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内，商人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各藩藩界关卡重重，严禁商品往来。还有法规特别规定商人低贱的社会地位，《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衣服、雨具，甚至限制婚丧的花费；商人不能和武士居住在同一区域内；拥有特权的武士如果想杀死一个商人，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德川幕府企图把商人低贱化，这在货币经济中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当时日本正是靠着货币经济运转的，但德川却固执行事。
作为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武士和农民阶层，德川幕府却极力打造他们。在内战结束后，德川幕府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两个阶层的分离。他们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拥有佩刀权。武士也不能转行成为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干体力活，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每年靠农民的赋税生活。
藩主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配给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们完全靠大名生活。在早期的日本社会，封建藩主与武士的紧密联系是在藩与藩之间的兵连祸结的战争中形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统治时代，他们的关系变成经济型的了。
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骑士不一样，他们不再拥有领地和农奴，也不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成了依靠微薄俸禄过活的人。俸禄并不富裕，据估计，武士阶层的平均俸禄几乎跟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对武士家族来说，要是再有几个继承人来分享这点俸禄，那就很为难了。所以，武士必须考虑限制家族规模。让他们最尴尬的是名誉取决于财富和外表，因此他们的信条就是：俭朴为美德之最。
武士与其他三个阶级——农、工、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农、工、商是平民，武士则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仅是装饰，它表明了武士的权力和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用刀来对付农、工、商阶层。在德川统治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德川幕府制定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要对武士无礼的平民，格杀勿论。德川时代的法律，只不过是确认旧的习俗而已。
德川幕府禁止武士与农、工、商阶层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是基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庶民和武士都归藩主首领统帅，并且直接与他联系。每个阶层都有一套自上而下的法令、规则、统治和义务。两个阶层之间的人存在不能跨越的沟壑。有些时候出于形势，两个阶级之间必须建立起沟通，但这并不是其本身特性所固有的。
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不仅佩剑善武，还负责管理大名的财产。同时，他们还是雅趣倍至的艺术家。在古典音乐和茶道方面，他们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处理各种文书，辅佐大名谋略等。在漫长的德川统治时期，因为长期的和平，武士们舞弄佩剑的机会很少，但他们在时刻准备着为大名拔刀应战的同时，也确实发展了各种艺术特长。
关于农民，沉重的年贡和其他限制让他们不得喘息，并且在日本的法律中，农民没有不被武士欺压的保障，但他们还是有安全保障的。在日本，土地是地位的象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保护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的是，如此做并非为了保障大名的地位而是为了保护农民的权利。农民的农田所有权是终身和永久的，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可以继续拥有这一权力。
尽管如此，农民仍然肩负着养活多达200万人寄生阶层的重担，他们主要是将军的幕府、藩主的各种机构以及武士。农民每年要上缴一定的谷米给藩主。同样是水稻农业国的暹罗，其传统赋税是十分之一，但德川时代农民的赋税却是十分之四。实际上农民要交纳的，还远不止于此。有些大名甚至要征收80%的赋税，另外，还有不间断的强制劳动和徭役。像武士一样，农民也要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幕府时期，全日本的人口几乎是停滞的。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一个几乎静止的人口统计数字也足以说明该国的统治情况。
不论是武士还是下层平民，德川幕府对他们都进行了严格的军事化控制，但每一个下级和上级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权力义务和身份。如果这些受到损害，连最下贱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即使极度贫困，农民也进行过反抗。这不仅是针对大名，也是针对将军幕府。在德川统治的200多年里，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起义的原因并非因为“四公六民”赋税传统，而是抗议增加的赋税。只有到了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农民才会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名。但他们的请愿和裁判也是有秩序的。农民把请求公正的请愿书呈交给藩主内臣。如果内臣对此不予理睬或是请愿书被扣留，农民就会派出代表去江户把请愿书直接送到幕府将军手里。在一些有名的农民起义中，农民会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拦下幕府官员的车子，直接呈递诉状以保证不被扣押。尽管那要冒不小的风险，但幕府在受到诉状后则会立即审查，之后的判决结果大多是有利于农民的。
然而，幕府对农民的判决并没有满足日本人对秩序和法律的要求。农民的抱怨是合理的，当局尊重其主张也无可非议。但农民起义的领袖已经冲撞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但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忠贞的法律要求，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人。所以，这些农民要被处以死刑，不管他们的主张是怎样正确，目的如何，甚至农民自已也承认这是无法逃脱的命运。被处以极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农民首领被放入油锅、被砍头或钉在木架上，人们观看行刑，但是他们并不会反抗。在他们心目中，这是法律，是秩序。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他建立祠堂并奉其为烈士。但是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赖以依存的等级社会的精髓，是必须接受的。
简而言之，德川历代的将军都把主要精力用来巩固各个藩的等级结构，让大名下面的所有阶层都有所依靠。在所有的藩中，大名是等级金字塔的塔尖，对其下可以行使特权。在行政上，将军则是统治藩主的。将军要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之间联合或者推行侵略行为。不同藩的领地设有重重关卡来查验过往行人。妇女不得出境，而铁炮不能入境。这就是控制大名的极好体现。
大名之间没有将军的允许不得联姻，以防止任何导致政治联盟的危险。大名之间的商贸往来也受到限制，甚至藩与藩之间不能建桥梁。将军会随时派遣密探深入各藩了解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大名金库充盈，将军则会令他承担起耗费巨大的公共工程的修建，这样就可以使其财产保持在合适的水平上。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江户居住六个月，当他返回领地时，必须把妻子抵押在江户的将军府上作人质。将军幕府就是这样殚精竭虑地确保自己的统治，并加强他们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不过，将军还不是等级制度的塔尖，因为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握政权的。天皇和他的世袭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低于小的藩主，就连宫廷的礼仪，也被幕府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尽管如此，在统治有力的德川时代，也没有废除由天皇和将军维持的双重统治，因为这种制度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
