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三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微博用户规模下降2783万人，使用率降低9.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总数在继续增加，截至2013年12月，达6.18亿，全年新增网民5358万人。
过去一年内，中国网民的人均上网时长，相比上年增加了4.5个小时。但是，22.8%的网民使用微博的时间减少，只有12.7%的网民使用时间增加。
微博舆论场的活跃度，已经从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动车事故的峰值跌入低谷。当时，几天内就涌出5亿条微博帖文。珠海企业家网友陈利浩发了一条微博，承诺网友每转发一次就给最后一位获救的乘客小伊伊捐款1元，24小时内转发近百万。
然而，自2013年8月薛蛮子等被拘以来，政府的互联网治理，给微博舆论场当头浇下一瓢冰水。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飞机“失联”，全民在网上进行福尔摩斯式的推演，微博热度有所回升，10天内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有关“马航+MH370+失联”的帖文近3000万条，但仍比动车事故时期低了一个数量级。
3月13日，三十几家微信公众账号被停止服务，包括一些时政类、法制类账号，腾讯给出的理由是涉嫌违规信息、涉嫌色情或多次被举报等。此前，微信公众账号因言论尺度比微博宽松而受到欢迎。有网友担心，初兴的微信发展空间受限。
对于近半年来网络舆论的大起大落，网民的大喜大悲，如果局限于互联网自身就事论事，会摸不着头脑，甚至得出比较消极的结论。对此，不妨放眼于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政”背景，来进行一番梳理。
薄王事件与极端思潮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箱体震荡的特点。稳定压倒一切，维护体制威权；社会主义可以容纳市场经济——从左右两翼划定了发展与改革的边界。
这种箱体震荡，保障了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特别是公权力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缺乏监督下的寻租行为，加剧了竞争机会和社会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流动通道壅塞，民意的“吐槽”压力越来越大，社群冲撞时有发生。而拒绝变通的体制惰性也越来越强。
2012年，从“薄王事件”爆发到十八大召开，出现了一个“时间窗口”。党内外出现了清理“文革”遗风、反思高压维稳体制、加快政治改革的激越呼声。
体制内外的思想激荡，为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重启改革呐喊、掠阵。本来，思想界的沉闷就是体制固化的苦果也是原因之一，但有时也会对现实的政治操作构成一种扰人心神的杂音，甚至可能不必要地激化矛盾。
实际上，这些年微博等民间舆论场的诉求，越来越脱离体制的现实承受力和可行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从一些突发事件的个案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发展到质疑公权的合法性。网上甚至出现了所谓“国粉”，即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铁杆粉丝。颠覆共产党革命经典的帖文、段子也时有流传，从所谓“方志敏真相”和怀疑“狼牙山五壮士”，到质疑延安抗日和抗美援朝。这样的放言，即使在思想解放的上世纪80年代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使体制内有人担心：“上甘岭已危，十五军安在？”
共产党执政的底线不容挑战。互联网作为对主流舆论特别是年轻国民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阵地”，有关管理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但是，除了这些极端的言论，在众多涉及民众利益个案的问题上，网上不少听起来不甚和谐的杂音，更多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民众和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疑虑，是民众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诉求。客观评估，现阶段网上批评性的言论，就总体而言，并不具备有纲领的政治对抗、有组织的社会动员性质。网友戏言：网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言的所谓“公知”，自以为刷微博像皇帝批阅奏章，实际上只是婆婆妈妈唠叨的“婆知”。热火朝天的网上言说，更多地带有调侃娱乐和心理宣泄性质。不可掉以轻心，但也不必过度解读。
另一方面，怀念“文革”、美化“唱红打黑”的情绪，也有不小的民意底盘。2013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37周年之际，有个不知名的网友发帖说：“只恨下岗职工没有多少文化，不然写写伤痕文学，那么“‘改开’（改革开放）后简直就是地狱！”他显然认为，下岗工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苦难不比“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少。在国企改制下岗以后，他们处于极度贫困和无助的状态。但是，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的是精神贫困。知识分子还倚仗自身的见识来批判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而精神贫困者只能从怀旧中寻找精神寄托，在重构的记忆中，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所否定的“文革”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被极度地美化了。
每到周末，在洛阳的周王城广场上，常有一些人举着毛泽东像、唱红歌，翩翩起舞。这是一群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亟须 社会送去温暖的人群。
在一些热点事件和敏感议题中，左和右，精英和草根，尖锐对立，从认知分歧到情感对撞，一定程度上正在撕裂社会。
从国际环境看，自苏东巨变后，过去被认为最不适合走现代化之路的中东国家，开始了又一轮转型和动荡，给中国是否坚持现有发展路径带来困扰。距离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那一波市场化大潮，相隔经年，人心思变。中共十八大后接掌中国的执政团队，如何才能同时应对来自“老路”和“邪路”的舆论压力，为中央主导的深化改革营造客观理性、万众一心的舆论环境？
用“中国梦”弥合社会分歧
习近平团队登上历史舞台后，表现出历史担当和鲜明的施政风格。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一些议题，都能从三中全会找到共鸣。习近平总书记告诉外媒记者：“改革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
习近平坦率地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因为负重前行，本届政府对互联网有了新的认识。有别于以前的“网开一面”，本届政府更多地看重互联网对政府管控社会的“最大变数”，积极“亮剑”，打压互联网空间的各种“寻衅滋事”。在政府看来，如果听任偏激舆论扰乱社会心理，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导致执政危机。
显然，这是一个互联网治理的强势政策思路。
早在1989年2月，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郑重告知：不要押宝在中国某些主张极端西化的人身上，“真正推动中国改革的现实力量，是正在按中国特色办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当年的“西单墙”到今天的网上偏激言论，虽然热闹一时，但欲速则不达，容易裹挟民意，误导决策，其结果是延误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
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这是习近平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后，兼任的第三个新设职务。总书记亲自挂帅，就是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理顺和整合网络治理体制，切实提升新媒体的应用水平和治理能力，推动形成客观理性的网络生态，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压舱石。
党和政府善管互联网，善用互联网，网民珍惜鼠标和键盘话语权，政府以变革创新提升舆论引导力，民众以互动交流求取“最大公约数”，就可以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数”变成可知、可控、可协商的“常量”，变成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沿着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与民更始，从互联网这个最大的意见平台着手，如果能成功地压制各种极端思潮，消解社会戾气，凝聚全党意志和全民共识，则有望开启又一个黄金十年，这就到了中共建党100周年（2021年）；然后再接再厉，为新中国成立100周年（2049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十八大重申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果一帆风顺，“中国梦”将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清朗的微博意见平台：对社会有利
微博用户流失的技术原因是微信的兴起。CNNIC的研究数据表明，减少使用微博的人中，37.4%的转移到了微信。深层次原因，是对在微博这样的公众意见平台的表达缺少安全感。
微博上的批评帖文少了，但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结仍在，批评意见只是下沉到微信。微信是私人朋友圈，看上去没有微博那么闹心。但是，失去了舆论预警功能，社会就像一条船在没有航标的湍流中前行，是很危险的。而且，微信是同质化的小众文化圈，里面常常是一边倒的声音自我强化，不像微博公众意见平台，具有信息流动中的自我净化机制（微博辟谣的社区自治机制已建立），舆论的对冲制衡机制。在马航飞机“失联”事件中，不实传言虽然在微博上此起彼伏，但都能较快地得到澄清，但在微信朋友圈还在持续疯传。微信的纠偏功能明显不如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