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征伐不断的乱世， 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
220年， 曹丕建立魏朝； 第二年， 刘备建蜀汉； 孙权则于229年建立吴国。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形成。
263年， 魏军消灭蜀汉。两年后， 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炎自立为皇帝， 建立晋朝， 史称西晋。在稳定了政权后， 晋军于280年大举南下， 顺利渡过长江， 统一了全国。
西晋政权从一开始就在统一之中存在着分裂的成分， 稳定中蕴含着不安定的因素。世家大族把持朝政， 他们排斥庶族， 威胁皇权， 影响了帝国的政治基础。自三国时期已开始内徙的少数民族， 如匈奴、鲜卑、羯、氐、羌， 此时已形成一种强大的潮流， 动摇着西晋政权。公元316年晋愍帝向匈奴将领刘曜投降， 西晋灭亡。
318年， 司马睿在建业（今南京） 正式称帝， 建立东晋。东晋和原先被晋朝消灭的东吴一样， 依托长江割地以自保； 而北方则陷入军阀豪强大混战的局面。在此后135年间， 北方先后出现了成汉、二赵（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夏等16个政权， 这一时期被称为“十六国时期”。直到439年， 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
420年， 执掌军权的权臣刘裕废掉晋王朝， 建立自己的宋朝， 史称刘宋。
以刘裕建宋开始， 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灭陈统一全国结束， 史称南北朝时期， 共计170年。其间， 在南方， 刘宋、南齐、萧梁、陈四朝更迭， 均是短命王朝。
在北方， 拓跋鲜卑剪灭群雄， 入主中原， 建立北魏。孝武末年， 权臣高欢、宇文泰将北魏辖区切割成东魏、西魏两块， 东、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557年，北周灭齐， 北方重新统一， 大定元年（581年）， 外戚杨坚代周称帝， 改国号为隋。
南北朝时期， 政权更易的频繁， 战祸的惨烈， 暴君之多之广， 为历史所罕见。
但没有南北朝的开创， 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隋唐文明。比如隋唐的许多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源于南北朝， 例如均田制、府兵制。而民族融合更为隋唐的经济文化高峰的到来供益良多。在南北朝时期， 南方继续开发， 为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做了充分的准备。士族的势力进一步削弱。同时， 南北朝还是一个思想文化极度活跃发展的时期。
曹操与三国
自董卓以下， 中央成为大军阀的傀儡。地方则由大小军阀割据。董卓没有远大的计划， 失败之后， 曹操取代他的地位。
曹操（155—220）， 字孟德， 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 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 官至太尉。曹操少机警， 有权术， 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 组建西园新军， 他任典军校尉。董卓专权后， 曹操到陈留聚兵五千人， 参加讨董联军。初平三年（192年）， 青州黄巾军攻杀兖州刺史， 曹操入据兖州， 击败黄巾军， 收降卒三十余万， 男女百余万口。他改编其中精锐者， 号称“青州兵”， 从此势力大振。后曹操迎汉献帝入许昌， 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政治优势。当曹操大体上平定黄河以南时， 袁绍也平定了黄河以北。建安五年（200年）， 双方决战于官渡（今河南中平境内）。曹军在官渡以少胜多， 歼灭袁军主力， 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官渡之战后， 袁绍病死， 其子袁谭、袁尚自相攻击， 曹操乘机挥师北上， 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此后， 曹操集团成为当时势力最大、军事实力最强同时拥有着很大政治号召力的割据势力。
割据的局面渐渐分明， 形成鼎足之势， 赤壁之战可说是决定三国局势的战争。
曹操平定北方后， 欲借胜利之余威扫荡南方， 攻灭荆州、江东以统一天下。不过志满意得的曹操由于轻敌和出兵过于迅速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复杂因素， 终于被一心抗曹的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击败。曹操退回北方后， 刘备以荆州地区为根据地， 又占领了益州、汉中等地， 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三国鼎立局面实际形成。后来曹丕篡汉，吴、蜀称尊， 不过是正式宣布一件早已成立的事实。
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 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 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 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 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 儿子司马炎则取魏而代之， 国号为晋。
曹操在北方屯田， 兴修水利， 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 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 用人唯才， 打破世族门第观念， 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 抑制豪强， 加强集权； 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精于兵法， 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 善诗歌， 《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 气魄雄伟， 慷慨悲凉， 他在政治上的功绩是不凡的。
