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莫言的有心结构，但这些闪烁的星火在这部长篇里也只有零落几处。细读会发现，莫言想通过动物眼光叙述人类历史，但由于他可能对动物习性太熟悉了，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大部分的叙述时间都集中在动物本身的性冲动和雄性占领的叙述上，在某种程度上，莫言的眼光已经离开了家族和历史，他的叙述走神了。最严重的是小说最后一部分，关于偷情和私奔的故事，太俗套了。即使加上狗的视角，也没有改变一个婚外情的程式化讲述。莫言在这里不光动物，连人物都撇掉历史，单讲情感了，而这情感也因着历史的褪色而愈发空洞，就更别说最后的“处女情结”引发的情感逆转的整段的处理，太轻且浮薄。就小说整体而言，让人觉得整个故事的深浅叙述层次不一，有时拍案叫绝，有时废书兴叹，整个阅读过程疙疙瘩瘩，没有流畅的快感。
三、历史意识与乡土情结的缠绕
刘 溪：如果将西门闹漫长的生命链接为一条历史长河的话，《生死疲劳》就有了“公路片”的意味，也可以称为“成长主题”。在六道轮回中，莫言要让一个不安的灵魂安静下来，并且“成长起来”，这名生长者是动物而不是人。但是“成长”的关键，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长大成人，而是“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和把握，人的时间将表现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所以，不妨将《生死疲劳》视为一种“成长小说”的变音。然而在这里，主人公的生理形态很难说得到了生长，更像是一种倒退（包括最后再生为“异型”），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时间表面上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0年的前进状态，实而内含着一种倒退，但这种倒退在文中被充分地浪漫化且英雄化起来。
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成长或曰倒退的主题，这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长篇小说不期然会使人联想起另一部大部头的农民小说《红旗谱》。表面看来，这两部文本大不相同，《红旗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生死疲劳》却似乎具有魔幻的意味。但是“三代农民”这种主题上的相似性，使《生死疲劳》中的农民像是冀中平原朱、严、冯家三代的后人（从阶级成分上看，更像是冯家的），只不过这一次，场景再度被移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我们也可以在这种不算贴切的比对中看到两代作者在“历史与叙述”这一框架中态度的转变。对于梁斌及其同时代的写作者来说，阶级斗争是其明确的主题，中国农民的发展史是其借助的表达场域。
莫言在小说结尾还玩了一个圆形叙述，一切又回到原点—“尘归尘，土归土”。看似一切真的都打消了和解了。这里他借助的民间传统伦理观已经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都是时代的囚徒”。这是一个遮蔽性太强的整体叙述，历史中所有的断裂和抑制部分都被架空，在此获得一个笼统而戏剧化的表演，之后人物的结局都是为了服从这种整体的意义。幽灵似的洪泰岳莫名其妙地抱着西门金龙自杀（这两个人抱在一起死很有意味，一个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一个是新时代的财富新贵），这是一个太有意为之的结局。西门闹、蓝脸包括洪泰岳、西门闹的三个老婆都是历史的牺牲者。小说后半部分许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为了强化这种观念，如西门欢和庞凤凰等等。
我认为莫言的创作其实无外乎王德威总结的“历史与空间、叙述、主体性”三个层面。莫言期许本书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另类史，却流露出作者心态的暧昧。莫言试图通过对一些被遮蔽个人的历史如地主、单干户，来完成对一种“大中国”历史断层处的补足或曰修订。他充分浪漫化了一个虽败犹胜、不屈不服终至大彻大悟的形象，这个绝对居于智慧的中心并穿越时间长河笑到最后的，是西门闹不是蓝脸，也不是其他人。莫言无形中抬高的是这个形象，也不期然造就了一种大翻盘似的书写—一部另起炉灶的当代史，也因之落入了历史的诡计中，媚俗的另一面。正如邵燕君说的，“历史远没有‘把颠倒过去的再颠倒过来’那样简单”。然而纠缠莫言的人物蓝脸，又确实承载着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莫言一直打着大旗要回归的所谓“传统”本真，正在此处。莫言的访谈也许道出某种真意，“蓝脸”确实是作者下笔的初衷，作者本召唤着蓝脸们“魂兮归来”，另一个不安的灵魂西门闹却翩然而至占满了作者的笔手。如果我们还记得杰姆逊的名言“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不禁要问，作者立足当下的发音究竟基于何处，谁在说话，在哪里说话，说什么？这些老问题和新的价值观上的混乱在小说中也借着喧嚣、叠加的所有人物的自说自话中弥散出来。于是我们称之为庞杂、倾泻、流畅或曰写作的顺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不怀疑并且认同这部作品的写作速度。这部作品还可以有副标题，叫做《喧哗与骚动》或《被背叛的遗嘱》。
