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湖北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古代湖北的手工工业还是近代湖北的机器工业，都曾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
《庄子？大宗师》有句话叫“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早在先秦时期，湖北大冶就是重要的矿冶基地，是公认的世界青铜文化发祥地。殷商时期，古人就在大冶开采铜矿。湖北大冶的铜绿山蕴藏有丰富的铜铁矿床，其中铜矿主要集中在大理岩与火成岩的接触带上，主要有孔雀石、赤铜矿、自然铜等。1973年，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发现，经考古专家研究认定，该古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完好、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处古铜矿遗址。被国内外专家誉为“是中国继秦始皇兵马俑后又一奇迹”，“可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铜绿山有前后两个时期的采铜和冶铜遗址，前期属春秋时期或稍早，后期属战国至汉代。湖北的先民为掘取铜矿石，开凿竖井、平巷与盲井等，并用木质框架支护，采用了提升、通风、排水等技术。春秋时期的井巷较小，木质方形框架的长宽均为60厘米左右。战国时期井巷增大，框架直径达110～130厘米，并使用辘轳提升矿石及汲出地下水。经清理出来的春秋时期冶铜炉，由炉基、炉缸、炉身3部分组成。炉基下有风沟，冶炼时可确保炉缸的温度。炉缸设有放铜、排渣的金门，炉身有鼓风口。炼炉附近有工棚遗迹和碎石用的石砧、石球，加工过的矿石及陶片、铜块等。经模拟实验证明，这种竖炉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性能好、炉龄长、操作简便，每炉日产铜不低于300千克。古炉渣总量超过40万吨。经化验，炉渣的酸度适宜，含铜量仅0.7%，说明东周时期的冶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的发现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湖北的先民就使用了鼓风竖炉炼铜，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其中的春秋时期炼铜炉竟已具备了现代高炉的雏形，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在铁器出现之前，铜及其合金曾是用量最多、用途最广、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的一种金属。应该说，铜绿山的铜矿开采与冶炼，为楚国青铜文化于春秋中期以后辉耀天下奠定了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东周铜器来看，楚国铜器的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令当时的中原列国望尘莫及的。据学者统计，仅就青铜礼器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此出土的东周楚墓约100座，虽只占楚墓总数的四五十分之一，却已与中原地区有此出土的墓葬数量不相上下。河南下寺楚墓出土的各种青铜礼器有160余件，曾侯乙墓出土的属于楚文化系统的数十种铜器约有10吨。其次，楚国铜器的形制之巨、规模之大，据现有资料也是令中原列国无可比拟的。楚幽王墓中出土的楚王鼎，重达400公斤，至今为两周铜鼎之冠；曾侯乙编钟有大小65件，共重2500多公斤，其磅礴的气势至今举世无匹。而且楚国青铜器的工艺之精、造型之美，更是独步天下。许许多多采用浑铸、分铸以及青铜时代之绝技的失蜡法熔模铸造等多种冶铸技术，采用平雕、浮雕、圆雕、透雕以及错金、镶嵌、铜焊、铆接等多种加工方式制作的青铜器物，大大发展了商周以来的青铜工艺，达到了世界青铜文化的顶峰。
在铜矿的开采、冶炼以及青铜器的制造之外，古代湖北纺织业、漆器业等方面的骄人成就同样为考古发现所证明。
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丝绸品种有绢、绨、方孔纱、素罗、绮、彩条纹绮、锦、绦、绣等。江陵马山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在已经出土的世界同时代同类产品中，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衣衾最完整。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50支，纬线30支，最细密的经线达158支，纬线达70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已经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
漆器在古代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物品，由于漆有耐酸、耐碱、耐热、防腐等特性，因此很早就被人们利用。漆器又不仅仅是实用品，又是雕塑和漆绘高度结合的产物，蕴含着高超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品位。楚国是使用漆器最为发达的地区，从考古材料来看，只要是楚国时期的墓葬（无论是贵族墓还是平民墓），多有漆器。楚国漆器的色彩可谓五彩缤纷，做工可谓巧夺天工。出土的楚漆器就其胎体的造型和漆绘的图案、色彩等都反映了楚人的工艺水平、审美观念和艺术品位。早在春秋时期的楚墓中就有较多的漆器出土，这些漆器主要发现于宜昌、当阳等地。其中能够突出反映当时漆器制作水平的有当阳赵巷四号墓出土的漆簋、漆豆、漆方壶、漆俎等。这一时期的漆器种类还较少，色彩及纹样也比较单调。到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制作技术飞速发展，已日臻成熟并逐渐达到了顶峰。漆器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根据材料的质地、形状和产品的要求有斫、镟、卷、雕、脱胎等。