曹操没有高贵的出身， 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 实力和影响远胜曹操， 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操不得不度外用人， 发布“唯才是举” 的教令， 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口中所说、手下所做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 曹操的面谱全部涂白， 以显示其谲诈， 只有眼角稍沾笔墨， 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古代的史书， 总以道德论人， 将人物脸谱化。曹操在戏曲中成为白脸奸臣， 正是这一史学传统的反映。
曹魏开创薄葬之风
两汉时期， 社会上下崇尚厚葬。这种厚死重于养生的陋俗， 在汉代也曾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真正能够在葬俗上革故鼎新， 改变一代风气面貌的人物， 则是盖世枭雄曹操。
建安十年（205年）， 曹操打败袁绍父子， 占据冀州， 很快便在全境下令禁止厚葬和墓前立碑。他本人以身作则， 带头薄葬。建安二十三年（218年） 六月，曹操亲自选择一块“瘠薄之地” 成为寿陵， 并确定“因高为基， 不封不树” 的葬式。所谓“不封不树”， 也就是顺应自然地势， 不起土封坟、不树标志。临终前，他又留下遗令： 以日常的衣服作为殓装， 墓中不殉葬金玉珍宝。曹操还要求僚属不许因丧事影响公务。据《晋书·礼志》记载， 曹操墓中随葬品只有春秋冬夏服装四箧， 别无他物。
曹操之子曹丕代汉称帝， 严格遵奉父亲的遗教。富室豪门更不得不有所收敛， 以免以身试法。
由曹魏开创的薄葬风气， 对于后世影响很大。篡夺曹氏皇权的司马氏家族，仍然倡导薄葬。魏晋时期的薄葬与两汉的厚葬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西晋与中原的沦丧
经过汉末的大乱与三国的扰攘之后， 天下一并于晋， 大局似乎又安定下去。但这片时的安定， 不过是大崩溃前的回光返照。自殷商以下两千年来建功立业的华夏民族至此已颓废堕落到可惊的程度， 无人再能真正振作， 大家好似不约而同地走向自杀之路。政治腐败， 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 贿赂公行， 钱能通神。
晋武帝是开国之君， 却是平庸之主， 无经国远图， 宽纵大臣， 信用佞臣。朝中权贵结党营私， 政出多门。他贪婪成性， 公然卖官鬻爵， 以为私财。自灭吴之后，更加志得意满， 以为江山一统， 天下太平， “骄泰之心， 因斯而起” （《晋书·八王传序》）。他的后宫原有宫女五千， 又选取吴宫女五千， 终日耽于嬉戏。君主如此，臣僚更甚。西晋权贵大多是曹魏权贵的子孙， 生于富贵， 安于逸乐， 以奢靡相高，纵情于声色。为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 他们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 广占园田土地， 收受贿赂。如鬲令袁毅行贿遍朝中， 以求升迁。当时求官买职成风， 王沈在《释时论》中说： “京邑翼翼， 群士千亿， 奔走势门， 求官买职。” （《晋书·文苑·王沈传》） 连荆州都督杜预也不得不给朝中权贵送礼以求平安。更有甚者， 石崇在荆州任上竟然派人抢劫过往的使者、客商。对此， 时人鲁褒讽刺说： “凡今之人， 唯钱而已。”（《晋书·隐逸·鲁褒传》） 西晋统治集团腐败到这个地步， 它的灭亡已经不远。
大乱之后政治破裂， 豪右遂得操纵地方。这最少是晋又行“封建” 制的一个原因。但封建并不足挽回颓局， 反致促进崩乱的来临。地方都督， 都是由皇帝任命的。
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 手握一方军政大权， 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 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 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 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
社会的萎靡与政治的腐败同时并进。有能力的人都采取及时行乐主义而癫狂般地享用。内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 杂居中国边地甚至内地的夷狄就乘机喧宾夺主， 人民的颠沛流离达到一个难以设想的地步。汉末以下的扰乱至此可说收到了最后的恶果。永兴元年（304年）， 匈奴族首领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 起兵反晋，自称匈奴大单于， 后建国号汉， 改称汉王。刘渊子刘聪继立， 派兵消灭西晋。其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各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 各政权之间此起彼伏、互相攻杀， 昔日中原胜地， 沦为炼狱， 百姓或被杀， 或携家带口、流离失所， 在流亡的道路上， 尸骨成堆、哀号满路。这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 和“永嘉之乱”。
最可怜的就是少数的明眼人， 在晋武帝的盛期他们已知自己是处在衰乱的末世。
但他们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发生效力， 一般的人似乎都抱着一种“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宗旨。人心既死， 一切在理论上可行的办法都无济于事。
南北朝的侨郡县
