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第一份诏书也即“五条意见”
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日，宋太祖赵匡胤，崩。
灵柩停在万岁殿东楹。
一夜大雪，白了京师，全城缟素。
第二天，甲寅日，早上，太宗赵光义在太祖灵柩前即位。
群臣祭奠太祖、拜贺太宗。
赵光义很悲痛，号啕痛哭，几乎昏过去，史称“帝号恸殒绝”。
当天一大早，汴梁城中士庶看到官员们腰里系了灰白色的麻绳子，铁黑着脸，踏着深深的积雪匆匆进宫，不难猜得出：皇上殁了！
一些老人们回忆起近世以来，死了皇上，后面就是一场又新又旧的大位争夺与加冕。那时节，往往就有了刀光剑影。当初后汉高祖刘知远死，枢密使郭威起兵，推翻后汉，乱兵劫掠市肆那一场，老人们记忆犹新。往日的恐怖被召回，流言开始按照流言的模式悄悄传布，城里有了隐隐的骚动。人们不知道新任皇帝会有怎样的动作，更不知道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窜出一股子乱兵来，拥戴什么，或劫掠什么……
京师，人心不定。
但是，很快，冬十月乙卯日，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
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平常大赦时，犯有大恶的罪犯往往不在赦免范围之内，这一次也给予了赦免。
二、禁生边衅。“令缘边禁戢（音及，收敛、停止的意思）戍卒，毋得侵扰外境”。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三、广开言路。“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阁门使实时引对”。群臣如有批评或建议意见，可以直接上疏；如果要面奏，皇帝办公室人员必须及时引见。
四、提倡孝悌。“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天下文明，有赖于家族和睦。子不孝、弟不顺，冒犯父兄，或不到分家时而离家别居者，要由有关部门督察举发。
五、率由旧章。“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踰越”。太祖赵匡胤创业多年，很多大事，往往防患未然，谨慎小心地订立各种制度，大的规则已定。天下自有常规，各级官员当恪守奉行，不能违背。
诏书后还有两句话：“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
“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于是，京城很快安静下来，人们有时间慢慢回忆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业绩，并对新科皇帝赵光义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时，人们也有时间开始慢慢规划自家新的一年和未来——怎么能过得更舒坦一点。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们，在免于牢狱之苦后，喜极而泣，会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围炉夜谈，慢慢诉说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等到国丧过去，就买上几斤肥肉，扯上几尺粗布，打上几斤老酒，准备过年；再置办几把趁手的锄头，开了春，好好种地……
人们对大宋帝国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过了对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据说像哥哥赵匡胤一样，赵光义出生时也颇有异兆。说他们的母亲，史称“昭宪皇后”的杜夫人，曾经梦到一个“神人”手捧太阳给她，这之后，有了身孕，妊娠期满，就在丈夫赵弘殷供职的官舍生下了这位未来的宋太宗。据说，太宗出生时的当天夜里，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腾如火”，街坊邻居们提了水桶脸盆来“救火”时，还闻到了“异香”。
宋太宗出生的这一天，是后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赵匡胤小十二岁，同属猪。
赵光义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游戏时，小伙伴们对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长大成年，不怒自威，应该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据说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们还有个四弟赵廷美。
这位老三年轻时就很“嗜学”，以至于他的父亲赵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头，于是，更多地鼓励老二习武、老三习文。说赵弘殷在跟随后周大帝柴荣讨伐南唐淮南之地时，凡是攻破州县城池，什么财货也不要，只去搜罗各类古书，而后转送老三，并时常勉励、告诫他学古学文。于是，赵光义年轻时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学者风范，文业不凡，艺能不俗。
当赵光义最后以“晋王”身份践祚为大宋皇帝后，这些关于他的种种神异传说开始流布，预示了天下士庶对他的肯认。
赵光义做皇上之前，已经有过十几年的历练。
后周时，他曾经做供奉官。官职不大，不过是执掌一点后勤工作的武官侍卫之类，但他在陈桥兵变中，与谋臣赵普一起，拥戴赵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泼天大功一件。不难想象，陈桥驿现场，乱兵蜂起中，赵光义镇定自若，经由天才擘画，将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叛乱”，顺势引向了王朝更替，成为乱世的胜利者。这类胆识和能力，让那个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叹服，士庶敬畏。
赵匡胤称帝后，赵光义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这是禁军中侍卫亲军负责执法的武官。赵光义首次进入中央高级将领行列。由此，他得以结识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领”睦州（今属杭州）防御使。所谓防御使，与团练使、观察使相近，都属于地方军政长官，宋代的防御使有一些往往不过是武官的“寄禄官”，也即表示薪金级别，划定叙迁之阶，并无地方实权的官职。要得到实权，还要皇帝另外“差遣”。“领”有“遥领”之意，“领”防御使，就更不是实缺。赵光义得到这个官职，虽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却带有荣誉性质。
