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缪勒1873年在《宗教学导论》中正式提出“宗教学”概念算起，宗教学发展历史到今天也不过一百三十多年，故宗教文化很古老并依然活跃，宗教学却还年轻。宗教学研究与宗教信仰是不同的，它虽然要涉及宗教信仰，但研究宗教和信仰宗教不是一回事。宗教学以人文学科的方法对宗教问题加以系统研究，使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能互相理解，它是一门客观的学科。国家把宗教学列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以及各省的社科基金都设立了宗教学研究课题，1995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了宗教文化出版社；研究机构也创办了宗教学刊物，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世界宗教研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宗教学研究》。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先后成立了宗教学系。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设立了宗教学研究所。教育部建设了宗教学学科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为21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腾飞创造了良好环境。在人才培养上，各院校招收了从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不同层次的宗教学专业学生。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宗教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深入持久的开展， “宗教是一种文化”的理念，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新编》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 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里吕先生明确指出了“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视宗教为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现象。学者们大都承认，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生活，且具备文化的功能。目前对宗教学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思想文化层面。目前的宗教理论大多是以基督教经验为基础的西方宗教理论，运用的是以基督教神学概念系统为主的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基于自身经验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随着宗教学各分支学科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民间宗教信仰等研究的深入，建立中国宗教学自己的体系应该成为学者们的题中之意。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科研梯队，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学术专著，发表了一大批优秀学术论文，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少数民族宗教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果。可以说，二十多年来的进步是很大的，成绩是显著的。
以往国内道教研究比之佛教研究较弱。但以任继愈先生、卿希泰先生分别主编的两种《中国道教史》的出版为标志，道教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新气象。1996年以后，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研究成果的增多更是表现在论文数量上，其中在《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发表的与道教相关论文最多，继续发挥了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刊物的优势。同时，国外道教学者也认识到，道教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之一，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适当的生存方式，使我们的神经质自我和被毁坏的地球重建和谐。国外道教学者也有不少人泛泛而论地谈到过道教的一般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在全球一体化和多元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时代，关注现实的道教学者，会在这方面提供更多、更严格的反思、讨论和著述，来探讨道教思想体系以哪些方式为新世纪的个人、社会和环境作出贡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和学术交流的频繁，国外的道教研究和国内的道教研究将有越来越多的沟通，并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们相信，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道教文化将会在更深的意义上走向世界。
道教与宗教文化的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以下课题中予以加强：
一、道教的生态智慧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道教，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具有的生态智慧，尤为引人注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意识的集中表现。1995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在日本和英国召开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中国道教协会派代表出席了会议。1996年，中国道协与该联盟合作对部分道教名山的环保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1998年6月，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召开了“道教与生态”国际会议。这些活动表明，道教深邃的生态思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都撰写了论著，对道教的生态思想作了初步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相对于丰富的道教生态思想来说， 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全面。对于道教经籍、仪式、养生和戒律中的生态思想，都还有待于深入挖掘。对道教生态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可以为当代的环境保护理论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道教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少私寡欲、贵生戒杀等思想，对于现代人树立自觉的环保意识，实行合理的消费模式，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道教养生文化研究
