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学校——泥版书屋
文字的发明，是两河流域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有了文字，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学校以及有关的书吏。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诞生在两河流域，即“泥版书屋”。这所学校，据考古学家推算，建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大约比埃及最早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年。
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马里发掘出了一所房舍，后来经过考证，得知这是学校的遗址。这所房舍规模不大，只有一条信道和两间房屋，大间房屋呈长方形的布局，长13.4米、宽7.6米；小间面积要比大间房屋小很多，大概只有大间的三分之一。大间房屋可容纳4排座位，可以坐45人左右，小间房屋可容纳3排座位，可以坐20人左右。
从其规模和设置来看，很像一所学校的教室。奇怪的是，房屋里并没有发现讲课用的讲台，但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泥版，像是学生的作业和“课本”。因此，考古学家推断，这是一所学校。
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就在苏美尔的重要城市舒路帕克发掘出了大量的泥版，经过艰难地破解，才最终确定了它们的真实身份——泥版学生课本，即“教科书”。
学者将发掘的学校遗址归为三种类型，一是设立在王宫附近的学校，由王宫出资，专门为贵族子弟服务，比如在拉尔萨、乌鲁克和马里等地发掘的学校遗址；二是靠近神庙的学校，由神庙建立，用来教授一些宗教知识；三是临近书吏居住区的学校。对于这三类学校究竟谁占据着主要地位，就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说还不能作出结论。只能有待考古的进一步发掘和历史学家的研究。
苏美尔的学校称“埃杜巴”，是“泥版书屋”的意思，还可以叫做书吏学校。学校的校长叫“乌米亚”，是“最有学问的人”的意思，也被称为“学校之父”，是学校中最有威望的老师。教师在苏美尔语中叫“泥版书屋的书写者”，苏美尔学校的教师，和我们现在的教师一样，也喜欢舞文弄墨，写写文章，一般是一个人负责一个学科的教学。学校里也有助教，助教被称为“大师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好教师做好课外准备工作。如负责给学生准备泥版、检查作业、批改作业，帮助学生复习功课，解答疑难。学校还有其他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如美术老师专门教授绘画，语言老师专门教授语言交际和辩论。教学管理人员则负责学生的课程安排，图书馆和其他后勤工作，还要负责对学生实行奖惩。表现好的给予表扬，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则实施处罚。
从发掘的泥版文书中，可以判断在课程设置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语言、科技知识以及文学创作。其中，首先要学的就是语言课程，它是最基础的。学生要首先学苏美尔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神庙祭司和各种宗教活动。苏美尔语也是一种显贵阶层的语言，只有掌握了苏美尔语，才有晋升的可能，而且懂得苏美尔语，是有教养、有素质的体现。除了要学习苏美尔语外，学生还要学习计算、几何以及其他科学知识，是为了适应管理土地和商业贸易活动的需要。在苏美尔出土的一些教科书，内容涉及多种学科，比如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等。在出土的文学教材中，学生要背诵、抄写文学作品，其文学体裁不限，有神话、寓言、谚语、格言、史诗等。在学习这些作品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创作。
最早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19世纪中期，考古学家在尼尼微王宫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地面上清理出了很多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后来经过学者的解读，得知这些泥版文书中有许多王室档案库的重要文献，还有许多优秀的巴比伦文学作品的抄本。在后期的挖掘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房间，而且里面都有泥版文书。经过学者们的苦心研究，最终确定这里为一座图书馆，也就是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是现今已发掘的古文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从时间上来看，要比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早400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是以亚述末代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名字命名的。亚述巴尼拔有才学、喜欢读书，并能把书中学到的知识用于治国。在他的治理下，亚述帝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因而他也得到了“伟大英明及世界之王”的美誉。亚述巴尼拔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博览众书，只有这样，才可以学到治理国家的知识……读书有很多益处，比如可以扩充人们的知识面，教会人们技艺，还可以培养高贵的气质和胸怀。因此，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他在首都尼尼微修建图书馆，即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亚述巴尼拔推崇文化，爱书几乎到痴迷的程度。为了扩充图书馆的书籍，他命令书吏、官吏到全国各地搜集图书，凡发现所缺的泥版，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人力都要得到，大有搜尽全国图书之意。尤其是对文明程度较高的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格外重视，曾多次派书吏前去搜集图书。考古学家在这个图书馆遗址前，还曾发现一块亚述巴尼拔写给一些文官的训令。这些训令要求他们必须马不前蹄地去各省搜集泥版图书。其中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接到此信之日，即带舒玛、其弟贝尔·埃梯尔、亚普拉及你认识的波西巴的一些艺术家去，尽可能收集人们家中及埃齐达神庙里的泥版。”除此之外，亚述巴尼拔还聘请了很多学者和抄写员，专门整理和抄写各地的泥版和非常有价值的铭文。
图书馆的管理相当完善，与现代的图书馆管理很相似。亚述人已经懂得对图书进行分类和编目。图书馆里有馆藏图书的目录，登记了所在馆的图书，方便人们查寻。书吏将各类图书放在不同的位置加以区别，还在每块泥版上附上题签，注明该泥版所记载的内容。人们在这些图书中发现了很多文学作品，可在亚述王国中，除了历代诸王的远征记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原来，这些文学作品是亚述巴尼拔下令从巴比伦搜集、整理出来的。考古学家在发掘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时，发现了亚述和巴比伦的所有作品，从而也弄清了亚述文学的源流。
图书馆中的藏书种类齐全，几乎囊括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所分类的图书，包括哲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文学以及占星学等各类图书。这些图书蕴藏着很多信息，为人们了解巴比伦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比如王朝世袭表、史事札记、宫廷敕令以及神话故事、歌谣和颂诗。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巴比伦的历史。
