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差们努力工作，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我们每隔一天需要值班，到公司关门才能回家。值班时，我很少在十一点前回家。不用值班时，我们一般六点钟下班。这样我就没有太多时间来充实自己，家里也没有条件为我花钱买书。然而，仿佛是福从天降，一个文学宝库在我面前打开了。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愿上帝保佑他）宣布他会向孩子们开放他的四百册藏书的图书馆。任何孩子星期六下午都能外借一本书，下个星期六下午来换另一本书。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先生不久前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图书馆最初只对“劳动的孩子”开放，问题是信差、店员和其他不靠双手劳动的孩子们是否有权借书呢？于是，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封短信，强烈要求不该把我们排除在外，尽管我们算不上是体力劳动者，但其中有些人也曾经做过，而且我们也真的是劳动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媒体打交道。亲爱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扩大了范围。因此作为一个投稿人，我第一次露面就很成功。
我的好朋友汤姆·米勒是内部人员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
他把我介绍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墙上的窗打开了，知识的阳光照射进来。读书缓解了我每天工作的辛苦和长时间值班的劳累。我随身携带书籍，工作期间一有间隙就读书。而一想到星期六能换到新书，就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就这样，我熟悉了麦考利（Macaulay）的散文和他的历史。读班克罗夫特（Bancroft）的《美国史》时我尤其用心。兰姆（Lamb）的散文给我带来许多乐趣。但当时除了之前在学校学过的几篇选段，我对莎士比亚这位大师一无所知。我对他的喜爱还是从旧匹兹堡剧院开始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尔逊，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和我一起享用使用安德森上校图书馆的特权。他的慷慨让我接触了很多我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书。他给了我对文学的品味和鉴赏力，这一点，是即便将世上所有的财富给我，我也不愿与之交换的。没有文学，生活将不堪忍受。上校的善行，使我和同伴远离低俗和坏习惯。后来，幸运眷顾我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碑立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我把它献给阿勒格尼，并题词道：
献给詹姆斯·安德森上校，西宾夕法尼亚免费图书馆的建立者。他为劳动的孩子们开放自己的图书馆，并在每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仅把他的书籍，也把他自己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作为受益者之一，建立这座纪念碑的目的，是要感激并且纪念安德森上校，他将知识的宝库向我们开放，年轻人将因此而提升自己的想象力。
他为我和我的伙伴所做的一切，我们深表感激。这块纪念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致敬，表达了我们的感激之情。我早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金钱应该帮助那些有才能、有能力、有抱负的孩子们。在一个社区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并把它作为一个市政机构加以支持，是最能体现金钱的价值的。我确定，我已经投资的那些图书馆，在未来会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每个建立图书馆的社区中，只要有一个孩子能得到当初我从安德森上校图书馆中得到的收获的一半，我就觉得这些图书馆没有白建。
“苗弯树也弯。”书籍中所包含的宝库在适当的时候为我开启。图书馆最基本的优势就是它无所需求，但也从不主动给予。年轻人必须自己去学习知识。谁也不例外。许多年后，我很满意地发现，丹弗姆林曾有几个织布工人收集了一些书，办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而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这所图书馆的历史很有意思，因为不断发展，它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少于七次。第一次搬家时，创办者是用围裙和两个煤斗把书从手工织布机商店运到第二个地点的。我的父亲是家乡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我又有幸成为最后一个，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我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我在演讲时常说，我是一个创办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我还从没听过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交换。我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跟随了我父亲的脚步——我不禁要说这是天意——对此我十分满足。这样的父亲是值得作为榜样去跟随的——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善良、最纯洁、最和蔼的人之一。
我前面说过，剧院首先激发了我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在我当信差的日子里，老匹兹堡剧院在福斯特先生的领导下处于鼎盛时期。他的电报业务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操作员可以去剧院免费观看。在某种程度上，信差也得到了这种特权。有时傍晚收到了他的电报，我们会等到晚上送到剧院门口，小心翼翼地请求是否信差也能溜到二楼去看戏——这种请求总能被允许。孩子们轮流送信，因此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梦寐以求的机会。
