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9年，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觊觎琉球王国的富庶，悍然下令由九州萨摩藩的岛津家久出兵三千，武装侵略琉球。日兵囚禁琉球王于鹿儿岛，并阴谋一举吞并琉球王国，后来迫于明朝政府的压力，并由于日本幕府内部分赃不均，这一阴谋才未得逞，但是日本仍然控制琉球王国内政长达45年之久。
1871年，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死。这本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日本政府却乘机大做文章，以保护“属国居民”为借口，派兵入侵台湾，逼迫清政府签订了《 北京专条 》。在这次外交讹诈中，日本政府的一大借口，就是宣称琉球国民是日本国属民，称其武装侵台是“保民义举”，这已经为侵略琉球埋下了伏笔。
1872年，日本借琉球使者到访之机，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的“华族”。
1874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台湾藩地征伐要略 》，提出要将琉球的实权控制在日本手中，同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琉球王国派遣使者向中国继续朝贡。
1875年初，根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的建议，日本政府拟定了一份针对琉球王国的强制“命令”：
一、琉球王国对中国朝贡、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一概废止；
二、撤销在福州的琉球商馆，其与中国的贸易业务，以后一概归设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
三、琉球王登基需经中国派员册封这种礼仪，今后一概废止；
四、琉球王赴日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对琉球王国的政治改革及设施兴建等一系列方案；
五、琉球王国与中国今后交涉，一概归日本外务省管辖。
1875年6月，驻扎琉球的日军占领要害部门，拘捕了琉球国王尚泰及诸王子并直接押往东京，成功地控制了琉球的内政外交，同时，强制琉球改用日本年号。不久，日本占领当局即开始施行由日方制定的警察制度和监察制度。
琉球王国上下，不愿就此被日本吞并，不断派人赴日本以及中国方面陈情，决计抗争到底。日本方面对此类要求自然是置之不理。1876年12月，身陷囹圄的琉球国王尚泰不甘心就此国灭族消，秘密派遣其妹婿、担任琉球王国紫巾官的向德宏，紧急向清政府求援。向德宏乘船出海，伪装成遭遇台风，避开了日本监视，到达福建，面见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陈情书，乞求清政府出面，向日本交涉，代纾国难。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几个战略方向上的边疆危机：法国在广西，俄国在新疆以及日本在福建频频制造事端，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海外藩属。同时，清政府更担心，日本模仿此次中国干预琉球问题插手朝鲜，从而使清政府在东北战略方向上遭受更大的危机。因此，李鸿章私下表示，宁愿从此琉球王国不向中国朝贡，也无关国家轻重，可以大度包容。清政府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等于坐视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
1879年4月4日，日本将琉球的中山岛改称为冲绳岛。其实“冲绳”就是“中山”的日文音译。日本人很聪明，把“中山岛”改称为“冲绳岛”后，又按照冲字的日文意义（训读），用英文写成Oki，绳字写成nawa。于是中山岛变成了Okinawa，美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等都跟着称它为Okinawa，不知不觉地承认了这是日本的领土。
到了今天，连我们中国人也很少知道“冲绳”便是“中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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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特使以身殉国
琉球灭国后，向德宏两次向李鸿章上请愿书，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琉球。在请愿书中，向德宏有感于国恨家仇，悲愤地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一连几天，向德宏都在李的居所之外“呼号泣血”，可是仍旧没有结果。1880年，滞留在北京的琉球国陈情官员林世功，再度以绝食上书清政府，请中国出兵援助复国，依然不果，愤而自刎，以死殉国，遗下一纸“一死犹期存社稷”的绝命诗。
晚清重臣曾国藩
到了今天，连我们中国人也很少知道“冲绳”便是“中山”了。曾国藩，一位旷世奇才，“中兴”名臣。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曾国藩是清王朝苟延残喘之际的一剂强心针。
曾国藩，原名子成，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12月16日诞生在湖南湘乡荷叶塘天子坪白玉堂。在他短短的61年生涯中，可谓官运亨通，仕途坦荡。他重视人的思想和精神，他组建的湘军，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礼教是他的建军宗旨。他拥有晚清最富权威的幕府，他门下的幕僚，大多博学多识，甚至有少有的数学家、天文学家。至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影响中国的权贵，也都是从曾国藩的幕府里走出的。他所保荐的幕僚们，大都成了清廷中的重臣。曾国藩所创立的幕府，由此被称为“神州第一幕府”。
就是这样一位权贵者，却有着极其矛盾的性格。他推崇仁爱，却又大开杀戒，被称为“曾剃头”；他提倡清廉，却对自己部下贪赃枉法包庇纵容；他教人刚毅坚忍，却两次在挫折面前自寻短见。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拥有晚清最富实力的虎狼之师，却死守忠君报国的封建观念，屈服于朝廷，滥杀无辜，结果被冠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抑郁而终。
