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在决战以前， 发表了被称为《汤誓》的誓师词。他在《汤誓》中慷慨激昂地声讨了桀的罪行， 表明了灭夏战争的正义性。他说： 夏桀大兴徭役， 残酷掠夺，把夏民的钱财消耗完了， 把夏朝的都邑割剥尽了。夏民对夏桀离心离德的行为极其不满， 一致咒骂他， 要与他同归于尽！ 夏桀罪孽深重， 我伐夏是上天的意志。我不能违反上天的旨意， 不敢不去讨伐夏桀！ 你们拥护伐夏的大军， 我会大大赏赐你们；如果谁不服从我， 我就要严惩你们， 决不宽赦！
商汤伐夏， 本已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 而他在誓师词中又借用了上天的旨意，更使他的义师披上了当时人们非常相信的神权的外衣， 结果在有娥之墟的决战中，夏桀大败， 退到鸣条， 又被打败。商汤灭了夏朝， 把桀放逐而死。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一说河南偃师， 一说郑州）， 接受了诸侯的朝贺。
“古史辨” 派
“古史辨” 派， 又称“疑古派”， 为顾颉刚所创立，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 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 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 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顾颉刚等学者将史论文章汇成《古史辨》， 共出了七册， 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 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 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 认为： “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 “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据此， 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 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商代的王权
商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 国家的外部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 等， 方国首领的称谓有“侯”、“伯”、“邦伯”、“任”、“田” 等。这些方国多是由古代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的， 与商王国缺乏内在的联系， 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 有的始终与商为敌， 有的时服时叛， 有的则长期与商结为同盟。可见， 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 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 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国既为方国联盟的主体， 作为商王国的首领， 对其他方国而言， 商王具有盟主的性质。商王权力的大小， 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盛衰。盘庚迁殷以前， 商王国曾五次迁都， 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 由于商王国的衰弱， 王权也随之不振。盘庚迁殷（前1300年） 以后， 内乱消弭， 逐渐形成了以殷都为中心的王畿， 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正因为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王畿为后盾， 商王国才得以凌驾于诸方国之上， 形同中央王国。
此时的商王经常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 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 某侯、某伯的记载， 说明商王对某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商王为天子。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 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天下一家的观念， 此时大概已很普遍； 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
商王的对外权力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在商王国内部， 商王的权力则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至尊， 是由社会内部结构所决定的。
从社会内部结构来看， 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 以宗族体系为基础。在宗族政治体制下， 商王具有多重身份， 他既是王国的首领， 又是同姓宗族的大族长， 亦是异姓宗族的君主， 集王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王国内部， 商王自称“余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无异于专制君主。
商王的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 父死子继为辅。兄终弟及是传统的王位继承法， 武乙以前的诸王， 兄死由弟继承， 直至无弟可传， 然后传子。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有一定的随意性， 容易导致争夺王位的现象。武乙以后的诸王均为父死子继， 传子制取代了传统的兄终弟及制， 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周人所沿袭。
武乙射天
武乙是商朝后期的一个君主， 性残暴， 好征战。有一次， 武乙命人制作了一只皮袋， 盛满兽血， 挂在树枝上， 他亲自挽弓仰射， 射破皮袋， 兽血喷出，武乙掷弓大笑说： “今天， 天被我射了一个窟窿。” 据说他后来被雷劈死， 也有说征战而死。
武乙射天的传说， 反映了商朝后期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的转变， 武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领头作用。
