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伍出身的赵匡胤扫平天下后，建立了宋朝。乱世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都易消亡，秦、隋即是例证，但宋打破了这个诅咒，北宋、南宋合计统治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治天下”的朝代，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以文治国”的国家，所谓“文官提笔安天下”，启用文官带军，武官的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兵将分离，京城里的禁军轮番到边境戍守，定期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宋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初就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无形中提高了文官的政治地位。
因此，宋朝虽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在经济上、文化上、科学技术等方面确实是强大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史学家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有专家进行过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宋朝是个分界线，社会发展到宋朝，各方面的发展都达到鼎盛期，此后的封建王朝逐步在走下坡路，再没有任何朝代可以超越宋代。评价一个国家，不能单纯地从这个国家的对外武力看，要综合这个国家的发展及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来平衡考虑。
与宋朝对立的是塞北三朝辽、金、西夏，他们都采用汉制，启用汉法，创建了自己的文字。二十四史中，有《 辽史 》《 金史 》，可见，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认同辽、金、西夏为华夏一员。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之间、彼此之间都处于对峙状态，但总体来说，除了金灭辽立国这段时期外，处于和平态势下的居多。塞北三朝的文明已经十分发达，西夏皇陵，辽代五京，词宗元好问都向我们展示了塞北文明的高度。宋辽金夏，恩怨纠缠的年代，尽管经济与文化仍在前进，但中国封建时代的高潮早已过去，它们只是一个继承的时代。
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七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面，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也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正当周恭帝和大臣们欢度新春佳节之时，忽然传来北汉和契丹联合犯边的警报。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唯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轻而易举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踞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盘踞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璠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三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接。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方针。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964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进入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孟昶投降，后蜀亡。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刘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
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十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期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克捷。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
在唐末五代之时，以兵变、政变夺取政权当上皇帝，就如家常便饭一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赵匡胤在建立了新的朝代以后，使这种纷乱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至此，“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太祖重用儒臣
宋太祖武人出身，一生的大部时间是戎马生涯。然而当皇帝之后，很快又成了一个善于以文治国的政治家。
公元963年三月，太祖欲改年号，让重臣讨论，并指出：“须求古来未尝有。”于是改元“乾德”。
965年初，宋灭后蜀，选了一个蜀国的宫女入宫。太祖在观赏其奁具时，忽然发现一个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五字，不由大惊道：“我改元‘乾德’刚刚三年，怎么会有四年铸此镜？”
于是召翰林学士陶谷、窦仪询问。窦仪答道：“前蜀于公元919年，王衍曾用‘乾德’年号，故此镜必得自蜀地。”太祖听了疑云顿开，并从中领悟到：“天下虽然由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今后武将，也要多读书，才能懂得治国之道啊。”自此，太祖重用儒臣。
吕端大事不糊涂
有这样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里面提到的吕端，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名臣，“大事不糊涂”这五个字非常简练地概括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特点。
吕端（935—1000），字易直，幽州安次人。他从小聪敏好学，但考了几次进士都没有考中，后来以荫恩补官，才得以走上仕途。
太宗即位不久，吕端当时任开封府判官，受亲戚朋友的请求，为他们买了一批廉价木材。其他官员也有不少人买。太宗知道后追查这件事，其他官员都纷纷推托责任，而吕端则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因此被贬为商州司户参军。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党项族人首领李继迁不断领兵侵扰北宋的沿边地区。有一次，宋军报告说擒获了李继迁的母亲，请求朝廷处置。太宗想把她杀掉。当时吕端任宰相，寇准为枢密副使，太宗很信任寇准，便把他一个人找来商量，想把李继迁的母亲斩首，以示惩戒。寇准出朝后，经过宰相府第时，被吕端看见了。吕端猜测寇准入朝一定是刚与太宗商议过什么大事，便拉住他问：“圣上告诫你不要告诉我吗？”寇准说：“没有。”吕端就说：“如果是边地的小事，我不必知道；如果是军国大事，那么我处在宰相的位置上，不能不知道。”于是寇准就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
吕端问他：“那么打算怎么处置呢？”寇准说：“将要把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吕端大吃了一惊，说：“如果是这样做，不太合适。请你稍等一下，我将向圣上陈奏。”于是马上上朝见太宗说：“汉朝时项羽抓到刘邦的父亲，准备把他煮了。刘邦说：‘希望你能分一杯肉羹给我吃。’干大事的人都顾不到自己的亲人，何况李继迁是狂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日杀了她，明天就能擒拿到李继迁吗？如果擒拿不到，则只能结下怨仇，更加坚定他的叛逆决心罢了。”
太宗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吕端说：“依我看来，应该把她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好好对待她，以招降李继迁。即使他不会马上投降，终究可以牵制住他的心，因为他母亲是死是活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太宗茅塞顿开，连拍着大腿叫好，说：“如果不是你提醒，差点坏了国家大事。”后来李继迁的母亲在延州病死，接着李继迁也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归顺了宋朝，这主要是吕端的功劳。
吕端在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时，都与寇准共事。寇准为人个性比较强，吕端为了大臣之间融洽和睦，对寇准非常谦让。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吕端被拜为宰相，而寇准还是参知政事。吕端猜想寇准心里一定不服气。为了消除寇准的不满情绪，吕端请求太宗特准参知政事与宰相相同，与宰相分掌大权，两者办公都必须升堂。太宗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而且当太宗命令凡是中书省上奏的事情必须先经过吕端过目时，吕端再三推让，表示不敢当。从此以后，北宋的参知政事与宰相就合二为一了。吕端对寇准谦抑逊让，表面上看是小事，不值一提，而实际上却关系到国家的大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蔺相如谦让廉颇的故事，道理是一样的。
吕端在面对大事时能明察秋毫，当机立断，充分表现出了优秀政治家的非凡胆识，而在对待一些小事情上却能忠厚宽恕，谦虚逊让，充分体现了这位封建良吏的宽容的气度。
真宗时修《太宗实录》，吕端为监修，钱若水为主修。按照宋代的惯例，监修虽然不参与具体工作，但书成后应该署上监修人的名字，可是钱若水却没有署上吕端的名字。吕端对此丝毫没有计较。
有个官员叫李惟清，被降了职，他认为是吕端有意压抑他所致，就乘吕端生病没上朝的时候，上奏章对吕端进行中伤。吕端知道后，说：“我一向直道而行，问心无愧。那些风言风语，有什么必要那么在乎呢？”并不对李惟清进行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