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身影将长留在你的身边——从宗教心理探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的札记
一 、并非危言耸听
宗教的身影将长留在你的眼前。
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谓“客观”事实，是指敦煌莫高窟优美的飞天壁画吗？是指道藏、佛藏中浩如烟海的经籍吗？是指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吗？是指东正教堂上一座座蘑菇状的圆顶吗？回答是：又是，又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宗教艺术、经籍、文物、建筑等等都和宗教有关，都将长留在你的眼前。可是，更重要的是，宗教，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有一套与信仰者的要求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它有一批信仰者。宗教将长留在你的眼前的主要标志就是你将长期看到有人信仰宗教。这种说法是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宗教赖以存在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作为依据的。那么，既然宗教有深刻的存在原因，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有人信仰宗教，又有人不信呢？那是因为，宗教长期存在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是通过人的信仰活动体现出来的，而人的信仰又是一种和人的认识、感情、想象、信念等有关的心理活动。所以，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也就是人的宗教心理存在的长期性。在同一社会环境中，信不信宗教，即由人的不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
二、宗教心理研究的立足点
人的心理活动，大概是人类自身研究中最复杂而且观点最纷纭的课题之一。对人的宗教心理研究，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就开始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心理研究依附于哲学研究之中，心理学科的独立是在19世纪后半叶，而宗教心理学的建立大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
可以认为，近一百年来，各种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都曾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今天，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人的宗教心理的研究，当然要确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立足点。
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决定论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关于人的心理特征的基本观点。不过他们关于宗教心理的论述并不很多。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不无矜持地说过，宗教“这个问题的一切最本质的方面，或至少一切最困难的方面，都被我探究清楚了”。在费尔巴哈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中，一些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宗教心理所作的有价值的探索是值得我们加以再认识的重要内容。南斯拉夫学者斯克莱特尔认为，在全面阐述复杂的宗教现象，它的起源和范围时，强调费尔巴哈关于宗教起源和职能的存在主义心理学观念的作用比起马克思著作中所阐明的观念更为重要。不论其他，就该文强调费尔巴哈对宗教心理研究所作的贡献这一点而言，本文的作者是欣赏的，并且愿意以费尔巴哈许多有价值的探索作为今天研究的起点。
三、依赖感
周恩来同志曾经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宗教信仰是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就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
作者无意根据周总理这段话就说有一种什么“怕鬼教”，但是，周总理对党内有人“怕鬼”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而在心理研究之中，“怕鬼”是人的一种心理反应——恐惧，恐惧一种子虚乌有的超自然物对自己的伤害。
费尔巴哈曾经对人的畏怖（即恐惧）的心理原因作了历史的、民族的分析，他认为“畏怖是对这样一种对象的依赖感。没有这对象或者由于这对象我都可以化为乌有，这对象有权力毁灭我”。人们正是从持续的畏怖中产生了对于对象的依赖和服从，并且通过“推论”的思维方法，把人的“合目的性创造”观念推衍到依赖对象上去，于是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对不同依赖物的崇拜。人类的初期，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且只有依靠动物，人才能超于动物之上。于是，对动物的依赖感导致了动物崇拜；对自然界的依赖感又导致了自然崇拜。费尔巴哈认为：“只有依赖感才是表明和解释宗教的心理根源和主观根源的唯一正确而普遍的名称和概念”。