髹漆工艺已不仅仅施加于木胎，其他如竹、皮、陶、藤等质地的器物上也开始髹漆。楚国漆器的色彩虽以黑、红二色为大宗，但到了战国时期已不仅仅局限于黑、红二色，调漆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从使用原生漆已发展到脱水精制漆和加油调制彩漆，能调出红、黄、绿、蓝、金、银等多种色彩，使得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色彩斑斓，艳丽如新。楚国漆器上的纹样装饰有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及反映社会生活的纹样等，几何纹样繁缛多变。楚国漆器的种类也非常丰富，可达到六七十种，包括了当时的生活用品的盒、豆、盘、奁、壶、杯、耳杯、筷子、梳、篦、俎、虎子。家具类有几、案、卧床、枕。文书工具类有文具盒、毛笔、削刀鞘等。乐器有鼓、虎座、鸟架悬鼓、鸟鼓架、鹿鼓、琴、瑟、笙、排箫。丧葬用品有镇墓兽、羽人、虎座飞鸟、鹿座飞鸟、卧鹿、棺、苓床。兵器则有剑及一些附件物品。
在经历过古代手工业的辉煌后，当历史迈入近代工业化时代，湖北同样有不同凡响的辉煌。这种辉煌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关系。
1890年初，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将其在两广总督任内订购的纺织机器转运到湖北，于这年年底在武昌文昌门外开始兴建湖北织布官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该局正式投产。湖北织布官局最初拥有布机1000台，纱锭30400枚，工人2000余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全能企业。该局不仅聘请了9名英国技术人员，分2次共派80名工人到上海织布官局学习新的生产技术，还努力推广机器纱、布产品。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湖北官布局所产布匹有原色布、纹布、棉布等，每匹长100市尺。由于在武汉销售可免税收，运往各省只收江汉关一道税，商家争先采购，棉纱和布匹均通行各省，销路畅旺。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该局共产原色布300196匹、纹布11785匹、棉纱135702担。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张之洞奏准在武昌文昌门外官布局东隔壁设立湖北官纱局。次年四月，开始兴建厂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安装纱锭50064枚、拥有男工1600人的北纱局建成开工。该局日产棉纱1.2万磅。1898年春经营很旺，不久便因银根奇紧，产品滞销，积压棉纱2000～3000捆。到1900年，几乎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产。湖北官纱局历年经费，先后由两江督署垫款以及湖北盐署、粮署、善后局、枪炮局、铁路局、赈捐局、江汉关、官钱局、官银局和臬署拨款，共计银1087442.54两。
张之洞在增设官纱局的同时，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奏准在武昌开设缫丝局，次年建成开车。该局最后装成缫丝锅208釜，职工300人，聘请上海工头作教练，每日制出上等品30斤，普通品18～19斤。原料全用湖北生茧，以沔阳最多。多用黄丝茧织成的丝品，其精美长度虽不如江浙丝品，但也很细洁匀润。1903年，武昌丝局缫成黄丝250担，全部运往上海转售外洋，每担价银800～900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之洞派员创设制麻局。该局安装纺麻机和织麻机各100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投产出品，日产麻纱300斤（80～140支），织物平均长500米。
陆续建成投产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不仅标志着湖北机器纺织业的崛起，也使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纺织工业基地，改变了湖北乃至华中地区近代纺织工业一片空白的局面，为华中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轻工业、民用工业兴起的同时，湖北的重工业、军事工业也在张之洞的创办下崛起――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相继建成投产。
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决定建造卢汉铁路（京汉铁路），令张之洞移督湖广以督建该路南段。鉴于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钢铁――主要是钢轨，同时为了避免大量进口洋铁，张之洞决定自办炼铁厂，并将其在两广总督任内订购的炼铁机器转运到湖北。
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六日（1890年6月3日），湖北铁政局成立。张之洞争取到户部200万库平银经费的支持，委任蔡锡勇为总办，聘请外国专家来湖北，组织15批30人次到湖北、湖南、陕西、四川等地，勘察炼铁所需的煤矿和铁矿，反复勘察建厂地点，最后，确定以含铁量高达64%的大冶铁矿石为铁矿源，在方便转运和就近管理汉阳大别山（龟山）之北建立铁厂，湖北炼铁厂因此亦名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建成时实际投资588万两以上。其建厂工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8月正式动工，光绪十九年（1893年）10月22日竣工。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炼钢、炼铁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诞生。其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该厂包括生铁厂（设日产100吨高炉2座）、贝塞麦钢厂（即转炉炼钢厂，设55吨酸性转炉2座）、马丁钢厂（即平炉炼钢厂，设10吨平炉1座）、钢轨厂（设800毫米轧机）、铁货厂、熟铁厂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4个小厂，雇佣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其配套厂矿有大冶铁矿、王三石煤矿和马鞍山煤矿。
