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门阀， 有门与阀两层意思， 门即门第、门户， 阀即阀阅、功劳。门阀即门第等级。门阀讲究地望， 即宗族的籍贯。以地望别姓氏， 以地望别贵族， 是当时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外部特征。例如， 西晋士族高门王氏， 有太原王氏与琅琊王氏之分， 当时太原王氏累世身居高官， 成为首屈一指的高门； 到了东晋， 琅琊王氏有开国之功， 历任宰辅， 一跃而为侨姓士族之首领， 第一流的高门。这两个王氏的区别就在于地望。
门阀政治的腐朽性在于， 士族高门的子弟， 只要凭借显贵的家世， 不必凭借自己的才能， 就可以稳稳地做上高官。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莫不如此。
王遐出身于太原王氏家族， 仅仅因为他的“华族” 出身， 使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光禄寺的高官。庾冰出身于颍川庾氏家族， 他自己不无得意地说： “因恃家宠， 冠冕当世。” 仅仅凭借门第， 当上了宰相。至于琅琊王氏中王导这一支， 从东晋到南齐，一直官运亨通， 身居高位， 所谓“六世名德， 海内冠冕”， 当宰相的接二连三。
这就是说， 只要是士族高门， 甚至是白痴也可以出任高官。因此带来了严重的弊端： 一方面， 高级士族凭门第而不必凭才能就可以坐至公卿， 于是不思进取， 终日沉湎于清闲、放荡的生活， 而不关心政治， 拒绝担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 另一方面， 只要门第不垮， 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养成了高级士族在王朝更迭的斗争中畏葸退缩， 明哲保身， 甚至见风使舵， 随声附和。
士族高门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特权， 不仅把持官场， 不让寒门庶族插足，而且在婚姻上也有严格限制。士族高门只能和士族高门通婚， 如果和圈外人士通婚，就被看作婚姻失类——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士族高门非常重视家谱， 讲究郡望， 谱学成了一门新兴学问。
然而， 门阀政治在南朝逐渐显露颓势。士族腐朽不堪， 不能担任武职， 庶人出身的人便以武职为升官的阶梯。南朝的四个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 都是庶族出身， 先掌握军权， 而后夺取政权。庶族出身的皇帝自然要提拔庶族官员作为自己的辅佐， 因为士族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只能担任清闲之职享受高官厚禄。
进入南朝以后， 低级庶族出身的皇帝不断起用具有真才实学的寒士和庶人， 通过各种方式削夺名门士族的力量， 努力强化和延伸皇权。高门士族集团日益感到威胁的严重存在， 遂以强化士庶界限来保护自己。他们本来就具有排他性， 这时几乎成了一个对外封闭的社会集团。
《宋书》记载， 当时社会士庶杂居， “虽比屋邻居， 至于士庶之际， 实自天隔”。士庶不相往来， 不相交结。那时候， 一般庶人若想取得士人同意加入士流， 可以说是绝对无望的， 连皇帝也毫无办法。《宋书·蔡兴宗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中书舍人王弘受到宋文帝的喜爱。王弘很羡慕士人的地位， 要求皇帝帮忙。文帝出主意说： “你想当士人， 就得硬着头皮拜访王球一次。如果他答应了。问题就没有了。
你去他家， 可以说是奉圣旨而来的。” 王弘把来意刚向王球说完， 王球扇子一挥， 回答十分干脆： “你不能入士流！” 王弘据实汇报， 文帝说： “我对此事也没办法了！”萧齐时， 出身寒微的纪僧真当上了中书舍人， 齐武帝力排众议为之辩护说：
“人生何必计门户？ 纪僧真堂堂， 贵人所不及也。” 纪僧真却有点心虚， 向皇帝吐露真心说， 自己是出身低下的武官， 今日升任高官， 乞求成为士族。齐武帝回答说，做士族的事， 皇帝也不能决定， 必须自己去找士族商量。纪僧真去拜访姓江的士族，遭到蔑视， 丧气而归。
梁武帝时， 侯景从北齐归降梁朝， 向梁武帝提出， 要同南朝的名门望族王、谢两家联姻， 梁武帝劝诫说， 王、谢两家的门第太高了， 你还是同门第低一些的家族联姻吧。
士族的排他性、封闭性， 不但表现在对庶族上， 而且在其内部也有体现。弘农杨氏， 汉代四世三公， 西晋时期仍是士族领袖。杨氏后人杨佺期自己认为他家的门第最高， 不管是北方南渡的士族， 还是南方土著的士族， 都无法与之相比。可是士族集团因他家过江较晚， 便否认了他的士人资格。
士族的排他性、封闭性和他们在社会中享有的特权关系极大。他们害怕别人染指、瓜分正在日益缩小的既得利益， 故而把圈子画得很小， 界限弄得十分严格。高筑壁垒， 深掘鸿沟， 目的是为了自卫。
士人避讳和谱学兴盛
东晋南朝时， 士族阶层十分讲究名讳。说话时必须避免说出长辈的名字和与名字同音的字来。当时， 士族高居于社会各阶层之上， 享受着超级特权待遇。
为了显示和维护优越的地位， 士族比起历代的大族人家更重视家讳。名门华族之家皆修有详尽的谱牒。谁的谱牒知识丰富， 谁就可在同士族交往中， 如鱼得水， 备受尊重。刘宋名相王弘曾以“日对千客不犯一人讳”， 被时人传为美谈。
在避家讳的问题上， 士族的原则性很强， 来不得一点含混。东晋末年， 士人王沈到另一名门桓玄处赴宴。席间因为酒冷， 王沈提出把酒温一温， 不想主人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鼻涕眼泪满脸都是。王沈在那里， 坐也坐不住， 走也走不了。
原来王沈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
一代英杰宇文泰
宇文泰， 字黑獭， 作为统帅， 他十分尊重将士们的感情。同时他开始整顿军纪，禁止士兵骚扰百姓。宇文泰以身作则， 不蓄私财。凡战利品， 他分文不取， 全部分赏部下。对于自己身边的人， 宇文泰要求严格。宇文泰治军奖惩分明， 不徇私情，很快使得军队面貌一新。全军上下， 逐渐形成了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良好军纪。
大统元年（535年）， 宇文泰在长安拥立北魏宗室元宝矩为魏文帝， 与高欢在洛阳的傀儡魏孝静帝相对抗。于是， 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两个政权。西魏的实权掌握在宇文泰那里。
