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一种“公共性”的死亡替代了一个“独特的”、显示“个性与真实性”的死亡。欲望横流的花花世界使人们对死亡变得越来越冷漠，觉得那不断发生的死亡，不过是他人之死，而不是“我”的死，“我”为他人的死可以一掬哀伤之泪，但死亡毕竟对“我”是遥远的，尽管它潜伏在空间的某个地方随时能够袭击任何人。为此里尔克感叹道：“死亡是被大量计算着的，今天谁还在乎一个好好安排的死？希望有眼光属于自己的‘死’的人越来越少，正如只属于一个人自己的‘生’一样少。”里尔克认为不能以否定的方式解读“死亡”这个词语，尽管死亡受到现代社会人们的排斥和否定。他确信，依靠个人生存经验的深层转化，人们一定享有过一种“亲密的死亡”：“我相信，从前一定和现在不同。那时人们都知道（或猜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体里有自己的‘死’，就像水果中藏着果核一样。孩子们体内的‘死’是小的，成人的‘死’是大的。女人们在子宫里，男人们在胸腔中，每一个人都一直在‘享有’它。这一事实给予一个人以独有的尊严和沉默的骄傲”。因此，里尔克把拯救和重获“亲密的死亡”视为自己重要的一项任务：
倘若还有一项任务需要我去完成的话，那么这项任务仅仅就是：在无忧无虑和快乐舒适的生活中，增强与死亡之间的亲密性：死亡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者，必须重新认识和感受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沉默知情者。
如何增强与死亡之间的亲密性呢？里尔克告诉我们，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重新认识死亡是人之生存的一种不可超越的、绝对的可能性，其本质就是人的生存的“一次性”：
这短暂的东西，奇异地
与我们相关。我们，最短暂者。每一样东西
都是一次，只有一次。一次便不再重复。而我们
也是一次。永无轮回。但这
哪怕仅只一次，也是一次曾在：
因为在尘世曾在，似乎是不可收回的。
在里尔克诗意的沉思里，宇宙万物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人也同样如此，而且与其他存在者相比，人是“最短暂者”。当然这最短暂不是指最快的死亡，而是表明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能够死亡。“一次性”作为死亡的可能性是绝对的，“是不可收回的”。生存倘若可以重复，死亡就是能够战胜的，一次也就只有一种数的意义。但在里尔克这里，“一次”却是不可替代的本体，它以“不可收回”的方式展开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一次”不是随着人的生存附加到人身上的，而是一种“曾在”的状态，即一种无法自由选择的、从一开始就承担起来的生存可能性。在人的一生中，一个人可以随意选择，但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死亡，人只能承受死亡。而且人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也只有“死亡”：
在此世，从我的存在中究竟有什么留存下来？那就是，我死亡。
死亡绝不是一个从外面降临到人身上的外在现象，或者说是人们在生命历程中突然遭遇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人刚一存在就承担起的生存方式。因此，里尔克的“一次曾在”意味着一种“存在命运”，是人无法逃避和无法选择的命运。
从“整体死亡”到“亲密的死亡”。里尔克认为，当我们进入存在时，死亡也进入存在，甚至可以说，它在人生开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只是以某种方式完成了它。这个“死亡”里尔克称之为“整体死亡”：
整体死亡，甚至在人生开始之前就十分温柔地被包含着，且没有恶意，却难以描述。
“整体死亡”属于人的自身存在，所以它不仅毫无“恶意”，而且“十分温柔”。因此生与死本质上是一体的，二者不可分离。生与死是一个“整体存在”。
里尔克解释说：“我们的生存居于生与死两个不分的领域，并从中无穷无尽地汲取养分。对于这个生存，我们必须尝试获得最广阔的意识。”一个人只要生存就必然死亡，死亡仅仅属于生存，而一个没有死亡的生存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人的生存就是在“生与死”两个领域中不断滋养自己，达到完满和充盈的过程。
里尔克从“整体死亡”论出发，进一步说道：“真正的生命形态穿越生与死1两个领域，最伟大的血液循环流动在两个领域：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只有一个伟大的统一，那些超越我们的神灵——天使就栖居于此。”这就是“整体死亡”，“整体存在”，没有界限，既没有部分的生，也没有部分的死，只有一个跨越和融合了生与死的“最伟大的血液循环”。只有当人们服从于“生与死统一”的基本法则时，世界才会被赋予一种“新的尺度”，而这个“新的尺度”就是响应“大地”的召唤，最终毫不犹豫地走向大地：
大地，亲爱的，我愿。哦，请相信，不再需要你更多的春天，就可以将我赢获——，一个，啊，唯一一个春天对血液已经太多。
从远方，我决心无名地走向你。
你永远是正确的，而你神圣的灵感就是亲密的死亡。