就这样我认识了那个绿帘子后面的世界。总的来说上演的都是场面很壮观的剧目，没有太多文学性，但这足够吸引一个15岁的少年，使他眼花缭乱。
我不但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场景，甚至连类似的场景也没见过。我从没去过剧院或是音乐厅，或是观看过任何形式的公众娱乐表演。戴维·麦卡戈、哈里·
奥立弗和鲍勃·皮特克恩也和我一样。我们都沉迷于舞台，急切地想要把握每一次进入剧院的机会。
当“狂风”亚当斯——当时最有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在匹兹堡上演一系列的莎士比亚的剧目时，我的品味开始改变了。从那以后，我心里只有莎士比亚，再没有其他人了。我几乎能够不费力气地记住他的台词，之前从没有意识到语言中蕴含的魔力。韵律和旋律如同在我身体中找到了栖息之所，溶入我的身体，准备着接受召唤。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我对它的欣赏要归功于戏剧化的表演，因为直到看了《麦克白》，我才开始对莎士比亚感兴趣，我以前从没有读过这些剧本。
后来，我通过《罗恩格林》了解了瓦格纳。我在纽约音乐学院多少听到了一些他的作品，而《罗恩格林》的序曲令我耳目一新。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有别于前人，是我的一个新朋友，一架促使我往上攀登的阶梯。
我想起另一件那个时期的事情，阿勒格尼有一些人，可能不超过一百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史威登堡教会，我们的美国亲戚在里面是活跃分子。我父亲在离开长老派后加入了这个教会，我当然也被带到了那里。而我母亲则对史威登堡教会不感兴趣。尽管她总是教导我们要尊重所有宗教，不赞成宗教争端。但她自己则有所保留。她的立场可以用孔子那句着名的格言来描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她鼓励我们参加教会和主日学校，但是不难看出，她对史威登堡的教义以及许多旧约和新约的内容都表示怀疑，认为这些不值得崇拜，不能成为生活行为指南。我开始对神秘的史威登堡教义感兴趣，我虔诚的姨妈艾特肯对我能详细阐述“精神感觉”这点大为赞赏。这位亲爱的老妇人曾盼望有一天我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我知道，有时她还想象我可能会成为她所谓的“言语的传道者”。
随着我越来越远离这些人造的宗教，她的期望也逐渐减弱。但是我的姨妈对她第一个外甥的兴趣和喜爱丝毫没有减弱。在苏格兰时她曾抱我坐在膝盖上。她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得·莫里斯能通过史威登堡的启示得到拯救。但他实际上成了浸信会教徒并接受了洗礼，这让姨妈又失望又痛心。对福音传道者来说，这太难接受了。尽管她应该记得，她父亲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并常为爱丁堡的浸信会教徒布道。
利安得堕落后，第一次拜访姨妈家时受到的接待可一点都不友好。史威登堡教展示了通往新耶路撒冷的路口，他发现，由于他的堕落，使得他的姨妈——史威登堡教义的信徒，认为他使全家蒙羞。他开始恳求：“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厉，姨妈？看看安迪，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教派，而你也没责备他，加入浸信会教会当然比没有好。”
很快他得到了答复：“安迪！哦！安迪是裸体的，但是你穿着破烂衣服。”
他在艾特肯姨妈那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过。没有宗教信仰的我还可能被感化，但是利安得却选择了一个不是新耶路撒冷教派的宗派。
我最初对音乐的欣赏和史威登堡的教会有关。教会赞美诗的附录是清唱剧的选段。我本能地喜欢上这些音乐，尽管我的嗓音不怎么好，但却很有表现力，我也成为唱诗班的固定参与者。有理由相信，考虑到我的热情，我们的指挥科藤先生常常原谅我合唱时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后来，我能够彻底地理解清唱剧。我欣喜地发现，当我还是无知的男孩时，我喜欢的那些唱段，正是音乐界公认的亨德尔音乐作品的精华。所以说，我的音乐启蒙，要追溯到匹兹堡史威登堡教会的小合唱团。
然而，我也不能忘记，在苏格兰时我就有很好的音乐基础，我父亲常常唱一些优秀的吟唱歌谣，我非常喜爱这些美妙的声音，我几乎熟悉所有苏格兰传统歌曲的词曲。要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大概是最好的基础。
我父亲是我听过的歌声最美妙、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可能从他那里遗传了对音乐和歌曲的喜爱，尽管没有遗传到他的嗓音。我耳边常常响起孔子的感叹：
“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
这一时期的另一件事体现了我父母给我的自由。作为一个信差，除了暑假两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没有假日。这两个星期我会和我的表兄弟们在俄亥俄州东利物浦的河上划船。我很喜欢溜冰。就在我提到的那个冬天，我们家对面那条平静的小河表面结冰了，冰十分结实。星期六晚上回家后，我就会问父母，是否能让我明天早起后，在去做礼拜之前溜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了。我母亲的意见却很明确，只要我喜欢，这种情况就应该同意。我父亲也觉得我出去溜冰是可以的，但他希望我及时回家，和他一起去教堂。
我觉得在美国，现在一千个父母里会有九百九十九个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可能在英国的家庭大部分也是如此，但苏格兰不是。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是人们应该休息的日子，他们会向公众开放画廊和图书馆，使安息日做弥撒在某种程度上是快乐的，而不是逼迫人们忏悔那些大部分是想象出来的罪恶。这些人的观点并不比四十年前我父母的观点强多少，我父母超越了那个时期的正统理论。至少在苏格兰，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