当然，费尔巴哈的“依赖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时医学所提出的人对于自然的依赖这一唯物主义观点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费尔巴哈的论点“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当然，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导致人们产生依赖感的对象范围要缩小得多，但却不可能根绝，而且其内容比起过去来说要复杂得多。不过，在社会主义时期，人的社会活动比起过去要纷繁得多，人的多层次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自然人们克服依赖感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也比过去要有效得多，再加上由于其他心理因素的配合，人一旦有依赖感也未必就导致信仰，就像在晚上怕鬼的共产党员并不信仰宗教一样，何况即使是怕鬼的群众也未必会有宗教信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怕鬼”的人的头脑里总是存在鬼神观念，或者说是存在有会作弄人的“鬼”的观念，而这种“鬼神观念”毫无疑问的是宗教心理的内容。
四、利己主义
晚上怕鬼的人是惧怕鬼的伤害。于是要佩戴护身符驱鬼，口念真言镇鬼。这些是为了保护自己。
敬神的人是祈求神灵赐福。于是有的祈祷通报神灵，有的忏悔求取赦免，有的献祭用音乐舞蹈、酒肉，甚至牺牲人的生命去谄媚神灵，换取庇佑。所有这些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宗教史的每一页都证明，宗教的出发点以及最后根据是人的幸福欲，费尔巴哈称之为人的“利己主义”。这里的“利己主义”并不包含揶揄和非议宗教的意味，更不是我们常说的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意思。费尔巴哈说过：“没有需要，便没有依赖感”，还说过：“没有利己主义，也就没有依赖感”。因此，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心理学体系中“需要”和“利己主义”是同义语。现代心理科学对于人的需要内容和结构作了深入探索。一般认为，人的需要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两大类，不同而众多的需要又形成了多方面的不同层次的需要结构，而且一直处于满足与不满足的运动之中。由于人的任何行为都扎根在人本身固有的动因之中，也就是扎根于人的需要之中。因此，人的需要或者“利己主义”也就成为人的心理活动的原动力。不过，尽管需要是宗教的最后根据，它们一般还是不能直接导向宗教。值得惊叹的是费尔巴哈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了导向宗教的条件，他说：“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或矛盾。”当人们只是在意志、愿望和想象中能够不受限制、自由和无所不能，而在能力、获得和实际上只能是有条件、有所依赖、有所不能的时候，当人们对于能在想象中破除“对立或矛盾”的力量产生依赖、崇拜的时候，需要或者“利己主义”就导向了宗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指出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未把人看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费尔巴哈在阐述人的需要时，确实是把人看成一个抽象人。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人的需要问题时，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费尔巴哈理论的巨大力量。
今天，我们周围有些人患了不治之症，不正是在欲生不能、欲治不果，在想象与实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而又企图祈求神灵保佑、祈求在病人身上出现奇迹时，才转向宗教的吗？
有些人遇到失业、失恋、失意，不也正是在欲求不得、欲强不成、欲罢不愿，在意志与能力、愿望与获得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又企求在心灵里得到满足、寻找解脱时，才转向宗教的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像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的前提”的地盘会越来越缩小，也就是人的需要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满足。但是，这样一个能让人摆脱一切异己力量的支配，能满足人的一切需要的伟大变化，显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的努力就能够完成的。
五、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
过去有些人宣扬宗教是超理性的，而有些无神论者又认为宗教所依靠的是欺骗、无知和轻信。这两个从相反立场出发的观点，却殊途同归地都认为宗教不属人的思维范畴。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宗教的实际，也等于否定了对于宗教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费尔巴哈把宗教和哲学提到同一地位上，他认为“每一种特点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都同时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而对于宗教心理的研究，也就成为心理科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有个28岁的农村青年谈到他以前不相信命运，后来由于生活波折承认命运的经过。其实，他的波折并不复杂。小时候，他“品学兼优”，有理想，想考大学，当作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把他的理想“毁之一空”。后来参了军，“想当一名汽车兵”，同村去的都开车，唯独他没开。复员后，开车的安排工作，唯独他种地，这是“第二次波折”。1976年上学，想学中文不成，改学水电。1978年毕业，正碰上“哪里来哪里去”，于是认为“终生的前途、理想，也就到此了结”。他说：“过去，我怪林彪、‘四人帮’，怪当今政府。可经过三思，我谁也不怪了，问题在于自己的命运，命好的终究前途到手，命不好呢，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
