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丽
提 要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都周边中国社会近20年的历史，这20年不同于之前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那么，面对中国这样一个“被迫现代化”的历程，偏远成都周边民众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本文重在考察李劼人小说所展示的民众对西方现代性的态度，并探讨其潜隐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意涵。
关键词 李劼人 现代 态度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都周边的中国社会，郭沫若称其是“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小说重在写从1894年至1911年前后近20年间的历史变迁。其中，《死水微澜》的背景是1894年至1901年，《暴风雨前》的历史背景是1901年至1909年，而《大波》展现的是1910年至1911年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始末。这近20年的历史，其不同于之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西方势力的入侵，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中国由此开始了“被迫现代化”的历程。可以说，小说最先令“死水”得以“微澜”的，肇始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而酝酿成“暴风雨”的，同样也是西方现代思想；最后，是现代维新、革命思想令四川这个地方掀起了革命的轩然“大波”。那么，这个令成都周边产生震荡的“现代”有什么具象呢？
应该说，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当其发出现代性吁求时，都有清晰的关于现代性的“西方图式”。但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其小说中人物对现代性“西方图式”的认知却是模糊而抽象的，个中缘由，或许与小说中人物所处的地域——偏远闭塞的成都有关系。那么，面对中国社会的“被迫现代化”，偏远的四川省会成都周边民众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实物——器具
詹姆逊曾说，现代化就是一个由西方世界发动的伴随着文化征服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而这个进程最先肇始于商品——也即西式器具的流通。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所展现的晚清时期，西方现代性对成都周边的冲击虽然不像对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那么直接，但时时处处有西方的影子存在。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西式的器具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西方器具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有研究者曾说：“正是西方的商品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周边人对“现代”的服膺，最先始于对西洋器具的艳羡。
《死水微澜》的背景是在成都附近的天回镇，小说开始，写到这个闭塞的小镇集市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作为奢侈品而存在的洋货，如洋布、洋针、洋线、洋葛巾。洋布比土布“价钱贵得多”，所以“买的人少”。天回镇蔡大嫂身上穿的是玉色“竹布衫”，“套一件掏翠色牙子的青洋缎背心”，头上缠着“漂白洋布包头巾”，她身上的这种“洋”气，是当时的时髦装扮。而在成都上层社会家中，西式器具更为普遍。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一个官府之人郝达三家里，大保险洋灯、橡皮垫子、八音琴、留声机器、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等日常小东西，都开始有了。包括照相机，也在成都出现。而照相，成为只有上层人才能应付得起的消费。在《暴风雨前》中，周孝怀开劝业场，提倡用洋货，洋货日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重点突出了维新人士对“洋装”的喜爱。葛寰中“蓄起了两撇漆黑的仁丹胡子，精神奕奕地穿了件日本和服”，而日本留学回来的尤铁民“光着一颗剪了头发的西式脑袋”，也穿起了洋服，连走路的姿势都模仿东洋人。《暴风雨前》最后，说到成都的劝业场一开，“洋货生意盖过了一切”，“如今的成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用洋货的”。在《大波》中，革命形势高涨之时，也照样有载运货物的大木船，“把应时的洋广杂货、匹头洋纱，满船满载地逆流拉进来”。西式器具日渐被民众所接受并逐渐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李劼人小说中的成都周边人对洋货的态度。《死水微澜》在写到洋布时，赞叹道：“那真好，又宽又细又匀净，白的雪白，蓝的靛蓝，还有印花的，再洗也不脱色”，而郝达三家里的大保险洋灯“光芒四射，连地上的针都捡得起来”，令人感到“何等的稀奇珍贵”，“全家人看得不想睡觉”。看到留声机器的时候，全家玩了几天，莫名其妙，只有佩服洋人的巧夺天工。而一般的生活日用品，小说中人物的感觉是“只要你一经了手，就离它不开”。以至于郝达三担心外国人被打败后没有地方买这些洋货了：“若果把北京使馆打破以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不来，那才糟哩！我们使的这些洋货，却向那里去买？” 对西洋货物的喜爱程度超过对民族前途的担忧，这是耐人寻味的。《暴风雨前》中的维新人士葛寰中夸日本的和服“多体面、多舒服”，说中国衣服，“既不方便，又不好看”。他炫耀他的日本洋装料子也好、缝工也好，连中国最开风气的上海都不及，并把这一点视为革命的必要：“说到这上头，中国真该革命，论起与西洋通商，上海比日本早得多，洋房子那么高大，大马路那么整齐，电气灯自来火，样样比日本齐全，唯独穿洋装的，除了几个留学生，以及讲新学到底的人外，真没有几个，恶恶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从，这就是劣根性”。把穿洋装的行为视为是“善善”，展示了其对西方的膜拜心态。