目前，国内外道教养生文化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在理论和修炼方法等领域亦有专书和论文。尽管如此，在系统的历史文献整理、全面的养生理论及方法总结、道教养生学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的拓展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不足。道教自创教之日起，养生即是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道教的养生文化更是远绍黄老。道士们近两千年不懈追求的仙路历程， 留下卷帙浩瀚的养生经典，为探索人类的健康长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道教的养生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诸如文学、艺术、医药、卫生以及人体科学、养生学、环境学、生态学等都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展开道教养生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拓展道教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其有益于世人的优秀遗产，更能使我们继往开来，运用现代的理论成果和科技手段，创造性地诠释和实践道教养生文化，为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人伦危机提供一条独具特色的可行之路。道教养生文化中有重要的道德实践内容，积善立功，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心的，这样才能养生。道教养生以道法自然、天道乐生、随缘度人的慈悲心，唤起人们热爱社会、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博爱情怀，教导人们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以天道无私的奉献精神，普济群品。从这个方面看，道教养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更加彰显。
三、道教与民俗研究
道教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与传播，与民情风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中，民众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以及思维方式，都深受道教文化影响。探析汉族、少数民族民间节日、地方风俗习惯、风物传说、民间祭祀活动、禁忌、婚嫁、丧葬等与道教的关系，弄清中国民众信仰习俗的历史源流及道教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习俗中的影响、道教劝善书在民间的流传及其对某些民俗形成的影响，研究中国的庙会文化与道教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明民间习俗与道教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尝试建立道教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道教与民俗是道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学者汤普生编著的《西文中国宗教分类目录》，将1980年以前西方学者的道教研究成果分为十大类，其中第一类中的信仰习俗、神话，第八类道教神祇与崇拜，都涉及道教与民俗。在中国学界的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中国民俗节日、道教神仙民间崇拜、道教民间传说的研究，都涉及道教与民俗信仰问题，其中不乏道教民俗的田野调查记录，以及乡村信仰习俗的微观论述，这说明道教与民俗研究是学界颇为重视的问题。但从已有的零星研究成果来看，无论在材料的全面掌握或理论探讨的深度方面，都有继续深入开展研究的必要性。在借鉴国外宗教学、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勾画道教与民俗关系的鲜明特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民俗学理论，可以使宗教学的基础理论更为丰富。
四、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研究
道教史上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晋代的葛洪、南朝刘宋的陆修静、南梁的陶弘景、唐代的司马承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南宋的白玉蟾、元代的邱处机、明代的张宇初、清代的刘一明等等，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作出过贡献，推进了道教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也有很大影响。目前，除个别人物如葛洪得到较多研究外，许多重要人物都研究得很不够。因此可就某一位著名道教人物的生平、著述、活动、思想、成就、影响、地位等方面予以探讨，并以其为个案揭示中国道教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五、道教科仪及音乐研究
道教科仪及音乐是道教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已从文献搜集、实地调查、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等各个方面对道教科仪及音乐进行研究，但其研究对象还局限于我国个别地区(主要是广东、福建、浙江以及港澳台地区)，对中国广大地域内的道教仪式及音乐尚缺乏系统、深入地调查和研究。而国内道教学者中也较少有人探讨这一问题，已发表的一些论著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垦拓时期。应采用实地调查材料与书面历史文献互证的方法，对各个地域的道教仪式与音乐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厘清中国道教科仪及音乐的历史、现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六、道教典籍研究
整理和研究道教典籍，可为各领域的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中外学者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尤其有影响的是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还有就是日本学者对一些道书的考订和中、欧学者各自撰写的“道藏提要”。但目前对一些难以考订的道书还缺乏研究，某些道派(如天师道)的经书也尚需整理、分析和考订。应借鉴中外道教文献研究的成果，深入细致地考证某一时代道书或某一道派经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源流、主要内容及其与其他道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道教史研究的一些难题。此外，应进一步整理《道藏》，搜集整理藏外道书，在标点本《中华道藏》的基础上，做好新编《道藏》的准备工作，也可进行《道藏》文化价值的多维研究。
七、道教现状研究
调查研究道教在当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可为道教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提供理论参考，推进道教在当代和未来的良性发展。道教学界过去一直侧重于研究道教的历史，对道教现状的研究用力甚少。今后，应在广泛占有实地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材料做出理论分析和比较，以求对道教现状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并科学地揭示其未来发展方向。
八、中国道教考古研究
古代的各种道教活动，在地面和地下保存的遗物遗迹种类、数量极多，包括镜、剑、印章、钱币、造像、简牍、写纸、石刻、烧炼设备用具等遗物。宫观建筑、摩崖石刻、壁画和墓葬等遗迹，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不断有新的发现。道教考古应当成为中国宗教考古中一个主要的部分。过去一方面由于道教考古材料规模小、分散的特点，没有像龙门、云岗、敦煌佛教石窟造像那样集中暴露在地面上的宏伟壮观的造像群，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考古的人缺乏道教和道教史的专门知识，而古代道教历史的研究者对考古学又不熟悉，这种隔膜状态，使得大量道教考古材料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甚至根本没有被辨识出来。对于道教考古材料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虽然做了一些工作，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但总的说来，专门从事道教考古研究的人仍然较少，研究内容较分散、不深入、不系统。道教史著作中，引用考古材料的也不多，道教考古远远没有形成像佛教考古那样的规模，没有充分发挥考古材料在道教史研究中的应有作用。考古发现中与古代道教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需要我们同时运用考古学、宗教学、历史学、金石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跨学科知识方法进行研究，在究明它们的性质、年代、地域分布发展演变状况的基础上，给予宗教的、历史的解释，然后再通过它们来了解道教发展史上的问题，复原道教发展史。在对东汉至明代的考古材料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应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研究：从考古材料考察道教的起源，考察不同道派活动的时代、地域范围和内容特点，考察不同道派之间的关系；从考古材料考察道教和佛教的关系，看道教神系的发展变化，看古代政权的宗教政策，考察道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道教考古与丧葬文化；道教科技考古；区域性道教考古材料研究；道教考古方法论的研究。