“天命”并不是一种宗教，但它是先于宗教产生上千年的一种相信超自然力量存在的心理。对于这样一个“经过三思”而相信命运的例证，人们尽可以指出该青年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革命理想等等，但是，它的宗教心理学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探索。
“三思”者，就是反复思考认识。现代心理科学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包含着感知、想象和思维等心理过程，区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认识就在两个阶段中循序而又反复、渐进而又螺旋式地发展着。认识过程中的任何偏离都可能导致认识错误。
费尔巴哈对于宗教的思维谬误曾经作过系统分析。他认为：作为谬误的“哲学的或思辨的理由”，就是把经过抽象的“类”概念颠倒地放在具体的“种”（个别）概念的前头，并进而把“类”概念独立化和神化。
作为谬误的“通俗的理由”，就是人们总是“把自然产物的原因看做一种有目的、能思想的人性的实体”，费尔巴哈把这种神化自然界和社会的“合目的论”的谬误称为“有神论在民间唯一的、至少是唯一理论上的基础和支点”。
同“合目的论”观念相联系的思维方法主要是“推论”。人们总是以与自己接近的事情作为出发点去推论遥远的事情。于是从有意识的人出发推论出了有意识的自然界，从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些事物的支配推论出万能的神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支配和控制。
上述青年经过三思而相信命运的思维过程，正是这样一种从“合目的论”观念和神化“类”概念导致对命的崇拜。列宁曾经在《哲学笔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中指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这位青年三思而最终相信命运正是从对于自己能力的估价、社会需要的估计、理想实现机会的推测、连续磨难的原因等等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沿着错误的思维方法而孕育、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过人的认识有一个重大障碍，他说：“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从宗教心理的生成来看，往往从现实行进到了虚无，从地下行进到了天上。
六、想象力
不少宗教徒认为，神不是感性的对象，神不能被看见，不能被感觉；神也不是理性的对象，因为理性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而神不能被证明，所以神只能被信仰，被崇拜，只存在于人的幻想、人的想象力之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楷模吴耀宗先生在1931年曾经谈到他在人生充满着迷惑、忧虑和恐惧时，从中解脱出来的途径。吴耀宗说：“我看见一个异象——只是一个异象——异象里有一个新世界，新世界里面是一些‘超人’；他们的生活是‘爱’与‘真’的结晶；他们从‘爱’与‘真’得到完全的解放。他渴慕着这个异象，我向它俯首敬礼，我向着它追求，我为它的缘故，把我整个的生命献上。”当时吴耀宗把追求的“求真”与“唯爱”幻化在一个“异象”之中，在“异象”里有他追求的“新世界”和渴慕的“超人”，这种“异象”既是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的当然继承，又包含了吴耀宗心灵的创造。吴耀宗这一信仰经验正好印证了费尔巴哈的名言：“想象力乃是宗教的主要工具”。
现代心理学认为，想象和幻想都是一种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都是利用主体思维中贮存的素材，按照一定需要进行创造性构想的思维活动形式。幻想和想象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超出了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而已。想象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发生着很大的影响。费尔巴哈说到原始崇拜时，认为原始人以为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其实是样子不同的什么，他们“把这些做成了幻想的东西，做成了灵物，做成了神”。也正是依靠想象力的作用，在思维过程中许多脱离正常认识轨道而转向超自然物崇拜的宗教心理现象才会出现。费尔巴哈说过：“是人的抽象能力及与之有关的幻想力（因为人唯有经过幻想力作用才使抽象的、一般的概念独立化起来，才将这种概念设想为实体、为观念）决定了人，使他超出感性事物以外去，并从一个非感性的、抽象的实体去导出形体的、感性的世界来。”
前几年，浙江某地有一股“接仙姑热”，说人间一位女英雄升天以后，变成第八名仙女下凡，说她是“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等等。
就在同时，陕西有个地方冒出一个“黑虎灵官神”，说他是玉皇大帝破格提拔的新神，飞檐走壁，云来雾去，等等。
这两个新神仙“活动”之处，许多人员都拜倒在神仙脚下。礼拜这样的新神仙并不是宗教，而是迷信违法活动，不过，这些拜倒者的信仰心理也属于宗教心理学探讨的范围。