这座图书馆，并不对所有的人开放，只是亚述巴尼拔的私人图书馆。每本图书都盖上了“天下之王，亚述王亚述巴尼拔宫廷”的印章。有的注明是国王本人亲自修订的，有的则标明是他收集而来的。通过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国王对图书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一块泥版上，写着这样一首有名的诗：
我是亚述巴尼拔，伟大的国王、非凡的国王
宇宙之王、亚述之王、周边世界之王
王中之王，亚述的统帅、无敌的君主
支配着大海从高到低
所有的诸侯都匍匐在我脚下
书吏的出现
伴随着楔形文字的产生，书吏也诞生了。书吏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阶层，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由楔形文字体系的复杂特征和其神秘性决定的。
楔形文字的符号数目，与我们汉字的数目比起来，实在是少之又少，总共不到600个，常用的只有300多个。但是每个符号能有很多个字义，最少的也都有两个字义，平均代表四五个音节。要理解和掌握这些符号和语法规则，需要学习很长时间。因而，掌握这种书写技能的人非常少，这部分人便成了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眼中，只有那些受到神的眷顾，恩赐的人才能掌握楔形文字。这样，掌握文字的人自然就成为“众神的书吏”，成为与神交往、沟通的最好桥梁，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尊重。在出土的一块泥版上，写有这样一则话“一个擅长写作的人，他会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可见书吏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出土的泥版中得知，在当时的苏美尔，已经有几万名职业书吏。书吏有老有小，级别有高有低，具有一技之长的书吏可以在政府机构里谋得一官半职，获得高官厚禄。大多数书吏会在王室和神庙机构中服务，担任各级机构的管理人员。从中也可以看出办学的宗旨是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吏或书记员，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书吏，书吏是要经过严格的学习、考核才能录用。要想成为王室和神庙正式的书吏或书记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从书吏学校毕业。书吏学校一般由宫廷和神庙出资建立，为了便于管理，通常建在宫廷和神庙附近。据亚述学家推测，这类书吏学校应该以神庙学校为主。据美国学者爱德华·吉埃拉的研究，在亚述帝国时期，不仅有这种公办的学校，还出现了书吏私人收徒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在一些文献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很多年龄相仿的人都是书吏的“儿子”。据常理推断，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儿子。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书吏把这群学生收养为自己的儿子，不仅教授他们学业，还让这群学生为自己服务。当然，这种现象应该只能发生在私立学校里。
书吏记录国家发生的一切大事，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阶层，必定会有自己的组织和保护神。他们常常身兼数职，比如会担任神职、书吏、祭司等职，在大量出土的泥版文献和泥版雕刻、石刻中，你会发现其中有众多书吏形象。
麦蒙与智慧宫
公元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已经基本上不再军事扩张了，局势日渐稳定，人民生活也逐渐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哈伦认为人不能仅仅满足于吃穿住用行，还要有更高的追求和创造。因此他非常重视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希望能把其他各国的文化，比如古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学术遗产翻译成阿拉伯语，用来满足国家各个方面的需要。为此，翻译运动的大幕徐徐拉开，并逐渐发展成一场浩大的声势。“百年翻译运动”，对伊斯兰文化的汇总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了哈里发麦蒙时代，翻译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新的高潮。麦蒙本人就非常喜欢希腊哲学，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哲学著作颇有研究。他还派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整理和搜集古籍，并把它们带回巴格达，之后开始组织各地有才能的学者进行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种族之分。各位学者倾其所有，呕心沥血的翻译。
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虽然最早开始于伍麦叶王朝，但那个时代的译书行为都是个人行为，国家很少投入财力、人力去关注。而到了麦蒙时代，国家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利国利民的大事，于是把译书列为国家的一项主要文化事业。国家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立机构，召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者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据资料显示，麦蒙对于这些翻译家的报酬从不吝啬，据说给予他的首席翻译大师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报酬，相当于译出书稿同等重量的黄金。侯奈因是一位基督教徒，熟通多国语言。他不负厚望，凭借自己扎实的语言功底，翻译出了高质量的译著，其中包括希波克里德、加仑、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此外，他还凭借自己扎实的语言功底，创造出了一大批新的阿拉伯语汇，并将那些找不到对应词的外来语阿拉伯化。从此，阿拉伯语也逐渐成为学术和教育的官方语言。
麦蒙一方面大力资助翻译运动，另一方面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宫。智慧宫是当时最大的综合性的学术机构，配备有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等设施。筹备智慧宫时，巴格达的路上到处是运书的车辆，尘土飞扬，浩浩荡荡。巴格达俨然在成了古典文化的重镇之地。
建成智慧宫后，麦蒙经常和各方学者在这里谈论学术问题。麦蒙本人就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喜欢读书，阅读范围广泛，读过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建筑学、《古兰经》学、教义学、阿拉伯语法学等相关的书籍。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号召贵族读书，并且对文人学者也非常尊敬。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派别——伊斯兰哲学派和穆尔太齐赖派。他们在当时非常兴盛，追随的学者众多。这两个派系都不赞同正统史学的原理，他们认为思想应该自由，鼓励对伊斯兰教经典各抒己见。与伊斯兰哲学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是介绍希腊哲学的先驱，擅长利用理性学科来捍卫伊斯兰教。因此，公元827年，麦蒙把这一学派定为国教，并颁布了一个赦令，确定了《古兰经》为受造之物。
麦蒙的才干，不仅仅表现在知识和智慧价值的见识上，还充分展现在善于利用外域的文化上。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宗教信仰及民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被召到巴格达，敬为贵宾。这样，巴格达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的中心。在他的支持下，这场翻译运动令阿拉伯人学习和掌握了希腊文化的优秀之处，大大缩短了阿拉伯人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同时促进了伊斯兰学术文化成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