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论篇》本篇一部分采入《小戴礼记·乐记篇》。其论音乐原理及音乐与人生之关系最精。但《乐记》所说，尤为详尽，未知是编《小戴》者将本篇补充耶？抑传钞本篇者有遗阙耶？
《解蔽篇》本篇为荀子心理学，其言精深而肃括，最当精读，且应用之于修养。
《正名篇》本篇为荀子之逻辑学，条理绵密，读之益人神智（宜与《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同读）。
《性恶篇》本篇为荀子哲学之出发点，最当精读。
《成相篇》、《赋篇》此二篇为荀子的美文，本不在本书之内，略浏览知文体之一种可耳。
《君子篇》、《大略篇》、《宥坐篇》、《子道篇》、《法行篇》、《哀公篇》、《尧问篇》此七篇疑非荀子著作，不读亦可。
读《荀子》法
读《荀子》有两种目的，第一，为修养应用；第二，为学术的研究。
为修养应用起见，读《荀子》最能唤起吾辈之自治力，常检束自己，不至松弛堕落；又资质稍驽下之人，读之得“人定胜天”的信仰，能增加其勇气；又其理论之剖析刻入处，读之能令思虑缜密遇事能断。是故读《孟子》之益处在发扬志气，读《荀子》之益处在锻炼心能，二者不可偏废。为此种目的而读《荀子》，宜将心赏之格言，分类摘钞。——如有益于修身者，有益于应事者，有益于治学方法者。——常常熟讽牢记，随时参证于己身，庶几荀子所谓“博学而日参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为学术的研究起见，其目的在求了解荀子学术之全系统及其在学术史上之位置。此种读法，宜特别注重数篇——最初读《劝学篇》观其大概。次读《性恶篇》观其思想根核所在。次读《解蔽》、《正名》、《天论》三篇，观其所衍之条理。次读《礼论》、《乐论》两篇，观其应用于社会所操之工具如何。次读《正论篇》、《非十二子篇》，观其对于异派之攻难及辩护，如是则可以了解荀子之哲学及其教育。次读《富国》、《君道》、《王制》三篇，则可以了解荀子之政治学及其政术。更次则《荣辱》、《非相》两篇，间有极精之语，但不名一类，宜撷取为补助。以上诸篇，极须精读。余篇涉览足矣。
凡欲彻底了解一家学说，最好标举若干问题为纲领，将全书中关涉此问题之语句，悉数钞录，比较钩稽以求其真意之所存。例如《荀子》之所谓性伪，所谓积，所谓习与化，所谓名，所谓礼，所谓蔽……等等，皆其主要问题也，各篇皆有论及，类钞而比观之，始能得其全豹。
凡立言总带有几分时代色彩，故孟子贵“知人论世”。荀子生今两千余年前，其言有专为当时之社会而发者，自当分别观之，不可盲从以责效于今日，但亦不可以今日眼光绳之，遂抹杀其在当日之价值也。至于其学说之含有永久性者——即并非对于时代问题而发言者，则无论何时，皆可以咨其严刻之评也。
《荀子》书多古训，其语法亦多与近代文不同，且脱误之字颇不少，故有时非藉注释不能了解。旧注惟唐杨倞一家。前清乾嘉以降，校释者复数家。最先者为谢墉、卢文弨合校本，浙刻《二十二子》所采是也；次则郝懿行之《荀子补注》，王念孙之《读荀子杂志》，俞樾之《荀子平议》。自有此诸书，而《荀子》始可读矣。近人王先谦裒诸家所释，间下己意，为《荀子集解》；现行《荀子》注释书，无出其右，读者宜置一本也。
（第四章）韩非子
韩非行历
有数十万言著作之一学者而其生平事迹在作品中几一无可考如韩非者，可谓大奇。吾辈欲研究韩非为人，乃不能不仅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区区之资料自甘。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案：《秦本纪》、《六国表》，非之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韩世家》言在安王五年，则当为始皇十三年。当以纪、表为是。）其被害当在此一两年间，则非之卒盖当西纪前二三三年或前二三二年，生年则无可考矣。其著书盖在使秦以前。司马迁《报任安书》有“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语，与本传矛盾，恐不足信。计非自下吏至自杀为时必甚暂，岂有余裕成此巨著耶？（迁书所云：“文王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除左丘、孙膑事未有明确反证外，其余六事几无一不与事实相违，且反证即大半可从《史记》中觅出，亦一奇也。因论韩非辄附及之。）吾济在本书中虽不能多得韩非事迹，然其性格则可想见。彼盖一极倔强之人，确守其所信而不肯自枉以蕲合于流俗。彼固预知其不能免于世祸，然终亦不求自免。其遇可哀，而其志可敬也。
《韩非子》书中疑伪之诸篇
《汉书·艺文志》：“《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韩子》二十卷。”今本篇数、卷数并同，故学者率以为今本即汉、隋两志原本，且谓全书皆韩非手撰。然隋唐间类书所引《韩子》佚文不下百余条（看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首），则今本之非其旧可知。诸篇中亦有可确证或推定其非出非手著者，如：
