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吃吧！”我几乎脱口而出，说完就被自己吓了一跳。那个女的也吓了一跳，她圆睁着眼睛看着我问：“你真的要吃吗？”我扑过去，三两下就把盘里的面条扫光了。
可怜的德国人
我在去边境的汽车上碰到了德国小伙马克，他在德里念书，趁着学校的假期到尼泊尔去玩。
苏诺里边境是尼印交界处的一个开放口岸，也是我见过的最自由的边境。根据尼印两国的协议，尼泊尔人和印度人在这个口岸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护照。通常的边境关卡总是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这个口岸却完全不一样，说它是乱糟糟的也不为过。街道两侧是杂乱拥挤的商店，遍地都是垃圾。印度人和尼泊尔人扛着麻袋和货物在边境走过来走过去。我和马克巡视一圈，找不到任何形似海关的建筑物，差一点就直接走到尼泊尔去了，一个人从平房里冲出来叫住了我们。
这是我见过的最寒酸的海关。两间破房子的顶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移民局”几个字，里面摆了两张木桌，地面看起来离塌陷也不远了，几个形似办公人员的印度人坐着喝奶茶。一个官员接过我的护照，在签证页上爽快地盖了出境章，接着他翻开马克的护照，翻了翻后又合上了，我的直觉告诉我马克有麻烦了。
果不其然，他开口了，他指指我说：“你可以去尼泊尔。”他指了指马克，说，“但是你不可以。”
“为什么？”我和马克都很惊讶。“因为你的是学生签证。”他用手指头敲着马克的护照，“我的是多次入境签证！”马克翻开签证页给他看，马克持的是一年多次入境的学生签证，“这个多次入境指的是飞机出入境，如果你要陆地出入境的话必须有学校开具的许可。”
这个官员在胡说八道，他看我们都不相信，就从抽屉里掏出一个所谓的“许可证”：“喏，有这个你就可以出去了。”
马克不可能回德里去办什么许可，我帮着他去求情，我们围着官员好说歹说，这个官员高兴坏了，好像这就是他期盼的场景。“好吧，其实我是想帮你的。”他双手在桌上一摊说：“Asyouwant.（如你所愿。）”
天真的马克不明白就凑过来问我：“他这是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马上就明白了，我压低声音说：“他想要钱。”马克的脸涨得通红，他把椅子挪了挪，坐到了这个官员的身边，我心想这个可怜的德国人这辈子一定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他从裤兜里往外掏钱，在桌底下偷偷地塞过去一张500卢比，房间里的几个人都围了过来，好像在等着分成，马克又塞过去100卢比，那个官员笑得嘴都合不拢了，马克还在掏钱，又是一张100卢比，那个官员仍然没有盖章的意思。
我看不下去了，如果我不阻止，马克会把他兜里的钱全给了他们。我跳起来大叫了一声：“马克！天都黑了！马上要没车了！”那个官员终于不情愿地在马克的护照上盖了出境章，“祝你们好运。”他递过护照笑嘻嘻地说。
“谢谢……”马克居然还回答他。“你给得太多了！”一出大门我就开始教训马克。“不然能怎么办呢？”马克一脸无奈。
盖一座庙要造福一片人
我和马克在边境分道扬镳，他直接坐车去了加德满都，而我原本希望在天黑前赶到蓝毗尼，但是因为在边境的耽搁，当我到派勒瓦的时候天就已经全黑了。我旅行时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天黑后不赶路。可派勒瓦就是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我连看它一眼的心情都没有，就破例决定再往前冲一冲，一定要到蓝毗尼去过夜。
到蓝毗尼镇上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还下着大雨，司机在一个路口把我扔下，大手一挥说往前去吧，我看着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又慌张地回去拍车门。
“韩国寺在哪里？”我问。司机不耐烦地摇下窗，吼道：“直走往右再往右！”我牙一咬硬着头皮往前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我的手电发出微弱的光。走过大路右拐进一条小路，这是一条蜿蜒在池塘边的泥路，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旁边是树丛，周围一片死寂，我只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雨水打在塑料雨衣上的声音，我感到一阵恐惧，就像一个在深夜闯进了黑森林的人。我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用手电照着路的两侧，如果有人埋伏抢劫我就完蛋了。
泥路到头，我看见右边的远处有一盆燃烧的火，天虽下着大雨，火苗却始终不熄，在火盆的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我用手电照它，上面标识了各个寺庙的方位，韩国寺还要往里走。天空划过一道闪电，边上的树丛一阵骚动。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远处隐隐出现了建筑物的轮廓，虽然只有几步路，感觉却像在黑暗里摸索了几个世纪。建筑里亮着忽隐忽现的烛光，我撒开腿跑进去，院子已经被水漫过，我一脚踩进了泥里。一个身影在屋檐下的凳子上站起来，大声问我：“谁？”“是韩国寺吗？”