先来谈谈曾国藩创立的幕府。曾国藩幕府可谓人才辈出，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10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20多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势。无论是对曾国藩个人的事业，还是对晚清政局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是封建道德的楷模。在今天看来，虽有一些糟粕，但如果我们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曾国藩的文章道德不可不重视。曾国藩的学术思想自成一派，他所撰写的《 曾国藩家书 》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工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进步。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出，名不必自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关于修身养性，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从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学术不难看出，作为晚清最富势力的权贵，他深谙救国救民之道，不仅有气宇轩昂的儒将之风，更有气吞山河的军事家之才。他爱才惜友，正是因此，他的门下才广聚贤才。他使幕僚们走上政治舞台，而幕僚们又支撑着他影响了中国达几十年之久。
毛泽东在早年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晚年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而蒋介石则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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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谈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底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备受争议的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亲李文安，曾经担任刑部郎中，原本姓许。李鸿章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任翰林院编修。与曾国藩交往密切，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
洪秀全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侍郎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上奏请李鸿章帮助自己。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庐州，李鸿章建议先用兵攻取含山、巢县，然后再设法恢复庐州（今合肥）。巡抚福济拨给他兵马，他接连攻下二县，次年夺取庐州。因多次立功，提升为道员，赏给花翎。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攻下安庆，准备大举进攻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恰好江苏缺乏主帅，他上奏推荐李鸿章可以大用，江苏、浙江的士绅也来请求派兵。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下令李鸿章招募淮军七千人，率领旧部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国藩军中将领程学启、湘军将领郭松林、霆军将领杨鼎勋等前往江浙。他又上奏请调举人潘鼎新、翰林院编修刘秉璋，传令弟李鹤章总理全军事务。
当时长江沿岸都是太平军屯驻，李鸿章租用了外国人的八艘汽船，穿过太平军两千多里的防线，抵达上海，特别组织起一支军队，这就是淮军。外国人嘲笑淮军衣装简朴，李鸿章说：“军队的可贵之处在于善于作战，并不是讲究服装美观，到和我军打一仗后，再笑不晚。”不久，朝廷下诏要他署理江苏巡抚。
当时上海有英军和法军。美国人华尔招募了数千名外国兵，攻下了松江、嘉定、青浦、奉贤等地（今均属上海），称为南路军；程学启等则率领淮军和湘军进攻南汇（今属上海），号称北路军。
四月，太平军集中兵力打败南路军，占领嘉定、奉贤，华尔放弃青浦逃到松江。程学启率一千五百人屯驻在新桥。太平军将新桥包围了数十层，踏着尸体进攻。程学启大开营寨向外冲突杀敌，太平军被迫后退。李鸿章亲自率军赶来支援，太平军撤围而逃。李鸿章乘胜进攻泗泾（今属上海），解了松江之围。外国军队看到湘淮军作战勇敢，都为之惊叹。湘军、淮军的声威从此大振。
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看到江宁（治今南京）长时间攻不下来，督促李鸿章率军一起攻打。李鸿章认为江宁很快就会攻破，借口拖延时间。六月，曾国藩湘军攻下了江宁，捷报传来，李鸿章便兵分三路，一路由刘铭传、周盛波率领，从东坝出发攻取广德（今属安徽），一路由潘鼎新、刘秉璋率领从松江出发攻取湖州（治今长沙），一路由郭松林、杨鼎勋率领从上海经海上支援福建。平定农民起义军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他双眼花翎的顶戴。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代理湖北巡抚，十二月，上诏要他救援贵州，还没有出发，又改为救援陕西。第二年七月，他率军剿灭北山土匪，正好天津教堂发生事端，朝廷要他率军北上。教案一事了结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日本请求通商，朝廷又授他为全权大臣与日本签订条约。同治十二年（1875年）五月授他大学士，仍然留任总督。六月，授任武英殿大学士，第二年改任文华殿大学士。
清朝的旧制，相权在军机处。李鸿章与曾国藩都是大学士，名为宰相，但都是以总督兼任，并不是真宰相。然而朝野内外都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的名声也远在朝中主政人之上。朝廷也要借重他们，因为他们所经营策划的，都是海防、外交等重大事宜。
李鸿章想用西洋各国的新法引导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首先着重于军事，尤其注重培养人才。起初，他曾与曾国藩一道上疏请朝廷选派少年儿童到美国留学，每年一百二十人，以二十年为期，学成回国效力，但未曾等到学完便中止了。
李鸿章请朝廷不要终止，但毫无结果。随后，朝廷分派学生到英、德、法各国留学。后来建立海军，将校都是由这些留学生担任。在上海时，他便上书请设立外国学馆，后来到了天津，他又上书请设立武备海陆军，又设立各学堂，这是中国研究军事学的开始。
他还曾创议制造轮船。在奏疏中，他说：“西洋人专门依靠枪炮轮船的精巧坚利，在中国横行。在这种情况下说要赶走外国人，只是一句空话和妄想。即退一步而言，要与他们讲和，守住疆土，也要有了武器才能防守。一些读书只懂得书中的迂腐之论，寻求目前一叶苟安，而提出停止制造轮船的建议。我认为国家其他费用都可节省，而只有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轮船的费用不能节省。要节省开支，必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国家没有立足之本，就永远无法自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