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范式重构以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学科整合为特点，统而言之，正是做到了德里达所谓的“视野融合”。这股大潮席卷西方，“各路诸侯”纷纷响应。比如比利时/荷兰学派告别传统的“翻译语言观”转而将翻译视作文化现象，微观的结构描写已经让位于宏观的结构阐释，同时注目于宏观体制化的权力结构及其从中衍生而出的微观层次转移。他们公开声称，90年代的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即就微观的实证研究而言，在范式变革的深刻影响下，该派的理论探索亦不乏新意，标举着独特的学术品格。拉姆伯特认为，任何意义上的翻译都不能独立看待，相反，它们都是各种符号处理程序发生作用，从而生成离散活动的结果与起点。在他看来，每一种文本、每一个单词，都包含着“业已翻译”的各种元素。这些“业已翻译”的文体中又包含着许多离散元素有待翻译，因此，在译学描写工作中，“待译元素”范畴将愈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拉姆伯特的译学理论也因之被视为“目标本体实证科学”与“符号迁移实践”的结合。【4】面对90年代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建议将各种意义上的翻译都看作是一条永无尽头的符号链环环相扣、日益延伸之过程中的某一步。基于自己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提出了译学的“历史描写研究法”，认为据此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各种翻译现象，通过讨论“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的文学而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学研究模式”。【5】关于在既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发现的各种文学类型，他也提出质疑，认为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通常并没有按照它们植根于其中的某种文化的文学来理解，而只有通过嵬集在某个既定的社会内部问世的各种经典、非经典抑或超文学的文本，通过建立某些机制使文化现象得以及时保存积淀，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文学现象之间建立某些联系，从而真正明白这些“或能说点什么”的文学模式。但是，拉姆伯特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似乎永不消竭，就上述文学现象之间的各种联系问题，他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谓接触非接触、单向关系多向关系以及分层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拉姆伯特来讲，至关重要的是要确立现存于某个既定的语言组成或社会之中的某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各个层次。拉姆伯特的思考源自其深刻的译学研究，因此影响深远，上述问题目前已在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社会学、国际关系、政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引起反响，研究正在深入。但就拉姆伯特本人而言，这些思考仅是冰山一角，范式革命尚在继续，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译学范式的重构与变革、译学思想的革新与深化，都有赖于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描写，有赖于对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否则理论不能前行，译学便将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巴斯奈特、列夫维尔和拉姆伯特三者“殊途同归”。有鉴于译学研究对理论模式的现实需要，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首先对现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梳理爬抉，而后推出“实证—历史研究法”，以回应当今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并对体制化权力结构及其微观层次转移作出解释。这种模式不仅依靠诗学以及诗学手段的引进，也对再现的意象和观念予以足够的重视。自1987年起，列夫维尔即对“批评的学术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解构批评的复杂性、翻译分析的科学性以及翻译理论的抽象属性这些问题时，列夫维尔兼收并蓄，将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合二论之，认为二者将使某些文化价值获得永生，同时又会摒除另一些文化价值，甚至使其边缘化。列夫维尔不但对译学研究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改造，革新了传统的研究内容，开放了独特的视野，引入了全新的研究对象，甚至还对译学研究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提出了非难，认为译学研究必须“超越阐释”，为达此目的，就不应再行期望翻译批评会继续奉献出任何客观或武断的阐释；相反，倒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些阐释对规定文学生产与接受的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所构成的网络进行一番梳理。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分析以及对“重写模式”（翻译即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重写”形式）如何确保文学的恒久延续所作的分析，都必须在随时考虑诗学及各文学系统之影响的同时，也对观念体系和权力体制予以同样的关注，突出任何一方，任何理论模式都将是残缺不全的。为此，比利时/荷兰学派在向理论深度进军的同时，也从罗兰巴特和福柯二人有关的文化理论中汲取营养，为自己的译学研究构筑更坚实的学理基础、提供更丰满的学术肌理。
现代译学研究发轫于结构主义模式，但后来的发展却是众声喧哗、流派林立。美国式的“译场”起而强调雅趣与文旨，后又耽于翻译“科学”，规定的方式着意“求质”。早期的译学研究以各种文学手段独擅胜场，在文化进入一方“技压四座”，尽显“功力”。其后又有分层系统理论强行施压，以“客观性”为其研究。最后，解构主义模式继之而起，不料只是灵光一闪，却早已远离文化交流，没有留下真正的印记。这些模式要求译文“纤毫毕显”或曰尽量“客观”，常常以教条的方式努力“建构共识”，却无异于杀鸡取卵，终而导致译学“内讧”。缺乏合作的结果自然就谈不上真正的跨文化交流，遂使本学科偏居一隅，远离学术主流，边缘化的状态也日趋严重。
80 年代以后，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了一系列变化。译学研究的焦点除源文本和宿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外，似乎也开始集中于以翻译为媒介的各种话语以及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之间的调和方式。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首开先河。受其影响，翻译的哲学观被纳入学术视野。文学批评与社会学家步福柯之后尘，亦对翻译在学术界和社会内部政治层面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90年代，这些先前尚须借助解构主义理论模式进行学术操作的翻译理论家不光仍然活跃于自身学术领域的前沿，同时也开始着力与相邻学科进行别具深意的学术对话。