最让天下士庶领教赵光义权威地位的是，赵匡胤北征时，他以“大内都点检”的官职身份留守京师，总揽首都军政。留守，有时也称监国，一般由太子来干这个活儿。赵匡胤不派儿子们做留守，又不给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从未册立过“太子”），现在让三弟赵光义来做这个工作，天下人应该有感觉，乃至于有市民惊呼：
“点检作天子，更为一天子地耶！”过去，皇上从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要有一个新的点检做天子的事出现了吗？
没有任何记载说正做着皇上的赵匡胤对这类传闻生出反感（这一点与赵光义不同，书后会讲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后，让三弟来“领”泰宁节度使。节度使是比防御使权力更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泰宁在福建，那时福建未平，显然也是个虚衔。但这个虚衔意味着三弟赵光义从防御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镇大员”的荣誉。
后来赵匡胤南征扬州李重进，又以三弟为大内都部署，也即朝廷总管；并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之职；还行开封尹，也即京师市长；再加兼中书令，这也是宰相级别的职务。宋代一个人可以带几个宰辅职务，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仆射、中书令、参知政事等，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职称。到了太祖征讨太原北汉政权时，又改三弟为东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赐给门戟，封晋王，官员立朝排序，晋王在宰相之上。
门戟，是一种木制仪仗礼器。赵光义得到晋王的仪仗礼器，按照等级划分，与皇帝这个最高职务职称，只差一步之遥了。
我相信这是赵匡胤对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赵匡胤对左右夸赞三弟说：
“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们看这位晋王，走路有龙虎之态，何况他出生时就有异兆，将来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强，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赵光义三十七岁登基，此前十几年的历练让他有了朝中人脉，更有二哥的护佑、加持，让他在做大宋皇帝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届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际出现权力争夺，成为规律性的“政治瓶颈”，但在大宋王朝，赵光义顺利得很。他登基后颁发的“五条意见”，也预示着天下安宁。宋太祖赵匡胤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天下除了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人们照旧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大宋老人们的忧虑，多余啦。五代乱世，一去不复返啦。
甚至，正当人们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时，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避讳”这俩字的，不必“避讳”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赵光义，改名赵炅。
避讳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赵光义，叫赵匡义，但他哥哥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应有“避讳”，人名不得使用“匡、胤”两个汉字，于是赵匡义改名叫赵光义。现在赵光义当了皇上，如此，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又当避讳“光、义”二字。但“光、义”二字，朝野使用频率太高，“放光明”“存仁义”之类名词，文件常见；“光大乡”“仁义里”之类地名，州县常见；“张小光”“马大义”之类人名，士庶常见。所以认真“避讳”起来，礼部官吏们审定存世文件、地方太守们更动所在地名、官民男女们修订户籍档案，诸如此类，实在是太麻烦啦。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天下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为“避讳”这两个汉字而忙碌，到处都在改名。
“避讳”礼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无能改变。
赵光义了解到这个“避讳”现象后，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单名一个“炅”字。与“光义”比较起来，“炅”字稀见，偏僻得很，天下“避讳”这个“炅”字，工作量就会小得多。赵炅之后，大宋历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选择偏僻汉字，以此减少民间和官方的工作强度。赵炅带了个头。
“避讳”这事，由来已久，世界皆然。史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非是制定一种礼俗，不去直呼其名，借此表达对尊者、亲者、贤者的一种敬意。古代，《旧约》时代，上帝也即“耶和华”，这几个字，书写时就由不发音的希伯来字母组成，意思是不能妄称上帝之名。后来演进中，总要有称呼，于是被翻译为类似汉语文字“耶和华”的读音。传统中国之“避讳”也在演进中，到现在，尽管还不适宜当面口头上直呼“尊者”“亲者”之名，但书写已经无妨。是否直呼“贤者”之名，历史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个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诗人孟浩然。他经过一个叫“浩然亭”的地方时，不禁感慨：怎么能直呼贤者之名呢？于是将“浩然亭”改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这位士子就不乐意；但是尽管他不乐意，还是有人愿意直呼。这是士子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制度性规定。到今天，风雅点的人士还是愿意称“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愿意直呼“康有为”；愿意称“蒋中正”“中正先生”，而不愿意直呼“蒋介石”，等等。“避讳”也在流变中。