朱寒汛：听了大家彼此不同甚至很冲突的发言，很受震撼。在对文学评论感到恐惧的同时，不禁对作者产生了深刻的羡慕之情—是啊，人家写了一部作品，是非你们评说去吧，意义你们慢慢去挖掘吧，去争论吧，去谁也不服谁吧，去头破血流吧。“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历史告诉我们，让人们信服的代价多么巨大，而作者就像璞一样，在一边舒舒服服地躺着，看你们忙乎，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你献不献，他都是璞。
阅读《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正奔波在旅行途中，而这本小说给我的旅途增添了不少的快感。读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总是特别的宽容，就像对不喜欢的作家总是特别苛刻一样。我爱好文学的历史是从阅读莫言开始的，所以我对莫言一向十分推崇。有人说莫言只能写农村和农民，刻意强调本土化和中国化。这让我有点不太明白，能够写农村题材为什么非要写城市？从古到今中国都是一个三农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慢节奏的，严肃、幽默，心存敬畏，温文尔雅，充满浪漫情调。我悲哀地感到中国的城市已经越来越不像中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另外，我也认为，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题材的制约，莫言的写作是不能够离开土地与农村的，最起码不能离开底层农民。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莫言的小说一进入农村这个环境就活灵活现，翻腾跳跃，真是如鱼得水；而一进入城市就完了，情节失真、对话干巴，真是如鱼上岸。而且题材、人物越是现代，这种现象越严重。
莫言的世界观是在农村（确切地说是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山东农村）形成的，而不在城市（莫言当兵以后第一次进入县城是在20岁以后）。农村有他的血泪史，他痛苦的觊觎和压抑的情感，有宽慰他的汪洋血海一般的高粱地和带有神秘色彩的雾气弥漫的乡间小路和小路尽头的河流，又有草鞋窨子和铁匠铺，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各种牲畜和农具，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无数幻想。正是有了关于这一切的沉痛记忆，才使得莫言笔下的农村瑰丽生动，气象万千，充满生命的律动。莫言写农村是平视，而不是像《小鲍庄》那样的俯视，视角的不同很说明问题。为什么？王安忆当时是带着城市户口的吃公粮的知识青年，她永远不能进入农村这个环境，她眼中的农村就是一个城市人眼中的农村，她的创作资源不在农村，也永远不可能在农村。而莫言当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青年。莫言也坦言自己是一个农民，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血里泡三年、火里烧三年之类，经过很多道恶毒的“三年”工序，他还是农民，永远是农民。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时说：“好像有一扇门永远为他打开，而且只为他一人打开。”显而易见，农村的大门是永远为莫言洞开的，哪有农村的大门不为农民打开的道理？我想到一个例子，和所有伤痕文学作家不同的是，莫言对于“文化大革命”从来不怀有敌视和仇恨态度，而正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浩劫”却给他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就完全是一个当时农民的视角。“文革”对于农民的冲击最小，却把一批知青和“右派”送到了他们中间，农民能够间接地了解和接触城市和文明生活，为他们枯燥简单的生活平添了无数想象和乐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小说细节是一大群农村孩子围观几个知青刷牙，牙膏味甜津津地四处弥漫。王安忆会这样处理这个细节吗？绝不会。大概六年前我看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莫言把农民的这种喜不自胜描写到了极致。
莫言的矛盾是，好像是和自己闹别扭似的，抑或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自己有驾驭各种题材的写作能力，总是企图跳开农村。就像《欢乐》、《酒国》以及电视剧《红树林》，包括这部新作《生死疲劳》的后半部分（在读到“文革”结束改革春风降临以后我就基本丧失了阅读快感，我甚至感到作者本人也失掉了写作快感，进度越来越快，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得莫名其妙）。他有一套“想象力的试验场”理论，说没见过大海的人写的大海比渔民的儿子写的大海更加瑰丽磅礴，因为人的想象是无限的。作家的确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大小是评价一个作家是否伟大的重要指标，但是想象力是需要依附在具体事物和很准确的记忆当中的，否则这种想象就是靠不住的，失真、缺水、面带菜色的。我要说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莫言参军进而提干，已经逐渐进入了城市这个环境，身份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从而导致思想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多复杂的矛盾和痛苦。同时，莫言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是不了解的，这反过来又证明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