这种对西式器具的态度和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人们对器具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式器具大量地涌到上海。人们面对西式器具，最先产生的是一种艳羡的心态。而与艳羡相俱而来的是对西洋器具的怨恨。因为这些奇技淫巧西洋器具对中国的传统民族手工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与毁灭。针对这种现象，有研究者指出：“来自西方的机制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来自西方的轮船火车夺走了船夫、纤夫、脚夫、驿站夫、水手、店员的饭碗。”当时盛传的《盛世危言》中也指出：“洋布、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死水微澜》中，成都人在一味地艳羡西洋器具的时候，远在北方的义和团却是“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瓷盆，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与李劼人笔下的成都维新人士对待洋货的态度截然相反。而义和团的毁洋物的举动，有论者认为是“寄托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在吴趼人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里，作者写到人物面对西式器具的焦虑心态。小说中的贾宝玉处身于簪缨显赫之家，见识过封建时代的各种珍稀奇玩，然而面对西方传入的各种器物，宝玉还是震惊于他们的奇巧。诸如海轮、舢板、救命圈、转舵机器，以及电气灯，还有八音琴、留声机器、钟表等等。虽然这种奇巧令宝玉震惊异常，但他并没有单纯的艳羡，小说中更突出了宝玉看到这些物品的反应：“看了那些东西，不知怎的就忧愁气恼一齐都看到心上来了。”原因是街上“十家铺子当中，倒有九家卖洋货的。我们中国生意，竟是没有了”。宝玉由此忧虑：“外国人尽着拿东西来卖给中国人，一年一年的，不把中国的钱都换到外国去了”。宝玉看到市面上大多是洋货在出售，想到的是进口产品没有相应对等的中国产品出口，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导致的是中国银两的流失，由此想到的是西方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上的侵略，和中国经济的将来。再者，即使进行贸易，也应该进口一些有用的产品来，这样方才对国家有利。这种对西洋器具的看视脱离了单纯的感性艳羡，而是以理性的眼光站在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身受西方经济侵略而引发的忧虑心态昭然若揭。宝玉在反观西洋器具在中国的流行时，还提出要“自己学着做”，这是最基本的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洋人入侵后，在通商口岸的上海，即有人意识到，比如1882年的《申报》上曾有这样的言论：“海外洋布之贩入内地者，华人莫不争购之，西人获利而去，财源即流入外洋，今若在中国织成，则中国之财仍留于中国。”姬文的《市声》中说到一位在东洋学习工艺的杜海槎，回到上海，偶见亲戚家买了一丈羽绫，暗道：“外国的制造品愈形发达了。这件东西，又不知暗中夺去若干利益”。而《暴风雨前》中，周孝怀开劝业场，提倡用洋货，在革命者尤铁民的眼中，是开通风气的行为。他甚至说，“革命之后，第一件要紧事就该变服，把那顶要不得的胡服丢了，全换洋装。” 当有人说，成都裁缝不会做洋装，如果换洋装，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竟然说：“这容易！一个电报打到日本，招几百名裁缝来，不就成了吗？”全然没有为中国民族手工业着想的一丝心意。表明了闭塞的成都周边的维新人士其见识的局限性。
二、日常生活中的现代虚物：洋人及其文明
王一川说，“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既是以强暴的方式，又是以诱惑的方式，是强暴方式与诱惑方式的奇特混合。” 王氏所说的诱惑的方式即是西洋的器具向中国人昭示着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先进而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其强暴的方式当然是指西方对中国所进行的政治上的凌辱。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的人物对洋货这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实物，是全盘接受的态度，但对待外国人及其文明这些不能把握的非实在之存在的态度却是复杂的多层面的，不同阶层、不同经历的人对洋人及其文明的想象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讲，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对洋人的敌视心理及妖魔化想象。
《死水微澜》里写到民众对洋人的敌视心理是因为洋人的跋扈引起的。尤其是作为洋人附庸的教民的跋扈。《死水微澜》写到城里的一个粮户，在县衙门里自称是教民，就把知县官给骇昏了。教民“倚仗洋势，横行市廛”，并指出了当时教民横行霸道的情境，“至于近年，教民二字，竟成了护身之符，官吏不能治，王法不能加，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教民为何如此猖狂呢？是因为背后洋人势力的猖狂，而洋人势力之所以能在中国飞扬跋扈，皆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小说中写四圣祠教案：“教堂打了，洋人跑了，算是完事了罢，百姓们何曾犯了洋人一根毛？但是官府不依了，从制台起，都骇得不得了，硬说百姓犯了滔天大罪，把几个毫没出息，骇得半死的男女洋人，恭恭敬敬迎到衙门里，供养得活祖宗一样；一面在藩库里，提出了几十万两雪花银子来赔他们，还派起官员师爷亲自督着泥木匠人，给他们把教堂修起，修得比以前还高，还大，还结实；一面又雷厉风行严饬一府两县要办人，千数的府差、县差，真像办皇案似的，一点没有让手，逮了多少人，破了多少家，但凡在教堂里捡了一根洋钉的，都脱不了手。到头，砍了七八个脑袋，在站笼里站死的又是一二十。” 官府对外国势力展示出软弱无能的一面，而对自己的黎民百姓又摆出凶残的面孔，由此造成了洋人当道的畸形社会现实。