宇文泰实力的壮大， 引起了高欢的注意。大统三年（537年） 九月， 高欢得知宇文泰出潼关占据弘农， 便亲率二十万大军从蒲津渡黄河、涉洛水， 到达许原。他要截断宇文泰的归路， 进而占据长安。摇宇文泰听到消息， 立即放弃弘农， 回师渭水， 扼住了通往长安的要道。经过侦察， 他发现处境不妙， 必须在高欢渡过渭水之前， 同敌人决战， 否则局面将不可收拾。但是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宇文泰所率的西魏军不足万人， 援军虽已征集， 然而时间紧迫， 远水无法救近火。要以一万之军对高欢二十万大军， 许多将领担心寡不敌众。宇文泰分析形势说： “目前的危险是耽搁时间。如放高欢入长安， 人心不安，我们将一败涂地。现在高欢远来疲敝， 人生地疏， 立足不稳， 是我们打败他的最好时机。” 他命令全军备好三日粮草， 然后渡过渭水， 悄悄在东魏军驻地六十里外的沙苑， 扎下营来。
在沙苑， 宇文泰主持了战前的军事会议。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 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制订出来了。这就是， 扬长避短， 不同敌人在平原上交锋。沙苑东十里有个叫渭曲的地方， 是一片芦苇茂密、土地泥泞的河滩， 将西魏主力背水埋伏在这里，以鼓声为号进行伏击战。宇文泰则亲率少数人马担负引诱敌人的任务。
高欢果然中计， 这一仗， 高欢共损失八万余人， 各类武器、铠甲十几万件。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沙苑渭曲之战。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宇文泰对关陇的统治，真正奠定了东、西魏分立的局面。
同高欢一样， 宇文泰也是北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西魏的真正统治者，他先后颁布了“中兴永式” 和“六条诏书”， 努力革除北魏末年泛滥起来的官场贪污受贿之风， 注意缓和民族矛盾， 鼓励和发展生产， 适当减轻百姓的负担， 使满目萧条的关陇地区重现勃勃生机。他还适应西魏兵源不足的情况， 创立了府兵制。
府兵制借鉴了鲜卑族早期社会的部落兵的特点， 鲜卑人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氏族部落， 士兵都有血缘关系， 服从本族的族长， 因而特别团结， 特别能战斗。但后来，随着鲜卑人进入中原， 融入了大量汉人， 而且汉人的数量远大于鲜卑人， 血亲的纽带不复存在， 部落兵就走向衰亡了。宇文泰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的凝聚力和便于控御，采用了魏初部落兵的组织方式。他设置了八位柱国大将军， 以比拟魏初的“八部大夫”。宇文泰又以魏初鲜卑部落联盟时的社会组织情况， 塑造他的各支府兵。他命令各军主帅， 凡鲜卑人皆恢复原来的复姓， 汉人由他赐给鲜卑姓。其下属士兵皆改姓主帅的鲜卑姓， 一如魏初的氏族旧制。宇文泰企图用氏族的血缘纽带， 把他的军队团结起来。虽然这种人工制造出来的氏族关系， 并不能发挥部落兵所具有的血亲力量， 但毕竟大大提高了士兵的身份， 与魏末的兵户有本质的不同。同时， 它泯灭了军队中的胡汉界限， 从而避免了像东魏军队那样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府兵制的兴衰
到了隋文帝开皇年间， 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了起来。当时规定： “凡是军人， 可悉属州县， 垦田籍账， 一与民同， 军府统领， 且依旧式。” （《隋书·高祖纪》） 至此， 府兵不再和民户分籍， 兵农已经合一。这就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府兵制成为均田制上的军事制度。
府兵制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他们是军队的骨干。不过由于府兵制依赖于均田制等经济制度的有效实行， 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程度的日益加深， 府兵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从前备受尊重的府兵们有的竟沦为了权贵役使的仆从。所以府兵制在隋唐的时候仅在前期得以有效实行。到唐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 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 的白马寺。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间的寺院， 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 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 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 梦金神头放白光， 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 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 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 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 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 跋山涉水， 于永平十年（67年） 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 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 后被尊为“释迦牟尼”， 意为“释迦” 族的“圣人”。公元1%世纪前后，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派人去印度求佛法， 抄回佛经42章。