《初见秦篇》此篇为张仪说秦惠王之词，明见于《战国策》。吴师道、顾广圻辈乃据本书而指《国策》为误，可谓无识。篇中言：“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纵，将西面以与秦为难。”此明是苏秦合纵时形势。若至韩非时，他国且勿论，如彼韩者，则《存韩篇》明云：“韩事秦三十余年……入贡职与郡县无异。”岂复有“与秦为难”之勇气耶？
《存韩篇》此篇前半，当是非使秦时所上书。惟后半处“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以下，备载李斯驳论及秦韩交涉事迹，明是当时秦史官或李斯徒党所记录，决非出非手。
《有度篇》言“荆、齐、燕、魏今皆亡国”，明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后人语，距非之死逾十年矣。
以上三篇，皆从文句上得有反证，可决其不出非手。既有三篇不可信，则余篇亦岂遽能尽信？大抵汉初搜罗遗书，以多为贵，“买菜求添”，恒所不免，而传钞纂录者又非皆有鉴别之识，故所传诸子书不被窜乱者盖鲜，不独韩非为然矣。
太史公述韩非书，标举《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为代表，则此诸篇当为最可信之作品（最少亦太史公认为最可信）。吾侪试以此诸篇为基础，从文体上及根本思想上研究，以衡量余篇，则其孰为近真，孰为疑伪，亦有可言者。以文体论，《孤愤》、《五蠹》等篇之文，皆紧峭深刻，廉劲而锐达，无一枝辞。反之若《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过》等篇，颇有肤廓语。《主道》、《扬权》多用韵（《孤愤》等篇绝无此体），文体酷肖《淮南子》。《二柄》、《八奸》、《十过》等，颇类《管子》中之一部分。（《管子》多属战国、秦汉间作品，别详彼书解题。）《忠孝》、《人主》、《饬令》、《心度》、《制分》诸篇亦然。以根本思想论，太史公谓“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盖韩非为最严正的法治主义者，为最综核的名学家，与当时似是而非的法家言——如主张用术、主张用势等——皆有别。书中余篇（如前所列各篇多半是），或多摭拾法家常谈，而本意与《孤愤》、《五蠹》等篇不无相戾，此是否出一人手，不能无疑。
要之，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除首两篇外，谓全部为法家言渊海则可，谓全部皆韩非作，尚待商量；但吾侪当未能得有绝对反证以前，亦不敢武断某篇之必为伪，姑提出一二标准，备自己及同志者之赓续研究耳。
《韩非子》中最重要之诸篇
欲知韩非学说之真际，宜先读以下各篇：
《五蠹篇》从社会起原及社会组织古今变迁之实况说起，以证明法治主义之合理。颇肖唯物史观派口吻。
《显学篇》对于当时儒、墨两大派作正面攻击，使法家言成立。（此篇尤以攻击儒家为最烈，别有《问田篇》与墨家巨子田鸠辩难。）
《定法篇》当时法家共宗商鞅、申不害。此篇批评其不彻底之点，以成韩子之“新法家学说”。
《难势篇》专驳慎到之势治主义。慎到，盖由道家过渡到法家之一派也。
《问辩篇》攻击惠施、公孙龙一派之名家言，谓其诡辩而无功用。
《孤愤篇》此篇言纯正法家言与社会不相容之故，最能表示著者反抗时代的精神。
《说难篇》从心理方面研究发言之方法及效率，渊渊入微。
次要诸篇
《六反篇》、《八说篇》、《八经篇》此三篇皆反复证成己说，中多精语。
《内外储说》共六篇此六篇体裁颇奇，每篇首一段名为“经”，标举所陈之义而证以实例。实例各以一句隐括为目，其下则为传（但无传名），详述其所引实例之始末。所引实例，含有小说的性质者较多。
《说林上下篇》似是预备作《内外储说》之资料。
《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专对于不合理的事实或学说而下批评，多精核语。后此王充《论衡》正学其体。
《解老篇》、《喻老篇》专训释《老子》，盖韩非哲学根本思想“归于黄老”也。《解老篇》精语尤多，为治《老子》者首应读之书。
《难言篇》、《爱臣篇》、《饰邪篇》盖非早年上韩王之书，多对于时事发言。
《韩非子》校释书及其读法
《韩非子》旧有尹知章注，见《唐书·艺文志》，久佚。今本注不知出谁氏。元何犿称旧有李瓒注，或即其人，其年代亦无考。此书间有艰深之文句，非注不解，且多讹舛，非校不明。今注芜浅，殊不足副读者之望。清儒卢文弨、顾广圻、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先后有所校释。而王先慎采葺之作《韩非子集解》，现在释韩非之书无出其右矣。然卢、王诸家对是书用力，似不如他书之勤，故遗义尚不少。王先慎学识亦凡近，罕所发明。故此书之整理，尚有望于后起也。
