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这一称呼是怎么产生的？
三千年前左右，我国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了。于是也就有了专门传授和学习文字的机构“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
“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
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可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后来，人们专用塾称呼私人设立的学校，叫私塾。庠、序成了乡学之名。学则和校合并，成为教育机构的通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于中国，学校的诞生对后世的仕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科举取人才始于隋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为了选取人才，规定每州每年取贡士三人，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者。公元599年，隋文帝又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到了隋炀帝杨广执政时，又进一步发展。公元607年定十科举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才秀美”宋代科举考试图一科，即进士科，提倡文人以诗赋获取功名。
开科取士的制度在唐朝被继承和完善起来。唐太宗李世民规定学士和乡贡要接受吏部考试，科目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最为考生们热衷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
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由于诗赋的形式活泼，考生可以自由发挥，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当时不少名人往往进士登第而入仕途。
但进士科相对于明经科为难。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但是一旦考中进士，升迁较快，易受到重用，因此在社会上较为人看重，所以考生们大量涌向进士科场。
隋唐兴科举取人才，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用人制度的一大进步。此制度后来为西方社会所学习和改进，对推动西方大学制度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考试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型的国家，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皆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
将“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该书《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
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大龄考生吗？
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自隋炀帝始，到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废科举止，天下知识分子都热衷求取功名，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考生。今举数例以见之。
公元901年，在唐代的一次礼部考试中，曹松、刘象等五位70多岁的老翁同时及第，人们为之称奇，谓“五老榜”。
宋朝梁颢82岁才考中进士。对此，他在一首诗中咏道：“也知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感叹自己考到白头才进士及第，可谓来之不易。
康熙年间，广东顺德人黄章，年届百岁，仍不远千里赴京会试。入考场时，他让人做了一个灯笼，上书“百岁观场”四个大字，令曾孙提着在前面引路，真可谓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乾隆时广东学子谢启祚，以98岁高龄参加乡试，竟然考取了丙午科的举人。此翁在中试后，还戏作了一首老女出嫁诗以示庆贺：“行年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与谢启祚这样大器晚成的“幸运儿”相比，那些在科场中耗尽青春年华，乃至熬到白发皓首、老死他乡，仍未捞到半点虚名的考生，更是不胜枚举。
评阅试卷时糊名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糊名即弥封，是科举制度下为防止考试舞弊而采取的办法之一。糊名最早出现在唐朝，但当时只是实行于选人任官的吏部试中。如唐朝武则天时期，就命令考生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使得考官只能依据试卷批阅、评定等第。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三月，太宗皇帝亲自到崇政殿复试合格的进士，并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实行糊名考校。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将糊名法推广至省试中。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又将此法推行于各地方的举人考试中。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实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的发解试中，并形成了定制。但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考卷用朱笔另行誊录，以誊录本送考官评阅。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就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了。清代的贡院中专设有誊录所，誊录书手在誊录官的严密监督下誊录试卷。
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定制，乡试、会试等的试卷，都实行糊名。具体办法是：考生交卷后先由受卷官检阅，再由弥封官将卷首处填写的姓名、年岁、形貌、籍贯、有无过犯行为、应试情况及父、祖、曾祖姓名等履历翻折封盖，骑缝加盖“弥封官关防”、“监临官关防”红印，并盖上与朱卷相同的红字编号，交誊录用朱笔另誊一份朱卷送入内帘批阅，弥封的墨卷收存。等试卷批阅完毕后，再取出原卷启封，按姓名填写榜文。
糊名、誊录制度的建立，对于防止主考官的“徇情取舍”的确曾发挥了很大的效力。
中国古代的“连中三元”是怎么回事？
“连中三元”一语源于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制度经过长期演变和改革，逐步固定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形式。乡试是由各省在省城主持的考试，考中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由礼部在京城主持，考中的称为“贡生”，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的称为“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也称“殿元”。
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获得第一名，自然是“连中三元”了。据统计，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三百年中，连中三元的只有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和陈继昌。
乡试、会试和殿试是怎么回事？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于八月在两京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于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京城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
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三元及第”。
明清的惯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进士要经过考核（称朝考），成绩较好及年龄较小者获得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其余成绩较次的进士则可能任六部、中书、御史或知县等职。
明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天杏榜取录的52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大怒，亲自查问后，把三名主考处死，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举被废。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会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的安定。
何谓“状元”、“榜眼”、“探花”？
殿试在唐代已有，至宋初才成为定制。唐武则天时，试贡举之士立于殿前，门下省长官奏状，名次最高者置于最前，因而称为“状头”，也叫做“状元”。自宋代起，沿用旧称，以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另外也指武举中的第一名，称为“武状元”。
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为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状元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为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状元刘春霖，一千三百年来共计状元503人。
唐代进士要在曲江杏园举行初宴，并游园庆祝，称“探花宴”。以同榜进士中的年少貌美者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迎接状元，探花之名始于此。北宋开始，进士必须经过皇帝殿试，并且定立进士一甲只有三人。初时第一名称状元，第二、三名俱称为榜眼；意思是第二、三名分立状元左右，如其两眼。至北宋末年，只以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则称探花，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才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
应试举人为何称“公车”？
公元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在各省进京会试举人的赞同下向都察院呈递上皇帝书，要求拒绝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为什么到了清朝称进京应试举人为“公车”呢？
原来，早在汉代便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清廷入主中原不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在顺治八年作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即应试举人的路费由政府的布政使供给，路费的多少，因路程的远近而不同。广东琼州府最多，每名三十两，山东最少，每名只有一两。其余地区，由三两至二十两不等。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每人发给白银三两，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车上插一面黄布旗，这样，“公车”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为什么进士登第被称为金榜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