这两个新神仙的出现大概和戏剧小说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但是，宗教想象力有“利己主义”的目的，深深植根于人的“依赖感”之中，并且依附于足以激起人的依赖感的那些对象。作为人间英雄的仙姑，成了指点迷津的慈航；法术无比的灵官，成了改变落后面貌的寄托。正由于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依赖感”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因此，植根于“依赖感”的宗教想象力始终有它活动的园地。当宗教的想象力不是约束在现有的各种宗教之中，就会创造出新的神和“宗教”来。事实上，新升仙的仙姑和新提拔的黑虎灵官神成为人们崇奉的对象就是一种以想象为工具，以宗教心理为基础的民间新宗教的发端。可以肯定，无论我们在治安上做多大努力，像这样一种极易被坏人利用的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还会重复出现无数次。
七、青年的宗教心理
人的一生，除了肉体的成长、成熟和衰老以外，还有精神上的相应变化过程。
一个健康人的思想精神处在连续变化之中。而在不同阶段，它又有不同的特点。就宗教心理的发展来看，一般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即：从出生到13岁的童年期，14到25岁的青年期，26岁到60岁的成年期，60岁以后的老年期。不同阶段的人由于“需要”和外来影响不同，加上各人的直接经验差别限制，因此其宗教心理也不尽相同。
有一份在河南某地的天主教传布集中地的抽样调查说,那里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中已经受洗入教的占92.8%。另外也有材料述及青年信教人数增加等现象，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今天的青少年信教会引起值得忧虑的社会问题？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那些宗教信仰任意泛滥的国家里，进行过一次“世纪青年意识调查”，调查表明：日本有74%的青年对宗教不予关心。美国青年中有3%，英国青年中有32%不关心宗教信仰。在日本的非宗教大学中，相信有神的大学生不到16%，有78%的男女大学生明确表示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国目前信教青年的数量，只占一个极微小的数字。在局部地区的特定时期出现信教青年的突然增加，那是因为某些社会原因刺激了部分青年的宗教心理，限制其消极心理的结果。
青少年由于生理急剧变化、知识迅速增长、感情日益丰富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尚未确立等复杂而矛盾的背景，因此往往在心理上容易呈现出不安定、不平衡的繁杂情绪，会出现对于人生问题的思索，对于传统权威的怀疑，对于社会文化体制的反抗等心理状态。自幼信教的一时会出现对宗教的怀疑，自幼不信教的也一时会出现对不信教的怀疑。这种怀疑心理是由于青年期的需要受到压抑而扩张起来的。以后，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正确的人生观的确立和环境家庭的引导。怀疑感可能转为坚定的人生信念。当然，也可能导向对超自然力量的“皈依”，即信仰宗教，这是已经为实践和现代心理学所证明了的青少年的宗教心理规律。
吴耀宗曾经谈到他在青年时期忧国忧民，苦思苦索，探求宇宙人生的意义以及民众苦难的解脱，最后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经过。他说：“十一年前（引用者按：吴耀宗约24岁），在一位美国朋友家里，我第一次读到《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即平常所谓‘登山宝训者’——我的内心忽然发现一种光明，使我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心中充满不可形容的愉快，觉得我十几年来辛辛苦苦地追求而没有找到的东西，在那三章书内，完全给我显示了。至于所显示的是什么，我当时也没有工夫去分析。我只觉得那三章书内所说的话，句句都针锋相对地说到我心坎里深刻的地方。同时我在字里行间，隐约看见那个说话的人：他的仪容，威严而和蔼，勇毅而沉默，他的脸上发出慈爱的光辉。我的情感，本来是丰富的，两个人格，经过当时热烈的接触，不由得我眼中涌出一股热泪来——已往的懊悔，现在的安慰，将来的希望，在那一刹那间，都涌到我的脑际，使我不由自主的五体投地，向着那个光辉形象说：‘主呀，你是我的救主！’”吴耀宗的这一段心理叙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青年自身的直接环境，包括生活和社会联系，特别是家庭的影响、亲友的交往，往往对于青年从怀疑感向宗教心理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家庭的青年虽然容易形成对宗教的“皈依”，非宗教家庭的青年在不平衡心理的状态之中同样会由于对宗教的直接体验，在认识和感情上“皈依”宗教。但是，吴耀宗从青年时代起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妨碍他毕生追求切合时代的目标。后来，他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毫无疑问，吴耀宗在青年时期的宗教心理对于我们正确看待目前和今后的一些信教青年也不无启示。
八、老年人的宗教心理
有一份在安徽某地基督教传布地的抽样调查材料说：那里的女教徒中，五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占53%。另外在教堂、庙观的宗教活动中也可以看到信徒大多是老年人。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老年人的宗教信仰会酿成社会问题呢？根据近年来对老人心理的研究，一般认为老人体力衰退、反应迟钝，但是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不同、现状不同，所以性格相异。老人的信教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人生经历和疾病的痛苦磨难，造成对人生的怨恨不满而转向宗教寻求解脱；由于孤独引起的抑郁的心境、内向的态度而转向向宗教寻求感情的安慰；由于多疑的性格而转向信仰宗教，在神圣面前寻求心理的平衡。概括起来，就是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直接环境影响，即人生长期积累的感情的需要和对社会的依恋，导致了一部分老人转向信仰宗教。而在这些老人被遗忘的时候，也恰恰只有宗教填补、满足了这些需要的空白。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宗教只生根于热情、感情之中”，宗教使需要感情的孤独者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费尔巴哈还说过：“信仰在本质上是具有党派性的”，宗教也使需要在朋友（即“党派”）中得到温暖的离群者得到社交上的满足。