与对洋人的敌视相俱而来的，是对洋人的妖魔化。《死水微澜》中的宣传资料里写到应该打教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传的是邪教。奉教的人，“要临死时，不准自己的亲人去送终，要等洋人来挖眼睛”。“洋鬼子的腿是直的，蹲不下去”，“穿戴也奇，行为也奇，又不作揖磕头，又不严分男女，每每不近人情，近乎鬼祟”。很明显，这是以中国传统的生活规范去衡量这些外国人，当然看到许多怪异的地方。外国人刚一开始侵入，在四川人的眼中确实像怪物一样可怕，从中可以看到成都人眼中对西方的恐惧，同时也可以看出四川的闭塞、愚昧、落后。比较突出的是民众观念中的西药，都是“用小儿身上的东西配制而成”，“人本不得死的，吃了洋药，包管你死！”顾天成初吃洋药时，“邻居们都说吃不得，都说恐怕有毒”，并说“鬼子就是鬼，鬼只有愿意人死的，哪里会把人治好”。把洋人看做是与“人”相对立的异质动物，是李劼人小说中大部分民众对洋人的基本看法。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李劼人在小说中写民众对洋人的妖魔化，其主要目的是展示成都及周边地区民众的愚昧和落后，在叙述者的眼中，这种对洋人的妖魔化极其可笑。《死水微澜》中极力摹写民众对西药的敌视态度，而结果把顾天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恰恰是西药，这样的结构安排，隐含着的即是作为叙述者的李劼人肯定西药的话语，从而也粉碎了民众对洋人的妖魔化想象。
其二，对洋人的畏惧及对西方文明的尊崇心态。首先是普通民众对洋人存有一种畏惧心态。《暴风雨前》的维新人士尤铁民穿洋装模仿东洋人在街上走，路人纷纷给他让路。他去店铺买东西，店员以为他是东洋人而态度大变：“既是东洋人，那就千万不可轻慢了。首先便把向来对待买主的那种毫无礼貌，毫不耐烦的样子，变得极其恭敬，极其殷勤起来”。而维新人士的崇洋心态更为复杂。从《暴风雨前》开始，小说中的维新人士开始把西方称为“文明国家”。认为中国要富强，只能从外洋输入文化知识来启蒙民众，而且特别强调学好英文的必要性，并视为是救国之本，“万学之母”，“因为许多学问，都须将英文学好了，能够直接看外国书，你才懂得，也才有用处。再伸言之，英文者，万学之母，富国强兵之所由也……要救中国，赶快学英文。……所以由上海特聘来的王英文，月薪竟是三百两，高于国文先生月薪之五倍”。由此可以看出维新人士在知识领域对洋人的绝对信任，遵循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言说话语。苏星煌们去日本留学，是因为到外国去才能“实实在在学点真实本事”，而葛寰中在谈到科学技术的时候，也说到工人们在上海，“只能学得一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手艺，至于深点的道理，就非到外国去学不可了”。展现出了一种“科学拜物教”的倾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西洋长技在格致，即在兵法、造船、铁路、制器以及农业、渔业、矿业诸方面，维新者们对西方科技文化的认同，恰与郑观应所说相应。很显然，这样的言说方式已汇入晚清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启蒙理念及话语中。成都周边的维新人士正是因为读了《申报》等现代报刊，或是去日本留学，才有了把西方称为“文明国家”的见解，从而参入了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正如李劼人在《大波》中所写，自从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后，“皇帝家怕洋人，官家怕洋人，吃粮的、当公事的全怕洋人”，读书人在之前“还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而“自从开了洋学堂”，读书人“把一些洋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作者在这里指出读书人对洋人态度的改变，是因为“洋学堂的开设”。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话语体系，由此才视西方图式为理想的救国模式。叶维廉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第三世界国家毫不迟疑地去追求实践的——其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宰制的变化过程——”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宰制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文化征服，也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赛义德指出，正是借由文化霸权，从殖民时期开始，西方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构建成“强大神话”，代表的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标准和普遍的世界性价值——进步、文明、理性。在这样的殖民文化强势话语的侵袭下，东方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认可了这种西方优越的观念。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到美国投奔到美国的东方学家的麾下，学会了‘操作’东方学的话语，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东方学教条。” 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维新人物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即是印证了这样的殖民文化运行逻辑。