九、道教与佛儒关系研究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后，汉武帝时代以来儒家一统天下文化格局，逐渐演变为道、佛、儒三元共轭的格局。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至近代。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道、佛、儒三家鼎足而立，互相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又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吸收，互相促进发展，最终趋归融合。继承先秦道家兼容并蓄之学风的道教，更是大幅度地融摄、吸收佛、儒二家之学，建构起自家庞大的思想体系。道教以中华本土传统信仰为基础，广泛地吸收、融合诸家文化之精华，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有容乃大的文化性格，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传统精神的陶冶和积淀，铸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具开放性和善于吸纳的多元文化特点。在今天全球多种文化的交融、竞争日益加剧的信息时代，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开放、和合的精神，对于处理好多元文化的互动关系，维持社会安定，促进世界和谐，建设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性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本课题研究，在理论上具有推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往纵深研究的意义，在实践上则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本课题应在理论上有以下突破：第一，揭示学界长期说而不清的道教为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根柢，其源远流长的神仙信仰及与之相关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终极关怀等，阐明面对佛、儒二家文化的挑战时，尤其是面对外来文化的佛教时，作为中华本土文化根柢的道教所表现出的坚韧性、应变性与兼容性。第二，说清学界议论虽多而深度不足的道、佛、儒三家思想的核心——心性论的各自特色、相互影响及其同与异， 由此进一步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第三，揭示道教文化植根于中国人心的传统信仰，不断融会佛、儒二家的精华充实发展自己，兼收并蓄从而形成精深博大的体系，虽然保住了在三元共轭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但却不敌佛、儒二家，并先于佛、儒二家而衰落的原因。
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史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其传统宗教融摄了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有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使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内涵更加丰富。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宗教的研究，是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是宗教学领域中有关区域宗教的研究，是涉及宗教、社会与地域文化的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项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将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战略提供政治、文化方面的服务，将有助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发展西南地区的旅游经济，对于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规范宗教活动，有效地开展对当代宗教活动的管理，亦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这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有丰富的经典和祭祀仪式，其蕴涵的教义思想和祭祀的宗教活动，是宗教学的两大要素。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崇拜对象，有着丰富完备的表现形态，体现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地域特色，其研究有助于认识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演进历程。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神系中，既有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神灵，亦吸纳道教、佛教及民间信仰的神灵，反映出其神灵信仰多元化的特征。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有从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化的特质，在宗教学领域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基础理论。
十一、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儒释道的比较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但由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儒释道的双向渗透、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拓展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领域。应当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影响、融会进行理论归纳。
