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为一部分人做一个网站。给所有人做的网站，通常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个网站跟自己没关系。
再好的产品也得去推广。尽善尽美的产品，杀手级应用，人见人爱。但事实上，没有必要。先做出满足用户核心需求的功能，其他的可以在用户使用中快速迭代，改善。使用的人多了，应用就好用了。
不要盲目地自我创新，该学习别人就学习。毫无疑问，他们模仿了Facebook，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有了当时一流的UI体验。
对资本的看法不要太过理想化了。应该更早地接触资本，降低姿态，做一些妥协。
必须和信任的人一起创业，唯有信任才能在遇到低潮的情况下，团队依旧坚持稳固。在王兴后来的创业经历里，这一点得到特别地验证。
趋势是最好的创业伙伴
2003年冬天，在美国读博的王兴向导师请了一个长假，回国创业。在此之前，他写邮件给自己的同学，描述了当时美国SNS的发展情况和前景：2002年，第一个基于朋友圈的社交网站Friendster创立；2003年7月，汤姆·安德森和克里斯·德沃菲创立Myspace，在2004年到2005年，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火的社交网站，2005年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以5.8亿美元买下。
清华大学科技创业协会第一任会长慕岩（现百合网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在水木清华创业版发布了一篇有关SNS的文章，这可能是国内第一个引进SNS概念的。就在2003年11月，王兴打电话给他的本科室友、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王慧文，说：美国这边SNS很火，国内慕岩也搞了一个。王慧文又重新将慕岩写的文章翻出来看。
12月，王兴归国创业。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表现平平，并未展现出什么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特质。他所能找到的创业伙伴是自己的大学同学王慧文和中学同学赖斌强。王慧文和王兴同住一个宿舍，两人都对电子工程专业课没什么兴趣，喜欢在一起聊创业与互联网。其他室友也不怎么掺和他们的聊天——这两个怪人无所事事的，聊一些不切实际的做什么呢？
王慧文在中学时代是标准的学霸，但是王慧文同时认为自己是中国教育的典型失败案例，上大学后彻底厌倦了读书考试这套程序化的“好学生”路线，走向了学霸的反面，随性而为，成为学渣，热衷打游戏上网，在天津读大学的赖斌强每学期会来北京几次，就借宿王慧文的床，因为王慧文晚上不睡觉，通宵打游戏。
1998年，王兴和王慧文合买了电脑，这刚好赶上了中国互联网起步的时代。王兴至今都还记得“整个世界在自己指尖上”的奇妙感觉。当时上网的人不多，网上很多内容都是业内人讨论互联网这个行业。王慧文记得，讨论电商的时候，有人说，电商面临的三大障碍是信用障碍、支付障碍、物流障碍。住在清华大学26号楼619室的王兴和王慧文，跑到楼顶讨论三大障碍如何解决。
迷恋游戏的时候，王慧文觉得游戏做得不够好，想自己学编程做游戏。王兴告诉他，他高中的时候想过做程序员，现在改变想法了，想创业。对于创业这事，王兴是想得比较早的，与其说他是计算机爱好者，不如说他是创业爱好者。王兴后来说：“我不是把创业本身当作一个特怎么样的事情，这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创业会怎么样的问题。创业像是被闪电击中的感觉，非干不可。”
当时，他们对创业充满好奇心，但是对是否下手做这件事、如何下手没有那么坚定的念头。
在保送中科院研究生的时候，王慧文有点儿犹豫，想创业。暑假他回到大连，碰到网上有位中年男子问，想做网站，谁能帮我。王慧文主动承揽下这件事，在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被保送研究生，但不想读，想创业。这位被他称作大哥的人问他：“你想好做什么了吗？”王慧文回答：“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就是想创业。”大哥就告诉他：“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不能创业的，你应该想清楚了，有合适机会再创业比较好，现在创业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就漂着，容易废了。”
听取了大哥意见的王慧文去读研究生了，但他已经打定主意创业，没有那么认真读书，也不像本科时那么散乱，今天有兴趣编程就编程，明天有兴趣玩游戏就玩游戏。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刻意地做着创业的准备，混创业的论坛，读商业相关的书，例如《消费者行为学》《引爆流行》《物流管理》等。
他和远在美国的王兴依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02年夏天，王兴回国和王慧文聊天，说要创业。他们开始讨论做什么，最早的想法是做可穿戴设备，戴在手腕上，不仅可以测试身体的很多信号，如脉搏、血压；还能通信，可以传输信号。这就要求设备有传输系统，还必须做得比较小。由于手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因此传感器还得防震动。结果他们发现有三大障碍：第一是没有可靠的传感器，第二是通信障碍，第三是计算能力。这些在2014年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在当时全是问题。