西晋末年， 中原士庶百姓为逃避战乱而大批南徙。东晋政权于是在长江南北按北来侨民的原籍设置地方机构加以管理， 即侨郡县， 如随晋元帝南渡的以琅琊临沂王氏为代表的琅琊士庶百姓共有一千余家， 成帝便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 界内侨立琅琊郡， 其下又设侨临沂县， 这就是所谓侨郡县。又陆续地立青、徐、兖、幽、并、雍、秦等侨州。东晋政权为了吸引劳动人民， 对北方侨民最初都给予免除调役的优待。与之相应， 北方在十六国时期， 辽东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权为吸引河北汉族流民也设置侨郡县， 以统流民， 并给予优抚。不过南、北政权给予侨民的优抚在政权稳定以后又都被取消。侨郡县制度对优抚士族、安置流民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也引起了地方行政区划的日益紊乱。今天见到南北方地名相同的情况有一些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侨郡县遗留下来的痕迹， 这也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魏晋名士的风度
汉朝衰落后， 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 时代思潮开放发生转变。儒家、道家思想经过重新分化组合， 开始形成魏晋玄学。与此同时， 汉末名士针对时弊的清议开始转变为魏晋务虚的清谈。玄学和清谈， 标志着打开了思想界的新局面。这样，魏晋风流——代表这一时期特殊风格和思想的字眼出现了。其中， 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当然要数竹林七贤和风流宰相谢安。
竹林七贤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等七个人。他们生活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激烈斗争的时候， 采取了消极反抗的办法。他们常常聚在一起， 到有竹林山水的地方饮酒。这七贤当中， 为首的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性情豪放， 脾气古怪。他对现实不满， 就用酒来麻醉自己； 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跑到山野荒林去长啸， 发泄胸中的闷气。嵇康是一个脾气更古怪的人， 他长得一表人才， 学识极其渊博， 不但善于弹琴作诗， 还有一身好力气， 擅长打铁， 算得上是个文武全才。
竹林七贤虽然都是些聪明能干、才华出众的人， 但他们只是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 暂时聚集在一起的， 他们并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很快， 在司马氏集团的威胁利诱下， 竹林七贤开始分化， 各奔前程去了。山涛、王戎相继被收买， 做了司马氏政权的大官。只有嵇康和阮籍能够同对强权， 坚持不合作精神。
阮籍虽然也做了司马氏集团的官员， 却整天借酒来装糊涂， 逃避为司马氏做事。
有一次， 司马昭替儿子司马员向阮籍家求婚， 阮籍不愿意， 就故意喝得烂醉， 装聋作哑， 一直醉了60多天， 终于躲了过去。
嵇康坚持不合作到底， 并且针对司马氏统治下的虚伪、残酷的政治， 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山涛归顺司马氏后， 也想让嵇康出来同流合污， 替司马氏集团效劳。
嵇康坚决拒绝， 还特地写了一封与山涛绝交的公开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信中， 嵇康痛骂山涛， 责怪他不该违背当初的志愿， 做了司马氏的官， 更不该想把别人也拖下水。
嵇康的无情揭露， 对司马氏集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 嵇康被捕了。关了些日子， 嵇康被押到刑场。就义之前， 嵇康要了一把琴， 从容不迫地弹了一曲《广陵散》， 曲调悠扬雄壮， 听者无不落泪。这样的情景， 这样的气氛， 正好为烈士送行。刽子手手起刀落， 嵇康的鲜血直喷上天。这样， 嵇康被杀了。
嵇康被杀后不久， 阮籍也病死了， 竹林七贤的时代结束了。但竹林七贤的精神，特别是嵇康和阮籍不出卖知识分子的良心， 坚持跟虚伪、残酷的统治者不合作的精神， 是值得后代的人学习和赞颂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竹林七贤的风流过去了， 东晋宰相谢安的风流又来了。
大家一定还记得淝水之战， 谢安就是全盘指挥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不仅是东晋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而且博学多才， 风度优雅， 是当时名士的领袖。
谢安精于清谈， 当时的名士都佩服他。谢安的文学修养也很高。在闲居时， 他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 成了当时的文坛佳话。谢安喜爱音乐， 还工书善画。总之，谢安是当时最有风度的人物。
谢安的风流神采， 不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 而且对当时的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谢安有鼻炎， 读书的时候， 声音浑浊浓厚。当时的士人们听了他的读书声，都羡慕得不得了， 甚至有人捏着鼻子模仿他的浊音。
谢安是当时东晋的风流领袖， 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达到了左右当时社会风气的程度。谢安有一位同乡， 在地方上做官回来， 捎带了五万把蒲扇回京城想卖个辣价钱。同乡给谢安送了一把蒲扇。大家一见谢安使用这种蒲扇， 纷纷模仿。京城里不论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 都纷纷去抢购这种蒲扇。结果， 不到一个月， 五万把蒲扇销售一空。
谢安的风流气度， 确实让人佩服， 因为那是他个人的修养自然而然地外在流露。
可是， 这种风流一旦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 就会失真、变味。当人们只注重外在的风流表现， 而忽视从自己的内心加强修养， 就必然画虎不成反类犬， 使风流成为故作矜持的表现。这就是魏晋风流只能在特定人物身上体现的原因， 魏晋历时150多年， 真正的风流人物又有几个？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