上述变化触发了对译学学科定义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使学科界限得以消解。这种积极的范式重构使西方译学受益匪浅，亦对西方世界以外的译学研究大有裨益。1991年，巴斯奈特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西方文化霸权已有裂缝出现，比如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冈玻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ompos）援引德里达的理论建立了某种类似后现代主义与欧洲中心论背道而驰的译学模式。他们将这种模式用于文学翻译，拒绝文化霸权仅凭己方意志强行派定的任何翻译文本。在冈玻斯兄弟看来，翻译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形式。它们的译学思想在学术概念与术语上面的体现，就是“自铸伟辞”，绝不唯西方马首是瞻。在它们新创的概念中有一个核心名词，即是cannibalism（摄食）。他们认为“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annibalism can nibalism”【6】（“翻译是一种摄食形式”）。不过，这个概念并不指对原文的“占有”，而是指翻译作为一种“争取自由独立”的形式它将摄食、消化原文，并从原文中独立，最终获得自由。可以看出，冈玻斯兄弟的cannibalism 这个概念与西方译学观大相径庭。原有的“暴力攫食”之义已经消失，却被注入了某种“敬重”的涵义，即是说，翻译实际上是“拿来主义”的一种象征行为，但“拿来主义”的态度却源于敬重和热爱。当然，翻译活动同时也是另一种象征，即指通过“输血”而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据此，翻译活动的意义得以重新解释。它不单是要借“他山之石”，同时还要“借力发力”（empowering），借他人乳汁哺育自家孩子（nourshing）。德里达曾将翻译视作“载道之气”（life force）可以确保文学文本繁衍生息。上述观点差可与之近似。需要指出的是，冈玻斯兄弟非常欣赏庞德，认为他的《神州集》（Cathay，London：Elk in Mathews，1915）“妙造天成”正是因为庞德热爱中国文化，景仰之情“溢于言表”，遂有无穷灵感产生。他们认为，这便是典型的cannibalism。【7】毫无疑问，冈玻斯兄弟所提出的译论几与中国古典哲学暗合。通过庞德，他们几乎已抵达中国文化的津梁。从译学范式变革的角度来看，此举意味深长，值此中国译学反思之际，这不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养料。
学术范式的重构与变革对西方译学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广。除上述论题以外，译学的研究范围渐趋扩大，其中还包括：利用翻译及译本厘定人类无意识的“文化误读”；确定翻译调适的所谓“无言区”以及相应的主观翻译策略；审读现存译本，以揭示影响文学与文化演进历程的文化及体制调节因素；基于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开始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认为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扎实、方法论成熟，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利用自己独创的方法论体系完全可以揭示文学之演进与其它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比较文学之地位应予重新思考，或许作为译学研究的从属学科倒更为合适；“单语操持者”从事译学研究的困难及所存在的“盲区”；文学批评过分看重阐释是否“准确”；“拾人牙慧”已成通病，通过现存的文学译本以细读与比勘方式凸显文化迁移、认知错位及其相互关系倒更能见出真知；翻译批评与“翻译误读”及其与原文的比较、二者的关系、原因的甄定；等等。
在列夫维尔看来，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具有的“比较性”，这种特性使译学研究积学甚厚却能“宽以待人”，常常“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不拒细流，自身的学理基础因之愈加雄厚，学术肌理更加丰满，学术视野更加宏阔，知识、学术、思想三者相得益彰。当前，在汩汩流入译学大潮的千洄细流中，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文学、民俗文学）、不同类别（传媒文学艺术）、不同性别（妇女文学）、不同国家（西方以外或西方世界以内的小国）的研究正为西方乃至国际译学研究注入生机。比如加拿大学者哥达德（Barbara Godard）向传统译学的等值模式提出挑战，认为在女性文学的框架内，“差异”（difference）或“不等值”（non equivalence）现象应给予正面评价，其研究重点主要是探讨基于差异概念的翻译理论与女性语境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对女性语境与翻译本身进行理论解说。一位专治爱尔兰文学的学者图莫契科（Maria Tymoczko）研究口传文学传统中的翻译问题，将其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试金石”看待，这无疑又为译学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加拿大学者约特（Anne Mette Hjort）着力研究语言符号的指涉问题及其对翻译的影响，其内在的研究动机源自他本人对语言哲学家奎因（W E Quine）怀疑论的关注，重点在所指之“不可理喻”及对翻译可能产生的后果。波兰学者塔芭科夫斯佳（Elzbieta Tabakow ska）则以“语言复调之为翻译难题”作为研究课题，深入研治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内心对话”之间的关系，对译学研究也有启示。
通过上述勾勒，可以看出西方译学20年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呼应国际学术潮流，以“文化转向”为中轴，一边扬弃古典范式粗疏而封闭的研究范式，在重返历史深度的同时，既使学科定义得以延续深化，由‘“重写摹写观”而至“调适观”’又使富于使命感的宗教译论在今天获得知音。这场革命还使近现代语言学范式得以升华。它以文化相对主义实施渗透，遂使译本语言载荷着异质文化交汇的结晶建构当代文明，同时它又时时建构着翻译活动的主体——人自身。近20年的范式重构在认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颠覆了古典及近现代译学的“目标本位论”，代之以“文化迁移转换观”，将翻译从译入语的本位观中解放出来，让其以文化通观的态度穿梭于异质文化的各个分层系统，试图通过翻译的文化整合力量击碎传统译学的“七宝楼台”，然后建构成未来崭新的文化大世界。译学不“划地为牢”，其内部研究与外向探索相携并进，正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6期，第30-34页）
【1】Susan Bassnet，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ed）Chan Sin wai &David E Pollard 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5：389.
【2】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Routleage），1993：184.
【3】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Routleage），1993：184-186.
【4】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Routleage），1993：184-186.
【5】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Routleage），1993：184-186.
【6】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Routleage）.1993：187.
【7】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Routleage）.199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