国外一些著作在老年人宗教心理分析中还提出：由于对人生的“绝望感”以及对社会和人类的不合理的“嫌恶感”，老年人才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和归宿。据我们调查，在我国的老年信教者的宗教心理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可以概括为“向往感”。这些老人子孙满堂，亲朋满座，生活美满，感情满足，他们信仰宗教的目的是今世虽然满意，但是由于轮回观念的影响，因此向往着来世也能像今世一样如意，所以他们祷告上帝或者跪拜菩萨。这些具有“向往感”的老人，一般没有抑郁、内倾或孤独的情况，有的还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倾向。
根据世界人口年龄变化的趋势，我国老年人的绝对人数将越来越增加，其相对比例也将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老年人的宗教心理规律，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在思想情感上对老年人给予关怀，尽可能按体力和能力的条件把他们组织到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队伍中来，那么有些老年人是并非注定会转向宗教信仰中去的。
九、结论
1.任何一个人，不论是信仰宗教的还是不信仰的，不论是老年还是青年，他们的心理都是由一定因素按一定规律构成的。它们的构成因素。一种是定势的心理因素，包括人的神经素质和主体经验；一种是动势的心理因素，包括人的需要结构和刺激诱因。这两种因素的多种成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就构成并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人的宗教心理的构成同样如此。信仰宗教的和不信仰宗教的人只是在这两种构成因素的内容上有所区别。一般地说，具有幻想型性格和情感型气质的人，其神经素质较易接受以想象为主要工具、以感情作为其特点的宗教。本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活经历以及具有同宗教种种接触机会又是产生宗教心理的必要条件。人的内在的“利己主义”的需要以及无法实现该需要之间的矛盾进而“依赖”在想象中祈求超自然力量的满足是产生宗教心理的决定性基础。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偏离唯物主义的认识又是刺激人产生宗教心理的诱因。人的宗教心理正是这样四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而形成并发展的。
2.社会主义时期，尽管千百年的剥削制度已经被推翻，但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足够提高还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因此，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可能得到满足，而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文化教育的广度也不足以使人消除对某种超人力量的“依赖感”。至于导致人们产生非唯物主义认识的种种认识论因素的消除，就更需要依靠全民文化水平的空前提高和精神生活的极其丰富。世界上不会有永恒的“绝对真理”，然而要真正认识在相对中的绝对，也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我们还要用认识的“真理性”的成果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这里，螺旋形的认识周期中的任何一点直线化或者幻化都可能导致“僧侣主义”。这样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消除人产生宗教心理的决定性基础。如同今天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而有宗教心理因素一样，恐怕即使在宗教作为一种实体已经消失的遥远的将来，人的宗教心理因素仍由于客观的以及历史的原因而继续存在。
3.宗教的身影将长留在你的眼前。因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宗教的身影面前，人们只能去认识它的规律，因势利导地运用规律，去协调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使之有利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建设。多少年来， 我们已经尝够了不顾客观规律急于达到某种“需要”的苦头。主观地取消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存在，结果只能产生更多刺激人发生宗教心理的诱因。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今天，人的以“依赖感”为基础的宗教心理，在现有的宗教受到压制的条件下，总会以创造一种新的偶像崇拜或者制造一种“新”形式的“宗教”等方法顽强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