殷墟与甲骨文
关于商代， 旧的史料所供给我们的知识极少。直到清末甲骨文的发现。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 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 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 而且数量最为繁多。殷墟最重要的发现首推甲骨文。自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后，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1928年至1937年， 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 出土甲骨10万多件， 共有4500字， 记录了从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273年间的历史。这就是中国最早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商朝人迷信占卜， 几乎到了无事不卜的地步。从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来看， 他们卜问的内容， 从年岁的丰歉、战争的胜负、田猎的捕获， 到风雨的有无、出入的凶吉、疾病的轻重、妇人的生育， 无所不包。有的时候， 对同一件事还要反复地再卜、三卜， 甚至十数卜， 可见他们对占卜是非常郑重其事的。
占卜是由“贞人” 主持的。占卜之前， 他们先要进行修治卜甲、卜骨的工作， 即在选好的龟的背甲、腹甲或牛（少数为羊、猪） 的肩胛骨的背面， 用铜钻钻出一个圆坑， 再贴着圆坑用铜凿凿出一个枣核形的长槽。在一块卜甲或卜骨上面， 也可以修治出许多这样的坑槽， 供多次占卜之用。占卜的时候， 贞人先要将卜问的事祷告鬼神，然后用微火灼烤钻凿处， 卜甲、卜骨的正面就会循着钻凿疤痕出现一竖一横像“卜”字的裂纹， 这种裂纹叫“兆”。贞人就根据得到的兆形判断所卜问事情的吉凶。
占卜之后， 还要把这次占卜的有关情况记录在兆纹旁边， 这些记录占卜的文字叫作“卜辞”。这些卜辞是契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的， 所以又称为“甲骨卜辞”， 今人从文字的角度研究它， 则称之为“甲骨文”。在商王朝灭亡时， 这些甲骨也被丢弃， 被淹没在商都城的废墟———殷墟之中了。直到三千多年以后的清朝光绪年间， 才又被世人发现。
从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来看， 甲骨卜辞中的单字有近五千个， 其中已经辨识了的单字有一千多个， 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甲骨文都是卜辞， 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换句话说， 甲骨卜辞中的文字， 只是涉及需要占的事项的有关文字， 而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 商代的文字比起甲骨文中的单字来， 还要丰富得多。
这样多的单字， 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 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积累起来的。因此， 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在它之前一定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文字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西安半坡遗址和山东大汶口遗址虽说也发现了一些文字符号，但数量太少， 难以显现原始文字的全貌。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甲骨文的构字方式比较复杂， 汉代人许慎所说的“六书”， 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方法， 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子， 其中又以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类为多。汉字的造字， 首先是由描绘实物形状的象形字开始的， 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其他几种造字方法。甲骨文中具备各种造字方法， 即表明它已经经过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字的发展还有一条规律， 即由象形字转化为形声字。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大量存在， 也是文字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志。
甲骨文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在考古发掘的遗物中探寻中国文字（汉字） 的起源。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 有学者认为是最古老的具有表意作用的文字符号。介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虽说也发现了一些文字符号， 但这些文字符号的数量太少， 难以显现原始文字的全貌。人类由史前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时代，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文字，使人们可以通过文字去认识那个时代， 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人们有理由说，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 因为这时有了成熟的足够数量的文字——甲骨文。
甲骨文是我们祖先的天才发明， 具有不朽价值， 无论怎样赞誉都不过分， 至今仍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财富。
汉字的意义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 “这些原则（六书） 一经推广， 今日之汉字为数两万， 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 无疑已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 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运用某种想象力， 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 广东人的粤语发音硬如德语， 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 其力量不可权衡。”