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在这些洋人中，最受维新人士尊崇的是日本人。如葛寰中与人交谈，总是离不开日本：“日本人的身体，日本人的清洁，日本人的学堂，日本人的柔术。”甚至连日本人饭后剔牙齿的习惯，也认为比中国好。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说中一直在强调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同种”。《暴风雨前》的苏星煌向朋友谈到日本人的时候，说他们“对中国人亦甚敬重”，在日本的中国人“并不甚被歧视轻侮”。结论是“诚以同文同种，弥觉相亲，固异泰西皙人，动诮我为野蛮也”。革命党人尤铁民也把日本人当成心腹，认为日本人是真正的帮助中国革命，走上富强。他也强调，“日本人和我们有同文、同种、同洲的关系”，称赞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开明的君主立宪国家”，是“文明强国”，说他们“对于我们的革命，他们朝野人士，不只是关心，在能够帮助的地方，还不惜以大力帮助”。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联系到留日学生郁达夫在《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作品中所表达的作为弱国子民在日本所受的屈辱体验，郭沫若在《行路难》里发出的呼叫：“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暴风雨前》的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态度很是匪夷所思。我们知道，传统上，中国一直将日本视为附属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对于日本之优越感的虚构想象才彻底被打破，此后自日俄战争一直到1930年，日本开始了野蛮而残酷的侵华战争。尽管如此，当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在强调中日之间存在着“种族相似”的成分，将日本视作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盟友。九？一八开始的时候，在当时上海流行的《现代》杂志里，就有多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左翼作家和中国左翼作家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所拥有的共鸣。李劼人写《暴风雨前》是在1935至1936年前后，正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之时，而此时李劼人小说中的革命者依然将把日本视为现代化的成功典型，并强调与日本的同族之情。由此，李劼人笔下的这群革命人士对日本人的感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或许李劼人是想借这些维新人士对东洋人的态度展示中国知识分子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及对知识分子一相情愿认日本为盟友的悲哀。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民众对洋人的好恶感觉存在着“为我所用”的心态。即如果洋人于我有益，那么就没有民族自尊地绝对拥护。如《死水微澜》中写到有一部分民众为了一己私利，以信洋教的方式去投靠洋人，全然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展现了民间社会恶俗的一方面。小说中一个突出的人物是顾天成，他入洋教，目的就是为了倚仗洋势，报一己之仇，而对基督教教义是一窍不通的。小说中写他信了洋教后，亲族中的人将他撵出祠堂，并侵占其财产。他丧气已极，去请教曾师母，后者说，“只要等外国人打了胜仗，把那些邪教土匪灭了，把西太后与光绪捉住，那个还敢强占你的产业”，并告诉他说，“外国大兵已经在路上了，只要一到北京，中国全是外国人的了！” 而成都省“自然也是外国人的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的人，全是官，做了官，要什么有什么，要怎么样便怎么样了……”顾天成听了之后，就开始做他的官梦。计划着做了官后怎么样威风，怎么样报仇，因此天天盼洋兵打到北京。为了个人的恩怨，不知国家民族之尊严为何物，写出了成都民间社会民众的愚昧与自私。在《大波》中，民众对战争的恐惧使他们希望重庆变成外国人的租界：“听说汉口的英国租界就好，隔一条不到五丈宽的歆生路，管你革命党不革命党，都不许过界。尽管这边在闹革命，在杀人，在抢人，在奸淫妇女， 可那边，依然歌舞升平，金吾不禁，做生意的仍旧打开铺子做生意，搞工厂的仍旧放汽哨下工。我们重庆，怎么能一下子变成外国人的租界，那便好啰！” 为了生活的安宁，竟然渴望重庆划为租界，展现了成都周边地区民众的短视及愚昧。也反映了民众在接受现代性过程中的懵懂心态。
三、国家话语中的现代认知：西方观念及其价值体系
有论者曾指出，西方人看视中国文化时，只是采用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色来丰富自身的文化，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变成了西方的皈依者，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自己的文化”。李劼人笔下负有救国之抱负的知识分子——维新人物，对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到自觉的毫不拒斥的接受过程。《死水微澜》中，郝达三同葛寰中在赞同洋人的器具时，还对西学不以为然：“至于人伦之重，治国大经，他们便说不上了。康有为梁启超辈，何以要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想把中国文物，一扫而空，完全学西洋人？可见康梁虽是号称圣人之徒，其实也与曾纪泽李鸿章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东西。” 而到了《暴风雨前》，维新人士办起了文明合行社，推广新书报，如《申报》《沪报》等，积极在成都传播现代西方文化。维新人士还外出留学，加入到以西方现代性为架构的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