我大声问。“是的，进来吧。”那个身影朝我招了招手。今天整个蓝毗尼停电，寺庙里也是一片漆黑，这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子带着我到了食堂，他点上一根蜡烛，“先吃点东西吧。”他说。他端来了泡菜米饭和热麦茶，等我狼吞虎咽吃完，他领着我上二楼找了间房，房间是韩式的大通铺，铺着塑料地纸，角落里整齐地叠放着棉被和枕头，我把棉被一摊，昏睡了过去。
韩国寺的生活清静又规矩，早晨6点不到我就起来了，目标是吃早饭。这里的三餐都是定时供应，一到饭点僧人就会敲响饭钟，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等这悦耳的声音响起，钟声一响，我就立刻奔向食堂，吃完饭一抹嘴再拎一壶大麦茶回来。
韩国寺的伙食很好，基本不变的就是糙米饭、各种酱菜，还有水果，早上还有酸奶喝。在这里，和尚吃什么我们也跟着吃什么，如果有人捐了什么食物，比如饼干、可乐、椰子之类，和尚也会拿出来给大家吃，我还经常躲在房间里偷偷煮咖啡喝。不可思议的是，寺庙里居然还有wifi！这么好的地方居然曾经是完全免费的，后来借宿的人越来越多，捐的香火钱却不多，就开始收费了。我倒觉得收费挺好，因为如果捐赠的话，捐多了我会心疼，捐少了我就觉得有愧。如今住在韩国寺里一天250尼币还包三餐，折合成人民币一天才20块钱，多么便宜，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住下去。有时候我吃腻了韩国寺的饭菜，就会跑到对门的中华寺里去蹭饭，中华寺虽然不能住宿，却是很欢迎国人去吃饭的，当我第一次在中华寺里吃到炸酱面和番茄鸡蛋汤的时候，几乎泪流满面。寺里的和尚也都很和善，中秋节的时候还给了我块月饼。
我在寺庙园区里混久了，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吃饭之道，比如日本寺有味增汤和热巧克力喝，但是住客要跟着僧人一块修行，凌晨4点就要起来“精神修行”；德国寺的庙里据说有肉吃；中华寺的饭菜做得最好吃，这一点得到了寺庙住客们的一致认可，但是吃饭的时候要保持禁语。
韩国寺的住客里什么人都有，有长住的修行者，有来蓝毗尼拜佛的香客，有在尼印边境匆匆经过的背包客，还有我这种没有计划不知道下一站去哪也不知道自己会住多久的背包客。
我的隔壁屋住了韩国女孩京苏，她小小的眼睛圆圆的脸，总是捧着电脑坐在门口的长椅上上网，停电的时候她就躲在房间里编首饰。她随身带着一个大盒子，里面装了线团和各种珠子，旅行的时候走到哪就编到哪，她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摆摊，印度人开给她的价格总是低得让她大吃一惊，销路惨淡。我就跟她讲我在曼谷摆地摊卖纸扇的故事安慰她，她发现原来还有更惨的，就感动地从“滞销品”里挑了几件首饰送我。
有一天早上，我的房间里住进来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她一进来就作揖，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她就高兴地说“：我在少林寺学了四个月的武术！在山东练过六个月的气功！”我正琢磨着以后跟她说话要小心点，她就在地上拣了根棍子呼呼地耍给我看，耍得我眼花缭乱，当即决定拜她为师。往后的几天，大家就看到，在阳台上，一个中国人在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学中国功夫。
雷是在庙里长住修行的一个美国人，他看起来总是很安静，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很少说话，偶尔在食堂里碰到会聊几句。
他问我：“你冥想（meditation）吗？”“冥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meditation”这个词，我摇头说没有，我太懒了，懒到连韩国寺的晚课都经常缺席。“为什么不试试呢？”他微笑着跟我描述了冥想的状态，“在冥想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灵魂也可能会出窍，你将会看到你自己的肉体。”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我不想说一些怀疑的话去显示我是一个无礼的人，我既不相信也不怀疑，这是个未知的事物，而我喜欢听这些奥妙的事情。相比之下，我跟一些同胞的相处却并不愉快。
韩国寺里经常也会来一些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特地来此拜佛的。一对男女，他们住在韩国寺吃在中华寺，但是每次一回来就开始抱怨：“韩国人就是聪明，寺庙开成了旅馆，住宿居然也要收钱！”
20块钱真的是一个极小的数目，还包餐。中华寺又不能住，这点钱拿出去住旅馆都很困难，花在这里也算是为建庙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这有什么不好呢？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劝他们的，但他们始终不听。
还有一个杭州大妈，她跟我住同一个房间，每天晚上她都会絮叨家里长短，说到伤心处就落泪。我安慰她，既然来到了蓝毗尼，何不放下这些享受几天清静，“你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她怒斥我。
大妈还爱打听我的事情，问我在韩国寺住多久了，我说快半个月了。“你的时间从哪里来？你不工作吗？你住在这里每天都干些什么？”她连珠炮似的问。我说我就只是在寺里待着，什么也不做。“哦，富二代。”她说。