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汉阳铁厂开炉冶炼，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汉阳铁厂因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汉阳铁厂从此进入官督商办时期。盛宣怀接办后，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将大冶铁矿隶属总厂。随后又开办萍乡煤矿，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怀将经过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有限公司，汉阳铁厂计入完全商办时期。
汉阳铁厂曾令全世界瞩目。英国驻汉领事称汉阳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碾轨机之森严，气声隆隆，锤声叮叮，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中华二十世纪雄厂耶”。上海《时报》译载《泰晤士报》文章，称（汉阳铁厂）“生铁一日之间已制成钢，制成钢后又成种种钢货。中国现在诚如日本，为钢铁世界之大竞争家”。
如果说汉阳炼铁厂是张之洞在湖北兴建重工业的大手笔的话，那么汉阳兵工厂无疑是其撰写的汉阳炼铁厂姊妹篇。
汉阳兵工厂初名湖北枪炮厂。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北铁政局成立的时候，张之洞已决定在湖北兴建枪炮厂，并计划以该局统管汉阳炼铁厂和湖北枪炮厂。湖北枪炮厂的设备也是从广东转运得来的，最后也落脚与龟山北麓。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4月厂房落成后，该厂逐渐开工。不幸的是，制枪厂于6月14日失慎，引发大火，将房屋及设备全部烧毁。为了建成投产，张之洞一面修复厂房，一面奏准添建炮弹、炮架和枪弹3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该厂开始投产。枪炮厂的主要设备购自力佛厂和格鲁森厂，是当时全国兵器制造工厂中最新式的，主要生产枪、炮、枪弹、炮弹及其配套的炮架、铜壳、底火等产品。同年四月，枪炮厂从铁政局分离，另设枪炮局，八月成立炮厂，仿造德国快炮。其后又添购制造枪炮的机器。光绪二十一年冬，炮架、炮弹、枪弹３厂建成。其间，熔铜厂亦成立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又从德国格鲁森厂购无烟药机、罐子钢机，于汉阳府城外西北隅赫山处添建炼罐子钢、制无烟药两厂，定名钢药厂。两厂同属枪炮局辖。
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北枪炮厂下已是分厂林立。眼看着自己倾心培育的“孩子”已长成块头不小的大人了，若继续穿着件婴儿装，呼着“枪炮厂”的乳名，张之洞觉得不合适。于是，他奏准将厂名更改为“湖北兵工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北兵工厂定名为“汉阳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从开办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购买机器、建筑厂房、购买材料等用银共计耗银784.6万两。而据统计，至宣统元年（1909年）该厂累计生产步枪112145支、马枪8603支、枪弹6143万发、火炮985门、炮架904副、炮弹98万发、无烟火药150吨（33万余磅）。所产枪炮弹药除用于本省军营外，多数拨解京师，分济各省军营。后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称：“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叹为各行省所未有。”
作为清末中国第一座具有完备系统、规模首屈一指的大军工厂，其军工制品，较一般兵工厂的要精良。该厂所产以仿造并改良德国1888式毛瑟步枪而生产的79式步枪最为有名，该枪因使用7.9毫米子弹而得名，俗称“汉阳造”。此后，该厂生产的步枪不断改进，然而“汉阳造”的大名在外，故称呼依旧。汉阳造的生产经历了半个世纪，其寿命超过了任何一种曾在中国生产过的武器工厂。从军阀混战的时代到抗战结束，汉阳兵工厂虽易主、易地甚至易名，但无改汉阳造作为主力武器之一的事实。
如今，汉阳兵工厂移居武汉市江夏区，改名为“3303工厂”，以军品修理为主。其原址所在地则修建了牌楼式纪念建筑。而汉阳造则以凤凰涅槃的形式，实现了另类形式的生命延续――武汉市政府以汉阳兵工厂与汉阳炼铁厂等近代厂矿遗址为基础，创建了“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为新时期城市发展造血。
晚清湖北兴起的现代化企业，除了湖北布、纱、丝、麻四局以及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之外，此外还有汉阳官砖厂、白沙洲造纸厂、武昌制革厂、模范大工厂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张之洞湖北新政乃至晚清湖北新政之实业建设的一体多面。其中，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铸就了武汉乃至湖北近代工业的骨架，也奠定了湖北近代工业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湖北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陈 锋 方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