十二、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研究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有关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的联系，佛教在西部大开发当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作用的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尚未出现，可说是一项空白，即使是相关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西部佛教的研究方面，并且成果数量比较少。就当前情况看，学界内外对西部佛教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集中在敦煌、藏地、滇地佛教的研究方面，且多注重密教研究，对于新、青、陕、川、渝、黔等地的佛教及汉传、南传佛教研究却非常少。应把西部佛教作为一个整体，对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佛教做综合研究，以弥补佛教研究的空白。对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相互关联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仅限于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研究西部大开发的模式，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佛教及西部大开发，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从西部发展的角度研究佛教，突破以往只是从哲学、宗教学、考古学及历史学等角度研究佛教的传统，对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佛教可以说意义重大。应主要对佛教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佛教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佛教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积极作用做出研究。
十三、佛教管理学研究
佛教在教团、社团、人众管理方面，有自家独特的主张和长期积聚的丰富实施经验。对佛教管理学的研究，要求将佛教从古至今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为现代管理学提供借鉴，并起到推进佛教教团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而改革的作用。
十四、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艺术是藏传佛教信仰的载体及弘法工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对藏传佛教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与佛教及藏族文化的关系，分析其风格、形式、技巧、审美观，对开发西部宗教文化资源，具有重大价值。佛教艺术传入藏地，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演绎，在大规模的东西方文化和本教文化、藏族民间民俗文化交融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兼容东西方艺术之精华，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以神本主义为其表、人文精神含其内的藏传佛教艺术体系，在中华民族艺术、东方艺术和世界艺术的圣殿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随着国际藏学热的兴起， 目前此方面的探索，开始了对实存物表的恢复制作、遗散素材的整理搜集、客观状况的一般化介绍。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佛教艺术实存文物损毁严重，许多艺术活动形式逐渐失传，加之现代文化艺术的冲击，以及对藏传佛教艺术及其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缺乏深远和本质的认识，都给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基于此，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更显迫在眉睫。由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宗教性、民族性、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研究工作涉猎面广，工作量大，难度突出，故至今尚未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关于藏传佛教艺术种类、表现形式、内容、审美研究的专门性理论专著。从这一角度讲，本研究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学术参照意义和实践借鉴作用，对藏族艺术的民族化追求，有一定指导意义，同时，其突出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还将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世界意义。藏传佛教艺术积淀了丰厚的民族地域文化资源，无疑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一笔巨大的最有特色、最具持续发展力的无形资产。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而且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更具有现实性的开拓意义。在西部开发的大局中，本课题的研究对地方性文化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有益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安定发展。
十五、比较宗教学研究
“比较宗教学”产生的一百多年中，在西方取得了巨大发展，研究方法从早期的比较研究、人类学研究发展出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宗教对话学、宗教生态学、女权主义神学、宗教语言学等多角度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现代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是跨文化而多元的。当代的比较宗教学家用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方法研究宗教，一个是宗教现象的结构，一个是宗教现象的历史意蕴。前者试图理解宗教的本质，后者希望发现它和历史的联系。现代比较宗教学在研究方法上，从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宗教转变为研究文明国家和发达社会的宗教。在学派上，从进化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过渡到结构学派、象征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从静态过渡到动态，从局部过渡到综合，从实证上升到哲理。我们可以说比较宗教学研究经历了从实证性的“描述性”方法排斥其他方法的“一元”阶段，到接受哲学的“规范性”方法的“二元”阶段，发展到今天重视理解的“对话性”方法的“三元”阶段。我国的比较宗教学研究起步很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通过这二十多年的研究，对比较宗教学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宗教本质的界定不再单一，对宗教功能的认识更为客观，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对宗教根源和发展趋势有了更深的认识。但研究水平还不高，有待于努力提升。
十六、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
中国基督教界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国内学术界对此很重视， 已经有一些文章探讨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该课题，有助于探讨基督教如何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问题、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的联系与区别问题。
本论丛以收编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为主，重点编入涉及上述课题的论文集，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内容的文集。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为的是展示海内外同行学者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借此以文会友，交流研究心得，促进学术进步，争取早日建立起中国宗教学自己的体系。
李刚张钦李小光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