自12世纪以来，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着日本。曾有一个时期，职权分化现象非常严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现象层出不穷。在德川统治即将崩溃的末年，佩里将军也没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天皇。当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就美日通商条约与日本谈判时，他也才发现，原来还有天皇的存在。
实际上，在日本人的概念里，天皇就像太平洋列岛上一些神圣首领一样，是可以参政也可以不参政的神圣的首领。在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首领亲自行使权力，在其他的岛屿上，则将自己的权力转交给别人，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神圣的身份。
在新西兰的部落中，首领的神圣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他甚至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有他人奉食，奉食的调羹都不能接触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有专门的人来抬，因为凡经过他那神圣的双脚踩踏过的土地将自动地变成圣地，归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颅更是不容触摸的。他所说的每个字都能传到部落神灵的耳中。
在太平洋某些岛上，如萨摩亚岛和汤加，神圣的首领与世俗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一切世俗政务都由世俗的领导人来负责。18世纪末，曾拜访汤加的一位作家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认为，汤加与日本很是相似。在汤加，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只负责宗教仪式，他要接受丰收时采下的第一批果实并主持祭祀，然后，人们才能吃这些果实。当他去世时，人们要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语来声言其死亡，并在庄严的仪式中将其埋葬在王墓里，但他却毫不干预政治。
天皇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但在日本人的观念里，等级制度下天皇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恰当的位置。对日本人来说，是否在世俗政治中有所作为并不是用来衡量天皇分量的东西。在征夷大将军领导下的长达几个世纪里，他们始终如一的认为天皇在京都的宫廷是最具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但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天皇的作用是多余的，但是已经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日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从天皇到贱民都各自遵守着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日本的近代史也因此被烙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法律定义上日本宣告结束其封建制度只不过是75年前的事情，但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却不会随之迅速消亡。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发现，尽管日本的政体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近代日本的从政者仍然在殚精竭虑地、审慎地计划着企图保留这一制度。
与另外的自由的民族相比，日本人更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制约：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和其社会身份都是被规范好了的。在两个多世纪里，法令和秩序是靠武力来维持的。日本人已经习惯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度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做出格的事情，他们就可以对整个世界充满信赖。这样，偷盗者得到控制，藩主之间的争战也会受到制止。
如果老百姓能证明他们应有的权利被侵犯了，他们就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一样，向当局呈递诉状。这种做法对于个人虽然有风险，但却得到公认。历代德川将军中的最开明者甚至设立了投诉箱，能够打开箱子的只有将军。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抗议投进箱子。在日本人眼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任何破坏既定规范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只有生活在规范里，人们才能获得安全。因此，一个人是否勇敢和完美就是看他是否严格遵循了这些规范。这些规定是详细的，也是可以让人踏实的，它是具体化了的东西，细致到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什么人该怎么做，以及家庭各成员应该如何守住规矩等等。
在这种制度之中，日本人并没有像生活在重压下的民族那样，变得温良恭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都有属于其自身的保障。哪怕是最底层的贱民，其自治集团也是被政府认可的，很多特种职业都被他们所垄断。每个阶层受到的限制很大，但是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
与墨守成规的印度相比，日本的等级制度比较灵活与变通。在日本人的传统习惯里，有一些明确的手段可以调节其制度。一个想改变其等级地位的日本人可以通过好几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货币经济社会中，放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先富起来。这时他们可以使用很多方法改变他们的等级地位，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比如，他们通过典押和地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农民的土地是不能转让的。对土地的所有权既能带来利润，也能提高地位。不过在日本，地租是相当高的，所以，把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对地主阶层是非常有利的；放高利贷者则在那块土地上收地租，他们的子女与武士结婚后，他们自己也成了绅士了。
另一个变通等级制的传统方法是收养或是过继。这种方法为商人购买武士身份提供了捷径。尽管受到德川家族的严加控制，商人还是富起来了。随后，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日本人大多是招婿而很少收养子。招来的女婿也就成了岳丈的继承者。但是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招婿那天起，他将从生父家的户籍中被抹去转入女方家的户籍，他要随妻子姓，跟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有付出也有收获，有钱人得到了地位，穷困拮据的权力家庭得到了金钱。等级制并未破坏，只是经过变通手段，为富人成为武士提供了途径。
日本的等级制度并没有要求通婚只能在同阶层之间进行。有好几种手段都可以在不同的阶级之间通婚。结果，有钱的商人阶层通过种种手段逐渐转变为武士。这种转变加深了日本与欧洲的差别。在欧洲，逐渐强大的中产阶级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中产阶级控制了近代工业时期。而在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阶级。商人只是以公开允许的方式“购买”了上层阶级的身份，并与下层武士阶级结成了联盟。在封建制度行将就木的时刻，日本竟然比欧洲更能宽容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在日本的贵族与下层的市民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就是这种情况最令人信服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