首先，《暴风雨前》及《大波》中的维新人士开始以西方的视角及以西方为理想的价值体系来看视中国社会。这些维新人士受现代思想的影响，部分地接受了西方的知识话语，并以此来审视中国社会。如苏星煌在谈及救国的理论，说到“我们老大帝国，若果要图强称霸，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以维新为目的，只有以力学日本维新为目的”，并进而指出：“日本与我们同种，而在明治维新以前，其腐败也同，其闭关自守也同，其顽固也同，一旦取法泰西，努力维新，而居然达其目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看取中国社会的眼光，“腐败”、闭关自守、顽固，及拿日本来与中国社会的比较，都可以看到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更广阔的视野上对中国社会的看视。很明显，这种看视是以西方现代为价值标准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尤铁民感慨成都的生活水平低，郝又三由此体悟到成都社会退化原因所在：“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过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按照新学说的定义：生存竞争，才有进步，越进步，才越文明。若无竞争，大家懒得动脑筋，社会当然要退化了。”也是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弊端，隐含的也是西方优异中国低劣的话语体系。
正是有了西方社会作参照，维新者们对中国社会的落后现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由此引发了救国的愿望。正如《暴风雨前》中葛寰中所说，“但凡一个聪明人，只要走到国外，把别人的国势和我们的国势拿来比一比，再和一般维新志士一谈，不知不觉你就会走上革命道路去”。而其发展中国的策略也是遵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诸如维新、革命等，都是以西方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作为参照。《暴风雨前》中的维新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救国的实践，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通过办学堂来启发民智，唤醒民众。如小说中人物所说的：“救国正待知识充分。假使全国同胞都有了知识，都有了充分知识，则我们革命排满，也就用不着冒生命危险了，只须一场演说，一篇文章，把人民登时唤醒”。把“启蒙”救国视为极其重要的头等大事，并夸大其作用，展现出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界主流话语一致的地方。而用以启蒙的“知识”是西方文化。小说中写到郝又三上的学堂里面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国文，中国历史、地理，外国历史、地理，体操，算术，化学，英文。而且特别强调学好英文的必要性，并视为是救国之本，“万学之母”。民众革命思想的产生，也是借鉴国外的革命理论。《大波》中写到夏之时讲了一番革命目的、革命手段。“几乎把在日本听来的一些话头，全搬了出来”，采用的也是西方的“革命图式”。
维新者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展示出了一种主动心态。他们很迅速地接受了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先进、光明、代表人类发展方向而以中华文明为落后、低劣、应该否定的话语体系，随时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摈弃传统中华文化价值体系。《暴风雨前》中的苏星煌在去日本的途中，经过上海十里洋场，看到“洋人甚多，大都雄伟绝伦，精力弥满，即其妇孺，亦勃勃有英气，今而知东亚病夫之诮，为之不虚”。 苏星煌看到洋人的雄健，立刻不假思索地认同了西方对中国“东亚病夫”的讥诮，表明其头脑中已有坚固的西方话语体系。传统的孝悌人伦等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也即刻毁灭。如苏星煌等劝郝又三外出留学时，称孝顺思想为“腐败”，而郝又三对自己新生儿子毫无喜悦之情，个中缘由是他看了《人口论》：“我最近又看了一本新书，叫《人口论》，是一个英国人做的。据说，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越多，国家越贫越弱，争端越来越多；四万万之众，已经造乱有余，如今再添一个乱源，只有令人可悲的！” 西方话语很轻易地击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孝悌观念、传宗接代思想，展现了西方价值体系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表现出成都周边的维新人士对西方观念一览无余、毫不批判的接受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李劼人在描述这些维新者们所接受的现代思想时，往往强调其中的矛盾和似是而非，如《暴风雨前》革命者对改装的争论，《大波》中对革命的看法，都表明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其时的维新者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接受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存在着片面或断章取义的碎片化特点，而他们所进行的维新实践，也带有中国特色的变形。如办学堂，一部分人的动机是为了赚钱，而郝又三给学生上课，可以随时缺课，还有开运动会的半途而废，等等，都表明了走向维新的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一样的无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