他们还讨论过制作定制T恤的网站，很多同学喜欢印有个性化图案的定制T恤。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一位T恤印刷的老板告诉王慧文，印刷厂的产能已经饱和了，盛大游戏定制T恤，10万件起印。王慧文感叹：哇，盛大游戏做得这么牛啊！
对于王兴和王慧文来说，2003年冬天中断学业创业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他们已经为这件事讨论了很多年了。他们是重度互联网使用者，看到美国互联网已经从泡沫破灭的低谷中走出来了，而当时中国还在坑底，很多人说做互联网不靠谱。他们觉得，互联网是有价值、有前途的行业，美国已经明显回温，国内还没有迹象，但是等有迹象的时候再出手，可能就晚了，尤其是他们什么资源都没有，编程也不精通。
他们把准了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趋势创业，是舒服的创业，容易事半功倍；如果违背时代的趋势，那创业是拧巴的，事倍功半。
团队决定生死
2004年3月，他们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海丰园租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创业。在3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摆了3张桌子，每人一张桌子，面对面工作。每人一个卧室，睡的是一百多元一张的折叠床。
王兴的中学同学赖斌强加入了这个“不老实读书、不好好工作、整天尽瞎折腾”的团队。赖斌强是这三人中唯一一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本科毕业之后去了北电网络工作。工作两年多，他也面临着职业规划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如果继续在北电干，每天做的事不怎么来劲儿，花3个月时间，最终就改了几行代码，还卖了几十万美元。“大家心里都有朦胧的创业想法，创业是迟早的事。如果没有引爆的话，可能会迟几年才发生。”赖斌强说。王兴的回国成为这群伙伴共同创业的引爆点。
其实对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他的合伙人的选择范围并不大，通常就是同学或者同事。因为这两者是平常能够高频率接触到的人，只有高频率的接触，才能比较好地了解彼此。其他关系很难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在团队小的时候，基于私人关系的信任很重要，因为创业起步很难，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挫折重重。只有彼此信任，才能互相扶助，迈过难关。
自然，在团队的扩张过程中，这种纯粹的个人关系建起的纽带会逐渐淡化，维系团队的纽带逐渐演化成明确的游戏规则，以及共同的理念、价值观和梦想。
赖斌强辞去在广东的工作，将东西搬到北京海丰园，屁股还没坐稳，就问产品怎么样了，我们先看一看。王兴和王慧文说：“现在还没有呢，我们在学编程。”
这里需要说的是，王兴是比较少花时间在编程上的，王慧文后来理解王兴为什么要拉着他创业。一方面是，王慧文也是创业爱好者；另一方面，上实验类课程时，他们俩搭档，常常是王兴出主意，王慧文动手。“王兴的父亲是企业家，做企业家没必要事事躬亲。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出身给我留下的印记是，我得认认真真地干活。”
赖斌强来了之后就负责前端代码，而王慧文负责后端代码。王兴被解放出来，观察外部世界的情况，去了解这个世界上产品的变化、市场的变化。
王兴不参与编程，王慧文和赖斌强对此没有任何抱怨。他们知道，这是团队必须做的事，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不能陷入日常技术工作里。大家都埋头做技术，就没有机会关注外部世界，会跟这个世界脱节，创造出来的产品只是满足假想中的需求，也会错失可能会发生的时代的大趋势。
王兴能够多次抓住互联网的潮流，除了跟王兴本人的思维方式有关，还与三个人一开始的分工方式——让他从烦琐细碎的技术活儿里解放出来——有关。
这是三个人第一次创业，不过他们看了很多有关创业的文章，吸取了前辈们的很多教训，了解了很多创业的禁忌。
有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团队看起来很好，结果做砸了。那是一个家电行业的创业团队，成员原先都在一家公司里做高管，由于公司老大的进取心变淡了，大家有点儿郁闷，说要不我们这帮人就一起出来做，重起炉灶，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市场，一个负责资本融资，一个负责渠道。这个组合听起来很好，结果团队解散了，公司倒闭了。
倒闭的原因是，每个人对创业这件事能扛多久，没有确定一个希望值。兄弟们一年不赚钱能不能行？两年不赚钱能不能行？十年不能赚钱行不行呢？有的人能扛很久，有的人扛不了那么久。
相似的还有苹果三位创始人的故事。1976年，苹果创立时，史蒂夫·乔布斯21岁，史蒂夫·沃兹尼亚克26岁，罗纳德·韦恩42岁。韦恩很早就退出了创业团队，他年纪大、有孩子、有家要靠他养活，他和乔布斯、沃兹尼亚克的抗风险能力不一样。