里尔克把“大地”看作是滋养万物的根基，一切生命都是从大地中流溢出来的，大地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在它的深处却隐藏着“死亡”。因为“死亡”是内在于“大地”的，与“大地”有着亲密的关系，因而是“亲密的死亡”。虽然死亡隐藏在“大地”深处，但它却像“神圣的灵感”一样，不断地闪现出来。在里尔克看来，大地“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它就是生与死的统一，只有走向大地，死亡才会由“陌生”和“敌对”重新成为“亲密”。为此里尔克强调说，“必须把生与死的统一作为前提”，我们才会相信“死亡是一个朋友，是我们最深沉的、也许唯一不为我们的态度和动摇所迷惑的朋友”。2里尔克视死亡为“朋友”的态度并非是拒绝生命和同生命相对立的浪漫主义的感伤，也不是想说人们应当爱死亡，而是要“人们应当慷慨地、没有设计地、没有计算和选择地爱生命。这样，人们就持续地、自然而然地把死亡（生命另一部分）容纳进来，并同时爱死亡——这确实也在伟大的、不可阻止和不可限定的爱的运动中屡屡发生！”3死亡在“爱”
中成为“亲密的死亡”，而感受到这种“亲密”的人就进入了一个永恒的无限的空间。
里尔克生前虽然软弱，也被死亡的恐惧包围着，可是他对死亡的诗意沉思和表述，却没有任何疲惫、胆怯、不坚定的字眼，使人们感受到诗人的一种英雄气概，这或许是诗人的精神奥秘和魅力所在。让我们在探讨诗人对死亡的诗意沉思时记住诗人曾经写下的这样一句令人永志不忘的诗句吧：“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5．存在主义对生死的解释
现代文明使得现代人进入了历史的一个非宗教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受到质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来临之前，宗教曾经是笼罩人类生活的结构，它给人类一种意识，使人们能够借以表达对心灵完整的渴望。而一旦失去它，人类不仅无家可归，甚至变成破碎不全的人。终于有一天，现代人发现自己不仅是上帝、自然及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陌生人，而且也成了自己本身的陌生人，他的存在似乎早已被遗忘。面对这样的处境，于是有了存在主义对现代人的存在的解释，有了现代人对生死问题的新的理解。存在主义的两大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对死亡的独具一格的解释，促使人们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去思考生死问题，寻找摆脱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途径。
向死而生。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着作《存在与时间》中对死亡的分析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解释，它深深影响了此后欧洲的人文科学，并渗透到诗人的创作中。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即通常所谓人生叫做“生存”，在探讨人的生存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被描述时谈到了死亡问题，这样死亡便成为使生存作为一个整体能被我们把握到的关键因素。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一点。
通常对死亡，对它那不可避免的大限，人们所想的和所说的，似乎都来自第二手经验，即“他人之死”。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他人死亡可以让我们经验到这一切包括目睹他人的垂死过程，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经历不到死者真正的死亡，我们最多不过是“在旁”（意即处在旁观者的位置），即使假设我们在旁能以同情的态度把他人的死亡从心理上自己了解清楚，但这种靠臆测和想象而得到的死亡观念也是不真实的。他因此断言，把他人的死亡过程当作课题来分析死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接受他自己的死亡，“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向来就是我自己的死亡。”“死亡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的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此在”是海德格尔专指人的术语）那么，“我之死亡”又是什么样的呢？海德格尔说，死亡是一种终结，这种终结使人的生存成为一个整体，但死亡并不意味着人的存在的终结，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即“向死亡存在。”死亡不是生存之外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人的生存之内的东西。死亡对生存的内在性表现在，它作为不存在并不是人的存在直线上的最后一点，它作为不存在乃是人的存在的内在部分，因为死亡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向着死亡的存在，人的生就是向着死的生。