韩非为先秦诸子之殿，亲受业荀卿，洞悉儒家症结：“其归本于黄老”，盬道家之精；与田鸠游，通墨家之邮；又泛滥于申、商、施、龙，而悉抉其藩，以自成一家言。以极致密深刻之头脑，生诸大师之后，审处而制之，其所成就之能大过人，则亦时代使然也。故其书与《老》、《墨》、《庄》、《孟》、《荀》同为不可不读之书，不必专门学者也，一般人皆然。
读《韩非子》，宜略依前列各篇之次第读之，先明其根本思想所在。《管子》、《商君书》等多由韩非并时人或后人摭拾而成，可作本书附属品读。
欲知韩非思想之渊源，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吾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皆可参看。但切勿为其所囿，韩学研究，今尚幼稚，可辟之殖民地甚多也。
《韩非子》文章价值，唐宋以来文人多能言之。其文最长处在壁垒森严，能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摧敌锋，非深于名学者不能几也，故在今日尤宜学之。《内外储说》等篇，在“纯文学”上亦有价值。
（第五章）左传国语
《左传》之来历
《左传》，举全称则《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原往云：“左丘明，鲁太史。”《左传》著录始此。《志》所录刘歆《七略》文云：“仲尼……以鲁……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前乎此者，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则《左传》为注释孔子之《春秋》而作，与《春秋》同时先后成书，似甚明。
虽然，考汉代对于《左传》传习经过之事实，则不能无疑。盖西汉一代经师，似未尝以此书为与《春秋经》有何等关系。起而张之者，实自刘歆始。《汉书·歆传》云：“歆校中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书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据本传所记，吾侪可以得下列各项事实：（一）《左传》“藏于秘府”，外人罕得见，歆校中秘书乃见之。（二）“引传文以解经”自歆始，前此无有。（三）诸博士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四）歆以全力争立此书于学官，至于激动公愤。
《左氏》不传《春秋》
既有此类事实，吾辈对于《左传》当然不能不引起怀疑。第一，《左传》全书真伪问题。第二，《左传》对于《春秋》有无关系之问题。第一问题极易解决，因书中皆记春秋时代实事，断非后人所能全部捏造；且《史记》征引其文甚多，司马迁已见其书，可见非西汉末年始有。故今所当讨论者，惟在第二问题。
对于此问题之解答，吾辈盖左袒汉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案《左氏》释经之文，有不可解者四端：
一，无经之传。例如隐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经本无关于此事之文，何以有传？夫传以释经，既无经可谓传乎？
二，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例如隐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义耳，岂似传体？
三，释不书于经之传。例如隐元年“五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释经而释不书于经者，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吴楚何以无风乎？
四，释经而显违经意之传。例如隐三年书“尹氏卒”。《公羊传》云：“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张本也。此孔子反对贵族政体之大义，书中盖屡见。《左氏》改“尹”为“君”，谓为隐公之母，凡以避世卿之讥，袒庇王氏而已。
要之，孔子之《春秋》，孟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董生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聚散，皆在《春秋》。”盖每条皆必有所谓“义”、所谓“指”者存焉。若如《左氏》所释，则全书皆鲁史官之旧，而孔子仅得比于一钞胥，此何为者？故《左氏》自《左氏》，《春秋》自《春秋》，“引传解经”实刘歆作俑耳。
《左氏春秋》与《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