在洛阳城外修建白马寺安置西域僧人， 成了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 在东汉桓、灵二帝时， 西域僧人安世高等来洛阳翻译佛经， 从此佛教各派经典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 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 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 社会影响不大， 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三国时， 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 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 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长期的兵甲相交， 民不聊生， 百姓朝不保夕。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 日月无常。
在这种情况下， 渲染人生苦难、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 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魏晋时期玄学盛行， 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 用玄学的语言， 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 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
东晋时， 有僧人释道安， 以当时流行的玄学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 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 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
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 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 编纂了佛经目录， 还为僧侣团体制定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 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 聚集僧众， 讲授佛学， 著书立说。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 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 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
公元401年， 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00余卷。他所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 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 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东晋时， 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 历时十几年， 著《佛国记》。
南北朝时期， 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 发展很快。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 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 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论为主的学派， 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 大胆提出， “一切众生， 悉有佛性”， 皆能成佛之说。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 包括“一阐提人” （佛教指善根断绝，十恶不赦的人） 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顿悟成佛” 的说法， 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北方， 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浩、寇谦之的劝说， 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 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此次灭佛并未彻底实行， 太武帝去世不久， 佛教又在北方恢复， 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修造寺院， 建立佛塔， 开窟造像。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敦煌、云冈、龙门）， 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
隋唐时期， 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 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 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 对佛教大力护持， 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 立寺度僧， 组织翻译佛经。因此隋代30多年间， 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