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引发国际上几种不同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时代论”，等等。尽管不能苟同此论，但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政经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民族问题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制约问题）和两大外患（外来纷争和大规模气候变化）。
中国要如何实现军事发展？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军事发展的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家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越来越大。这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强化成为军事力量。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各方面的技术发展，也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或突破口。
中国经济“走出去”也必然导致战略的“走出去”。任何一个国家，随着其经济力量走向世界，其军事交流也会跟着“走出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贸易大国。这两个事实表明，中国的资本也必然“走出去”。但如何保障“走出去”资本的安全呢？现在和早期殖民地主义的世界已经很不相同，已经有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经济组织，来保障各国在海外的投资。但军事保障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
尽管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减少的趋势，但非政府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贸易来说，海上航道的安全经常被海盗所威胁，国际恐怖主义更是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这些都需要军事保障。今天，越是全球化，世界就越需要全球“公共服务”（publicgoods），包括海上航道安全和国际人、财、物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等。小国家还可以依赖大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但大国必须负责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的责任大国。尽管中国也参与全球性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部队”、在联合国构架内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护航等，但总体上说，中国还是被视为一个“搭便车者”（freerider），即使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的全球性公共服务。在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内部的，海外的发展只占次要位置。中国并没有过多地考量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同时，中国也没有多大的实力来这样做。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要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最主要是需要军事硬实力，否则只是空谈。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关键在于它们都是海洋国家，关切海洋地缘政治，也是以海洋地缘政治为基础来进行军事建设。在海洋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刚刚开始；为海洋地缘政治服务的军事建设也刚刚开始。
中国的军事发展有需要，也有必然。但军事发展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中最为艰难。随着中国的军事投入的增加，国际社会也给予中国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关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视中国的军事发展为威胁，也必然会在军事上和中国竞争，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军事竞赛，这正是中国必须避免的。中国军事发展至少必须考量如下两个大问题。
军事发展的可持续性
军事发展有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前者表现为不可持续性，后者表现为可持续性。中国的选择不言自明，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模式失败而美国模式成功？从军事现代化的视角看，苏联模式也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家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的人、财、物来从事军事现代化，其军事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这种模式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持续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苏联有称霸全球的野心，也就是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苏联的军事现代化的目标非常专一，那就是和西方集团竞争。要竞争，当然必须把西方集团视为敌人。无论是争霸的冲动还是来自西方集团的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观念上的威胁），促使苏联走向国家动员体制。军事现代化的这种使命感，一方面促成了其军事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也很快耗尽了国家的人、财、物。
第二是苏联的军事现代化模式。在和美国竞争过程中，苏联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为军事服务。这种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社会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这两个因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失败。实际上，苏联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即计划经济和这个体系之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军事经济），使得美国找到了有效的手段促成苏联早日解体。这个手段就是和苏联进行军事竞赛。美国一进行军事竞赛，苏联就感受到了威胁，国家必然把最大量的资源导入军事经济，这些资源又落到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它们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利。所以说，苏联是美国促动下自我解体的。
美国模式很不相同。在第一层面，也就是和苏联争霸、进行军事竞赛方面，和苏联是一样的。因为把苏联视为竞争者和敌人，美国也动用了巨大的人、财、物，用于军事的现代化。但为什么在这场竞争中垮掉的是苏联呢？这主要是第二层面的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军事现代化的大量投入都进入私营企业。苏联的国有企业是最具有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能够从政府拿到大量的投入，但效益低下，并且大量的利益流向了集团自己。尽管美国民营的军工企业也被美国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但和苏联的运作方式不一样。在美国，企业不是政府的，政府有制度机制来监管企业。同时，美国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让很多企业来竞争政府的军事订单。强调竞争的美国制度，最终战胜了强调垄断的苏联制度。
中国军事现代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避免苏联的厄运。中国既要避免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也要避免国民经济军事化。在第一个层面，目前美国实际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的军事势力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对中国来说，把美国视为对手，向美国学习不失为军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要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中国没有任何实力和能力同美国竞赛，也不需要这样做。和苏联不同，中国完全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意图，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速度来从事军事现代化。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如果要避免苏联的命运，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市场导向，但经济结构仍然类似计划经济时代。西方称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并不确切，因为除了国有企业，中国还有一个庞大的民营部分，低层的自由市场规模也不容忽视。不过，国家垄断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尤其在军事工业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和美国的军事竞赛，政府必然把大量资源导入国有部门，美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应付中国经济，最终促成中国的“自我击败”。中国应当学习美国，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军工的民营化。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责任构架内的军事发展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要实现基于国家安全之上的国防和基于国际责任之上的国际合作。不和美国争夺霸权，表明军事现代化保持在防御性水平即可。对外在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来说，中国的军事发展必须考量到区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要要素。必须把军事发展放置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构架内。在这个构架内，中国至少可以制定三方面的政策。
第一，制定一系列包括军事透明化在内的军事政策。不透明，其他国家就会感到恐惧。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透明化尤其重要。中国周边要不是像日本、俄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要不就是比较弱小的国家。这两类国家都恐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大国害怕的是中国和它们竞争霸权，小国恐惧的是中国会对它们实行王道还是霸道。
第二，寻求不针对他国而针对区域或者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这种秩序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类区域组织针对解决这个区域内的共同问题。在军事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所要解决的是恐怖主义，它并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随着各种要素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这类组织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尽管在军事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会有巨大的动力去构建这类组织。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像美国那样和他国结成军事同盟。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军事发展是为了提供区域和全球性的“公共服务”。“搭便车”既不能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符合，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际利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服务”。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提供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在军事上已经参与到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活动。但这些远远不够。
国际责任也给中国的军事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中国能够把军事发展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构架内，其他国家不仅不会感受到“威胁”，反而会感觉到中国军事发展的必要性。从国际责任的视角看，中国的军事和平发展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例如在中国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海域维持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上，在开始的阶段，各国媒体纷纷发表意见，质疑中国，但到现在，这些国家不仅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更相信这是必要的，是中国的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构架内，也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也可以单独进行。在联合国构架内履行责任，这方面中国并不难，已经展开，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其他国家合作刚刚开始，这里尤其要强调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现在是全球责任最大的承担国，但已经力不从心，因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中美两国并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事合作。两国之间互相猜疑。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不能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双方都很难单独提供。两国现在有战略对话，在这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则可能要到比较后期才会发生。今天，中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提供，很多国家也还没有认同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要提供，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等到未来中国被世界接受，也发展到具有足够的能力，中国才会开始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国还是会在联合国的构架内或者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
当代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民主危机内含深刻问题
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民主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社会的民众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这些社会的民众对现存“半民主”状况不满？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至少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民主也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社会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不过，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社会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民主具有不同发展阶段
首先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
不难看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从经济上说。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转换。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从社会上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支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