赵光义改名赵炅，是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变易的中道行为。如果恪守传统，不做变易，天下为实现“避讳”这一礼俗，就会折腾出数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如此，天下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如果干脆废掉“避讳”礼俗，在那个时代，也将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失衡”状态。
赵炅，经由一个小小的变易，走向了“中道”。这个“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赵炅，是中国帝王中，比较能理解儒学“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这事不简单，容我以后来表。
简单说，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讳”事小，治理邦国，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这个诉诸价值“应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与没有这个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区别“圣君”“贤君”与“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说到“炅”字，也有讲究。
“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大宋认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运”。
“以火德王”，是汉代以来五行哲学的一种说法，正式的名称是“五德终始说”。注意，是“五德终始”，而不是“五德始终”。意思是“五德在循环中，一个终结后，另一个开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一般认为托名殷商亡国之臣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文献《洪范》，为“五行”的最早记录，但一直到汉代，才成为逻辑链条比较清晰的哲学。“五行”说，在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时，倡导一种循环论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循环运行中，有衍生或克灭的关系。所以历来朝代更替，都要确定前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后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属于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断本朝之“德”。此事攸关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换一句话说，本朝立国，是否合理、正当、合法，一句话，是否符合天命，必须先来界定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明了，而后才可以有资格号令天下。
秦汉以来，历朝都在严肃地玩着这个有趣的政治游戏，乐此不疲。
为此，历代史学家在撰写正史时，往往要编写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后的天命。直至民国卿士撰写《清史稿》，都昭示着，不懂“五行”，是没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后周确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续为“火德”。大宋自建国之初，就已经推断并确定了本朝属于“火德”，故史称“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木周”让位给“炎宋”，宋人王的《默记》还有一个恐怖的宿命故实。
说谋士王朴在后周任枢密使，帮助周世宗柴荣打天下，所向成功。因为经常要与世宗讨论用兵事宜，所以王朴常常住宿在宫中。
有一天他谒见世宗时，很悲痛地说道：“大祸不久就要来了！”世宗问什么祸。他说：“臣观看天象大异于平时，所以不敢不说啊！这件祸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当这个祸事。今晚请陛下跟我一块来看，就知道了。”当晚，王朴与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后，王朴指着说：“陛下看到河对岸像渔灯一样的东西了吗？”世宗看到了一盏灯闪出荧荧的火光，渐渐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个火轮。火轮之下有一个小儿，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在比比画画。
等到火轮到了近岸处，王朴说：“请陛下赶快下拜。”世宗当即下拜。拜后，看到那个火轮与小儿渐渐消失。
王朴哭泣着说：“陛下既然见到了，臣没有什么更多话说了。”
此事过去没有几天，王朴就在与名臣李谷吃酒时，在座位上忽然无疾而终。而世宗北伐，下关南等地，没有来得及收复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师汴梁，崩。半年后，“天授我宋矣”，天命归于我大宋了。
作者王铚解释这个故实说：“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
但大宋确实应该自命“火德”吗？这事也有争议。
太宗雍熙年间有个“布衣”，就是没有做官的庶民，叫赵垂庆，他给朝廷上疏，大意说，大宋不应该继承五代的后周自称“火德”，而应该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应自称“金德”。在他看来，乱哄哄的五代，没有资格称天命，也即没有资格进入“五德终始”的圣统。
斯事体大，太宗拿到尚书省，要百官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性意见的是名臣徐铉。他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