当时在水木清华BBS创业版，王兴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些人转发的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让他们对创业有了一些基础认知。
王兴他们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有创业团队成名，但后来没做好。有人就写文章分析他们为什么没做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创始人股份比例一模一样。大家就知道了，一个创业团队里必须有大股东，必须有能拍板的人。
他们从别人的案例里学到了很多，知道在合伙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该怎么合伙，钱该怎么算，个人的付出该怎么算，如何避免大家分道扬镳。很多团队散伙是因为分钱不均，不欢而散。
王兴等人意识到，合伙人碰到分歧时该怎么解决，就是确立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依据，大家“愿赌服输”。什么事情谁决定，归根结底由CEO决定，这就是游戏规则，大家得认。
从后来十年的发展来看，一开始这个只有三名成员的小团队，就做对了一件事。后来扩张到数千人的美团网也受益于这笔精神财富的遗泽。那就是尊重游戏规则的理念。
王兴他们的启动资金是30万元。王兴大概出了十多万元，王慧文和赖斌强各出了几万元，三个人将每个人的工资折算进去，加一下，除一下，算出各自股份比例。王兴是大股东。
王慧文家庭条件不好，读中科院研究生的时候每个月实验室发1400元，他花钱大手大脚，退学的时候账户上只有2000元。他找同学借了五六万元做股本。“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手上只有2000元就跑去创业，胆子很大，我是安全感很强的人。”
从2003年到2006年，创业3年，王慧文前前后后借了20万元。我问他：“为什么大家愿意借给你钱？”他回答：“因为读书的时候，我非常勤奋，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人不会成为骗子。勤奋的人不会成为骗子。即使做一件事欠了别人很多钱，他也可以通过勤奋的方式挣钱把钱还掉，不管是干什么辛苦的活儿。”
王慧文家庭条件不好，花钱心里没数，出的钱还是借的。王兴则相反，家庭条件很好，花钱节省。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来自在国外读研究生时省下来的奖学金。王兴的父亲王苗跟我说过，在美国理发一次要30美元，王兴觉得太贵了，买了理发工具，自己给自己理发，还把理发的照片发给父母看。
这是王兴、王慧文和赖斌强的第一次创业。由于他们比较好学，从别人的创业经历里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他们很多东西还是搞得像模像样，比较正规的。这个团队一直没有散，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做得有章法，按规矩来。
就像他们把王兴解放出来看外部的世界，就是因为他们看了很多资料，知道技术创业很难成功的原因是东西卖不出去，不符合市场需求。这让他们形成了观念，合伙创业要有分工，一定要有人专注外部世界。
人如何有长远的眼光？你不天天观察外面的世界，只顾埋头干活儿，哪里来的眼光呢？
校内网的诞生：引领SNS浪潮
海丰园的房间没有暖气，冬天只有小小的取暖器供暖，不顶事。王慧文说：“关于海丰园的回忆，阿赖的第一印象是冷。”
除了冬天有点儿难熬，他们过得很快乐。王慧文说他们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心态非常好”。他们每天晚上做到一两点钟，早晨八九点起来，牙都不刷直接干活儿，中午饿了再去刷牙吃午饭，每个周末会有一天去爬山，另一天就讨论手头做的东西。
当时六度空间理论很流行，按这理论，你只要通过六个人的关系，就能找到你想要找的任何人。那时候，王兴他们对SNS的理解就停留在六度空间理论上，比较教条，没有很深入地去理解社交平台。
开始，他们考虑如何获得种子用户。他们希望通过获得手机里储存的手机号码来建立用户关系，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微信，可以提示你存的手机号码里哪些人拥有微信。但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做这件事。他们又开始研究如何让用户使用手机扫描名片，这样就可以获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系。当时扫描识别技术不行，手机性能也不好，所以这事的难度很大，于是放弃了这个办法。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做简单社区的方向，通过邮箱注册，登录网站，邀请好友加入，这就是“多多友”。
由于这个团队的技术不靠谱，直到2004年9月，第一个产品社交网站“多多友”才上线。多多友没收到什么好的反响，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别的项目：活动邀请网站“电邀”、替海外游子打印照片寄给国内家长的网站“游子图”、拼音输入法just input、wap中继站（wapj.cn）……
从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项目换来换去，平均两个月一个。他们一边做一边看，很多东西做出来发现不太对，有的甚至还没做完就发现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