这种向死而生的死亡观将死亡看作既是可能性又是必然性，死亡是可能性，因为它内在地从属于作为可能性的人的存在，因为它是人生诸多的可能性之一；死亡是必然性，因为它包含了对作为可能性的人的存在的彻底否定，因为它是人的一切可能性的毁灭，因为它是一种无可选择、不可变更的可能性。死亡既从属于生存，又背离生存，因为它是使生存成为不可能的可能性。死亡这种无法逃避的必然性，使它始终紧紧栖身于人；而它由于具有“还未到来”的可能性，对人始终是悬置前方的东西，所以人的生存才是“向着死亡的生存”。
没有人怀疑人会死，人们即使在无所谓的漠然状态中也还是肯定了人的必死性。但海德格尔还是残酷地指出人们对死亡的无知和忧虑：此在只要生存着，它就确实是在走向死亡，但却是以逃逸、衰退的方式走向死亡。人们置身于万物之中，并且从日常生活的万物出发来解释自身，以逃避死亡。人们用“暂时尚未”
掩盖了“死亡随时随地都是可能的”这一残酷的事实，正是这一逃避，证实了死亡。
在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死亡观中，死亡是确实的，它永远是可能的，随时随地都是可能的，但是它“何时”来到却是不确定的。因此死亡是一种绝对确实的可能性；它是使得任何可能性成为可能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解释没有任何的诗意，虽然他并没有反对其他人对死亡的解释，但是他使人们在这种向死而生的死亡观面前似乎已无可逃遁，甚至在他们的人性深处，在向死存在的背后联结着的一种不死的希望也像泡沫一样破灭了，剩下的是永久的虚无。
荒谬的死亡。作为法国着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虽然受到过海德格尔的影响，但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论及死亡时，却针对海德格尔的死亡观表达了与其具有同等力度的思想。
萨特虽然赞同海德格尔对死亡作“生存论分析”，将死亡看作是专属于人的事情，但他说，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要承认死亡为人的内在可能性（赋予生存以意义）的看法。萨特提出了死亡荒谬论，他说：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死亡的荒谬性，应该排除把死亡看作人生意义的必要来源或必要成分的想法。死亡并不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是我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东西，死亡可以是个别的、主观的死亡，也可以是一般的、客观的死亡。倘若是为了建立、为了证明、为了祖国等等，那无论谁都可以替我去死。只有当我已经处于主观性之中时，死亡才变成了“我的死亡”，不是死亡把不可替代的自我性给予了我的自由，而是我可以给予死亡以不可替代性。他认为死亡绝对不会是如约而至的东西，我们不能等待死亡，等待一种老年的死亡是盲目的和自欺欺人的，死亡作为偶然事件的出现是不可预料的。因此“死并不是我的不再实现在世的在场的可能性，而是在我的诸可能性之外的我的诸可能的一种总是可能的虚无化。”这就是说，死亡并不是一种人生之内的可能性，死亡处于任何可能性之外，是随时都会出现的对人生诸可能性的破坏和否定。
按萨特的哲学，任何真正的意义都是人所赋予的，任何东西只有当它是“我自己”选择和造就的，只有当它与“我”的主观性紧密相关，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便是荒谬的。而死亡不是我们选择的对象，“死不是在我们的自由的基础上出现的，它只能将全部意义从生命中去掉。”“死永远不是将其意义给予生命的那种东西。相反，它正是原则上把一切意义从生命那里去掉的东西。”因而如果我们应当死去，我们的生存就没有什么意义，即使最极端的死亡行为自杀，也不能证明死亡有意义。既然死亡是荒谬的，那“自杀是一种将我的生命沉入荒谬之中的荒谬性。”
萨特得出和海德格尔相反的结论：死远不是固有的可能性，它是一个偶然的事实，死亡和出生一样，是外在于我们的事实性的东西，并不是内在于我们的可能性。因而“我们的出生是荒谬的，我们的死亡也是荒谬的”，死亡处于我的个体性、主观性、内在性、自由之外，它不是我的内在可能性。它是毫无内在意义的荒谬事件。
萨特的死亡荒谬论尽管和海德格尔相左，但仍然是从生存论出发的，即存在主义出发的——死亡对生存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这样两人殊途同归，最后不可避免走向虚无。只是两人的影响稍有不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人文学科辐射更大些，而萨特的观点对诗人的创作更具有魅力。萨特本人作为文学大师，将他的这种生死荒谬论自然也毫无保留地淋漓尽致地渗透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或许读者对他冗长的《存在与虚无》会望而生畏，没有耐心领会他的存在主义的死亡荒谬论，但却可以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领略到生死的荒凉和荒谬。
6．谁愿意把死亡之剑刺进自己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