“你见过富二代住到庙里面去的吗？”我反驳道。“就是你！”她咬牙切齿地说。
在蓝毗尼的寺庙区里，韩国寺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寒酸的，别的寺庙都是琉璃瓦顶、雕栏玉柱精心修饰的花园。韩国寺呢，一个荒芜的大院子里停了一辆挖土机，角落里堆着泥沙，主殿是一幢五层的水泥建筑，我住的二层僧客楼也是水泥加盖，外墙都没有粉刷，看起来灰突突的。每天都会有一群尼泊尔工人骑着自行车来上班，在主殿的后面忙活。我听闻这座寺庙居然盖了14年，至今还没有完工，不禁替韩国寺担心起来，我想他们一定是遇到了钱方面的难处。
北京女孩张也是个长住客，她瘦小的个子，脸上总是挂着谦卑又克制的微笑，她每年都会到韩国寺来住上几个月。她很少说话，我们保持着点头的友谊。一次她拿茶叶给我，我正倚着栏杆望着主殿那灰色的水泥墙和在底下忙碌的工人。
“韩国寺早就应该开始收费了，不然这庙永远盖不起来。”我忧愁地跟她说。“哈哈哈哈……”她开始大笑。“怎么了？”“你以为韩国寺真的没有钱吗？”她看起来都快笑出了眼泪。“不然呢？”“你看大殿后面的田地，那也是韩国寺的，韩国寺其实非常大。”她指给我看大殿后面的一片稻田，“你看那个女的，她是韩国一个基金会的主席，这个寺庙就是她的基金会建的。”她又指给我看底下跟工人站在一起的一个韩国中年妇女，这个女的每天都跟我们一块吃饭，不同的是她跟和尚们坐在一起，她衣着朴素，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在家众。
“韩国寺其实非常有钱。”“那么，又为什么寺庙盖了这么久呢？”
“因为这样，这里的工人就可以一直有份工作，有一份正业，他们来做工，每天领工钱回去，就可以养家，孩子也不会失学。每天缓慢地建造一点，他们也就能养活家人更久一点，盖一座庙要造福一片人。”张也笑着说。
我望着韩国寺那灰色的大殿，有点吃惊，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寺14年都没有完工的真正原因吗？我在想，我的同胞里还会有几个人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呢？
加入“国际纵队”
半个月后，我离开韩国寺。京苏送我，我背着包走出了很远，她还站在院门口朝我使劲地挥手。
我不知道去哪里，就坐车去了加德满都。我在山路上吃了一天灰，当我到达泰梅尔区的时候整个人都裹上了一层泥，就像一个刚从土堆里爬出来的人。
加德满都的中国人如此之多，泰梅尔区里挂满了中文招牌，满街的小贩都会说“你好”。我的朋友毛毛从国内飞过来看我，自从她来了，我就从多人间搬到了双人间，她还天天带着我去吃大餐，我的吃住行水准一下子就提高了。她对我如此之好，甚至不愿意让我和她一起分担房费，就像一个专门过来扶贫的天使。
我在加德满都也无事可干，对灯红酒绿的泰梅尔区也日渐生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讨论徒步，尼泊尔有两条世界著名的徒步线，我也萌生了去徒步的想法，但是徒步需要的装备我一样都没有，我刚从炎热的印度出来，仍是T恤短裤拖鞋的打扮，没有睡袋也没有御寒的衣物，甚至连一双能包住脚的鞋子都没有。
加德满都有很多的户外用品店，我在旅馆里认识的广州女孩慕容带着我去逛了一圈。户外用品店里的东西都物美价廉，然而小气的我仍然觉得贵，什么都没有买就回去了。回去后，这里的朋友们就搞起了“扶贫大会”，慕容把她的徒步靴送给了我，一个攀枝花的女孩给我了两支登山杖，一个北京阿姨送了我一个抓绒睡袋，她甚至还要给我冲锋衣，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谢绝了。捐赠大会结束后，我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礼物，告别了我的朋友毛毛，去了博卡拉。
博卡拉是个宁静的湖滨小镇，空气比加德满都好了一百倍都不止。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阳台上就能眺望美丽的鱼尾峰。这里也是安纳普尔那峰徒步线的起点，小镇上的每家旅行社都在组织团队的徒步游，但是我对此不感兴趣，并且也不打算雇向导和挑夫。
从博卡拉出发有很多条徒步线路，我查来查去，决定去走“安纳普尔那大本营徒步线”，俗称“ABC”。这是尼泊尔最经典的徒步线路之一，路也相对好走。但是我对徒步一无所知，一想到要独自进山我就很慌张，希望能找到伙伴。然而来这里徒步的人们通常都已结好自己的队伍，而且如果对方花钱雇了向导，我却央求别人免费带上我，这点也让我感到难以启齿，我遍寻一圈无果，只好把心一横，独自进山。为了减轻负重，我把背包寄存在了旅馆里，在店里租了只小包，装了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糖果饼干，就出发了。
今天我要搭车去山脚，直到早上，我仍然在踌躇着要不要独自进山，觉得自己做了个鲁莽的决定，我有一种要去英勇就义的感觉。有些事情，事后想起来很简单很豪迈，但是当时并非如此，我是苦了张脸去车站的。
巴格隆车站，早已有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一看就是要去徒步的。我站在一辆红色的巴士旁等着，“喂喂！璐璐吗？”我听得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一个戴着发箍穿着宽裤子的高个男孩，一看就是个日本人，我不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