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福冈文化大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十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见《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载《艺术广角》2007年第1期）
以至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上，在讨论《蛙》发生一点歧见时，我作为大组主持人不无意气地说道：如果这次再不评给莫言，万一他明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
通观莫言的创作，近30年来，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枪》、《大水》、《金发婴儿》、《球状闪电》一直到《红高粱》、《爆炸》。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凭着悟性、天分和激情迅速进入了爆发期。他的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同时又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邮票意识”和克洛德西蒙感觉开放等外来影响，始终在“审美图式”的边缘进行创新与突破，若即若离，掌握分寸并拿捏到位。作品内容是民间乡村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气派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我对他这个阶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前几天与老主任徐怀中先生通电话，他还不无怀念地坚持认为，莫言至今写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红萝卜》。那种质朴、纯净和诗意，一派天籁之音，不可复制。我亦深有同感。
莫言第二阶段的创作就是继《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后期大约十年间，莫言开始进入长篇并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现代与西化，比如叙述方式和角度的求新逐异，又比如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的外在模仿，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等等，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如果作为一种策略，这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事实上，从视角到结构到修辞，这些偏西化的作品更得西方的青睐，帮莫言大规模进军西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最后得诺奖也功不可没。但我也并不因为他今天获得了诺奖就收回当年的批评。
第三阶段，从世纪之交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比如章回体）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讲述最中国化的故事和经验，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都属于第三个阶段。
尽管读者对莫言的作品褒贬不一，尤其在他获诺奖以后，对他作品的评价更是出现两极分化，但这正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说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有阐释性的作家，便越是有价值的作家。从去年《蛙》获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到今年折桂诺奖，恰恰说明了莫言的广阔。
五、我猜莫言获奖的五个理由
第一，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是恢弘的，长江大河式的，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莫言的创作对20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人物命运等作出了全景式的描摹，创作内容丰繁而全面，显示出宏大的史诗气象。首先是体量庞大，成果丰厚：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总量多达约800万字，文集可出到二十卷。而且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话剧，电影各个门类中都有精品、经典，甚至是顶尖之作。比如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长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奇遇》、《倒立》，等等，都是杰作。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见过的写饥饿写得最为传神的文章。他参与的电影《红高粱》、《太阳有耳》，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银熊奖；根据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如此大体量、高品质，并且这么全面，恐怕自有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罕有其匹。
第二，就是作家超常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光有经验，易拘于死板；光有想象，易流于虚飘。具有经验与想象的完美结合，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先决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莫言的书写得深入扎实，力透纸背而又天马行空，神幻奇谲，融入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到中期的《丰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劳》等，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直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北中国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禀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禀赋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
第三，就是塑造出大量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并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纵观莫言作品，已经为我们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北方中国农村的人物画廊，其中喧腾着、活跃着数百个命运迥异、性格卓异的各色人物，像“黑孩”、“我爷爷”、“我奶奶”、“上官金童”、“母亲”、“蓝脸”、“姑姑”，等等，都成了中国农村人物的经典。同时，莫言又始终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来写人。他写出了20世纪北中国农村农民的苦难、悲惨，更写出了他们在苦难悲惨下面蕴藏的勃勃生机和顽强坚韧的生命伟力，写出了一种中国民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莫言又注重对人性探究的深度，几乎每一部小说都着力揭示了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始终在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灵魂，且生动而完满地表达了对置身于大环境之中人的苦难与挣扎和对人性的拷问、关怀和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