结 语
朱向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选择《生死疲劳》来讨论是有价值的。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你们五个人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你们各不相同的观点，正好佐证了莫言这个作家的复杂，如果不好说莫言是伟大的话，只好说他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庞杂—庞大和复杂。虽然不能说越是具有阐释空间的作品就越是伟大的作品，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部作品大家异口同声都说出一种结论，这也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六个人谈出六种意见，基本不大相同，甚至对立，这就说明这个作品是具有可阐释性的。可阐释空间越大，那么这个作品越有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我要谈一点更正。刚才有同学谈到一种意见，怀疑现在中国文学界是不是在“跟风”—跟外国人的风，跟大江健三郎、跟马悦然的风？对这个说法，我要作一点更正。不错，何止现在，多年前大江健三郎、马悦然就开始看好莫言，跟我们的看法接近。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说“跟风”的话，不是我们跟洋人的“风”，而是洋人跟我们的“风”。早在20年前—1986年，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通栏标题的半版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借福克纳的“邮票说”来解读和推崇莫言。此后我陆陆续续写过多篇莫言评论，尤以4万余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影响为著。应该说，我对莫言的称许差不多就是当时文学界的一种共识。也就是说，莫言首先是中国文坛自己的桃子自己摘，然后才是洋人来摘。大江、马悦然什么时候才认识莫言，起码晚了十年嘛。更重要的是，莫言是以文学本身的成就登上文坛的，不是靠非文学的因素一炮走红，然后在国外造成一种影响，又反馈回国内的。这一点也值得大家注意。
第三，我对大家的意见都表示尊重，不管你们之间或你我之间的意见是如何对立，但你们都是经过了认真阅读和认真思考的，而且都言之有据，甚至言之成理，也都能自圆其说，在各自的层面或立场上对我有所说服、有所启发。这既说明了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同时又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说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价值的作家，这一点是肯定的。再者，莫言不是一个以理性见长的作家，他是个思想比较庞杂混沌的作家，不像有的作家，总是能一下子把握住问题所在，出以理性见长的作品。莫言毋宁说是感性的，他对社会也有他的看法，但他不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方式是和盘托出，把他的所有“观感”—观察和感想，连毛带血，水淋淋、毛茸茸地端上来。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条大河，是气势、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条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几个浪来。当代中国文坛恐怕缺的还是这种长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说莫言的独特性价值，恐怕这就是他的主要价值之一。
比如这部作品，我大体感觉和中国当代农村近50年的发展基本接近。作为同龄人，我觉得是亲切的，是容易沟通的。现代的青年人可能更多地重视他作品的寓意、形式、技巧、文体意义，我则是从个人的生命经历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对当代中国农村变迁史的描写是大体成功的。对莫言而言，农村是他的根，离开土地，他就把握不住了。
总之，对《生死疲劳》这样一部丰富、复杂、混沌的作品，要进行清晰准确到位的评论的确很难，互相之间谁想要说服谁也很难，而且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我想我们只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就像作家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一样，它就自有它的价值所在。当然，这种感受，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是要独特，第三是要有深度，第四是将它完美地呈现出来。
（原载《艺术广角》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