武王克商
周是一个古老的部族， 活动在西北黄土高原上， 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早在唐尧时代， 周的始祖后稷就担任农师， 掌管农业生产。后稷的后代公刘、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继续施行兴农措施， 使部族逐渐强大。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 率族离开豳地移居岐下， 营建城邑， 修治村落， 设立官职， 广行仁义， 建立了周国。
又经过公季、文王的苦心经营， 加强了国力， 直到武王率领天下诸侯， 抓住商纣王暴虐无道、丧尽民心的时机， 一举灭商， 建立了周王朝。
我们在这里只选取“武王伐纣” 这段故事。在儒家学派的心目中， 文王、武王都是“应天顺世” 的大圣人， 是理想君王的化身。
武王即位后， 太公望为军师， 周公旦为辅佐， 召公、毕公等人协助武王， 继续奉行文王的遗业。
九年， 武王到毕原祭祀文王之墓， 然后往东方炫耀武力， 一直到达盟津。他做了个文王的灵牌放在车上， 随时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 意思是奉文王的命令进行征战， 不敢自己专行。于是向司马、司徒、司空以及各个接受委任的官员宣告说： “要严肃谨慎、言行一致！ 我无知， 全靠先辈留下的贤德之臣， 我只是承继了先祖的遗业， 我们要明确赏罚， 以完成先辈的使命。” 于是起兵。
师尚父发布号令说： “集合你们的队伍， 准备好你们的船只， 迟到的要斩首！”武王北渡黄河， 船到中流， 有条白鱼跳到了武王的船上。武王弯腰捡起， 用以祭祀。
渡河后， 见一团火光从天盖下来， 等落到武王的屋顶时， 忽然又变成了乌鸦， 颜色是红的， 发出了“叭” 的一声响。这时候， 各国诸侯不约而来到盟津的有八百多个。
诸侯们都说： “纣可以讨伐了。” 武王说： “你们不知道天命， 现在还不行。” 于是又把军队撤了回来。
过了两年， 听说纣王更加昏庸暴虐， 杀了王子比干， 囚禁了箕子。乐官太师疵、少师疆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奔到了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说： “殷有重大罪恶， 这回不能不合力讨伐了。” 于是遵奉文王遗命， 率兵车三百辆， 号称“虎贲” 的近卫军三千人， 披甲的战士四万五千人， 东出讨伐殷纣。十一年十二月的一天， 军队全部渡过盟津， 诸侯都会合在一起。武王说： “大家都要勤勤恳恳， 不可有丝毫的懈怠。”于是武王作《太誓》， 向众人宣告说： “如今的殷纣专门听信女人的话， 自绝于天，毁弃天地人的正道， 疏远同祖兄弟， 舍弃先祖的古乐， 用淫乱的音乐去替代典雅的音乐， 以讨好女人。因此现在我要恭谨地对他进行上天的讨伐。努力啊， 将士们。
不要让我们再来第二回、第三回。”二月甲子日的清早， 武王来到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 在那里誓师。武王左手持黄色大斧， 右手秉持白色旄牛尾装饰的旗。他挥动了一下旗子， 说： “辛苦了， 远远来自西方的人们。” 武王又说： “喂！ 我们友好邻邦的君主， 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 千夫长、百夫长， 以及庸、蜀、羌、鬃、微、垆、彭、濮各国的人士，举起你们的戈， 排好你们的盾， 竖起你们的矛， 听我宣誓。” 武王说： “古人说过：
母鸡不能打鸣儿， 谁家的母鸡打鸣儿， 这个家就要败落。现在殷纣专门听女人的话，抛弃先祖不去祭祀， 抛弃家国， 抛弃他的同祖兄弟不睬， 而专门对其他国家逃来的罪人加以优待、加以厚爱、加以信任、加以任用。让他们来暴虐百姓， 在殷国为非作歹。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对他进行上天的讨伐。今天的战斗， 我们要每前进六步七步就停下来整齐一下， 大家要努力！ 对敌人攻击要在四下、五下、六下、七下之后就停下来整齐一下， 一定要努力， 将士们！ 大家要勇猛， 我们在这商都之郊要表现得像虎、像罴、像豺、像螭。不要迎击那些前来投降的人， 让他们到西方为我们服役。努力呀， 各位， 谁不努力， 谁就将被杀头。” 誓师完毕， 这时各路诸侯来会的战车共有四千辆， 都在牧野摆开阵势。
殷纣听说武王来攻， 派出了七十万人前去迎敌。武王派师尚父率领一百人出去挑战， 而后以主力部队冲杀纣王军。纣王的军队虽多， 但却不愿作战， 都盼望着武王迅速攻入京城。纣王的军队都掉转矛头， 为武王开路。武王军队飞驰而来， 纣王军队全部溃败， 背叛纣王。纣王回身逃走， 逃到鹿台之上， 用宝玉蔽身， 自焚而死。
武王执大白旗向各路诸侯挥动， 诸侯们都来拜见武王， 武王也拱手回礼， 诸侯全部服从。
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 由于资料不足， 现在很难考证，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周灭商后， 又用三年时间平定各地的叛乱， 接着， 大封子弟功臣， 以姬姓贵族为主。最重要的封国有： 卫， 武王弟康叔的封国， 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 齐， 太公姜尚的封国， 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鲁， 周公旦的封国， 周公旦在周室辅政， 他的儿子伯禽就国， 都奄（今山东曲阜）； 宋， 归顺的殷贵族、商纣异母兄弟微子启的封国， 都商丘； 燕， 召公奭的封国， 都蓟（今北京）； 晋， 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 都唐（今山西翼城西）。分封诸侯， 加上制定礼乐制度， 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 社会得以稳定， 国家由半封建的殷商部落王朝进化到纯封建的成周邦国王朝。
此时周朝政治的组织较以前复杂， 王的地位在理论上极高， 在事实上也较殷王重要。殷商是一个宗族国家， 以宗族体系为基础， 殷王是诸侯之长， 相当于联盟的盟主， 但这个联盟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 殷王的权力大小也视其实力而定。到了周朝， 王权得到了强化， 周王的地位及其控制天下的能力显著提高。周王又称“天子”， 意即天帝之子， 在周人看来， 他秉承天意君临天下。基于这种认识， 周王的地位至高无上，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周王被视为天下的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