再浪费时间，仅凭这一点，日本人就没资格侵略中国！他瞧不起我爹，把脚架到桌上，恶声恶气地道：“姓黄的，就凭你这胆小如鼠的德性，还能保卫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