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变化触发了对译学学科定义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使学科界限得以消解。这种积极的范式重构使西方译学受益匪浅，亦对西方世界以外的译学研究大有裨益。1991 年，巴斯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西方文化霸权已有裂缝出现，比如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冈玻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ompos）援引德里达的理论建立了某种类似后现代主义、与欧洲中心论背道而驰的译学模式。它们将这种模式用于文学翻译，拒绝文化霸权仅凭己方意志强行派定的任何翻译文本。在冈玻斯兄弟看来，翻译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形式。它们的译学思想在学术概念与术语上面的体现，就是“自铸伟辞”，绝不唯西方马首是瞻。在它们新创的概念中有一个核心名词，即是cannibalism（摄食）。他们认为“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annibalism”【14】（“翻译即是一种摄食形式”）。不过，cannibalism 这个概念并不指对原文的“占有”，而是指翻译作为一种“争取自由独立”的形式它将摄食、消化原文，并从原文中独立，最终获得自由。可以看出，冈玻斯兄弟的cannibalism 这个概念与西方译学观大相径庭，原有的“暴力攫食”之义已经消失，却被注入了某种“敬重”的涵义（德里达的différance 一词其中的第二层意思deferring 就兼有“迁延、归化、敬重”这三层含义），即是说，翻译实际上是“拿来主义”的一种象征行为，但“拿来主义”的态度本诉诸于迁延、源出于敬重，目的却是为了归化；因此，翻译活动同时也是另一种象征，即指通过“输血”而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据此，翻译活动的意义得以重新解释，它不单是要借“他山之石”，同时还要“借力发力”（empowering）、借他人乳汁哺育自家孩子（nourishing）。德里达曾将翻译视作“载道之气”（life-force），可以确保文学文本繁衍生息，上述观点即差可与之近似。需要指出的是，冈玻斯兄弟非常欣赏庞德，认为他的《神州集》（Cathay，London：Elkin Mathews，1915）“妙造天成”，正是因为庞德热爱中国文化，景仰之情“溢于言表”，遂有无穷灵感产生。冈玻斯兄弟认为，这便是典型的cannibalism。【15】毫无疑问，冈玻斯兄弟所提出的译论几与中国古典哲学暗合，并且，通过庞德他们已几乎抵达中国文化的津梁，从译学范式变革的角度来看，此举意味深长，值此中国译学反思之际，这不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养料。
学术范式的重构与变革对西方译学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广。除上述论题以外，译学的研究范围渐趋扩大，其中还包括：利用翻译及译本厘定人类无意识的“文化误读”；确定翻译调适的所谓“无言区”以及相应的主观翻译策略；审读现存译本，以揭示影响文学与文化演进历程的文化及体制调节因素；基于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认为译学研究认识论基础扎实、方法论成熟，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利用自己独创的方法论体系完全可以揭示文学演进与其它尚处于发展阶段之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比较文学之地位应予重新思考，或许作为译学研究的从属学科倒更为合适；“单语操持者”从事译学研究的困难及所存在的“盲区”；文学批评过分看重阐释是否“准确”，“拾人牙慧”已成通病，通过现存的文学译本以细读与比勘方式凸显文化迁移、认知错位及其相互关系倒更能见出真知；翻译批评与“翻译误读”及其与原文的比较、二者的关系、原因的甄定；等等。
在列夫维尔看来，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天然具有的“比较性”，这种特性使译学研究积学甚厚却能“宽以待人”，常常“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不拒细流，自身的学理基础因之愈加雄厚，学术肌理更加丰满，学术视野更加宏阔，知识、学术、思想三者相得益彰。当前，在汩汩流入译学大潮的千洄细流中，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文学、民俗文学）、不同类别（传媒文学艺术）、不同性别（妇女文学）、不同国家（西方以外或西方世界以内的小国）的研究正为西方乃至国际译学研究注入生机。比如加拿大学者哥达德（Barbara Godard）向传统译学的等值模式提出挑战，认为在女性文学的框架内，“差异”（difference）或“不等值”（non-equivalence）现象应给予正面评价，其研究重点主要是探讨基于差异概念的翻译理论与女性语境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对女性语境与翻译本身进行理论解说；一位专治爱尔兰文学的学者图莫契科（Maria Tymoczko）研究口传文学传统中的翻译问题，将其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试金石”看待，这无疑又为译学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加拿大学者约特（Anne Mette Hjort）着力研究语言符号的指涉问题及其对翻译的影响，其内在的研究动机源自他本人对语言哲学家奎恩（W.E.Quine）怀疑论的关注，重点在所指之“不可理喻”及对翻译可能产生的后果；波兰学者塔芭科夫斯佳（Elzbieta Tabakowska）则以“语言复调之为翻译难题”作为研究课题，深入研治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内心对话”之间的关系，对译学研究也有启示。
基于上述勾勒，可以看出西方译学在近20年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呼应国际学术潮流，以“文化转向”为中轴，一边扬弃古典范式粗疏而封闭的研究范式，在重返历史深度的同时，既使学科定义得以延续深化，由“重写/摹写观”而至“通变/调适观”，又使富于使命感的宗教译论及实践在今天获得知音。这场革命还使近现代语言学范式得以升华，它以文化相对主义实施渗透，遂使译本语言载荷着异质文化交汇的结晶建构当代文明，又时时建构着翻译活动的主体——人自身。近20年的范式重构在认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颠覆了古典及近现代译学的“宿语文化本位论”而代之以“文化迁移转换观”，将翻译从译入语的本位观中解放出来，让其以文化通观的态度穿梭于异质文化的各个分层系统，试图通过翻译的文化整合力量击碎传统译学的“七宝楼台”，然后建构起未来崭新的文化大世界。译学不再“划地为牢”，其内部研究与外向探索相携并进，正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
4.中国译学范式：现状与未来
然而，反观中国译学研究，时下的繁荣凝聚着数代学人的执著追求。为学科定位、为所谓“自成体系”、为学科之“公器”——“术”的淬励与提高，我们曾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这一切却掩盖不了中国译学研究“局部精确、整体零碎”的现实。【1】五四时期胡适先生曾【16】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选之《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1984）、罗新璋编选之《翻译论集》就中国学术的现状以“目的热方法盲”反唇相讥，之后大半个世纪过去，译界方法热高潮迭起。期间有援西格中亦有以中释西，“术”的层面虽有“译器”之深度探索，“论”的层面亦与严几道“信达雅”之说形影不离，却鲜见“体制别创”、异调新弹，始终徘徊在“学术四合院”的方井里，尺幅不纳寰宇，境界不深、思想苍白、学术乏力，既不能塑造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建立自己应有的学术范式，亦不能以深具原创性的研究实绩汇入国际学术主流，为国际译学机体的丰满及其知识体系的“层累叠加”作出贡献。时值世纪之交我们必须为此作出深刻的反思。
葛兆光认为：“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17】可见思想端赖深具“知识性”的学术而成立，而“知识的秩序”（或曰“学术范式”）却由于思想支撑之学术而建立。据此可以推断在21世纪中国译学当以知识、学术与思想三者并举，继以学术范式的建立为务，取精用弘，大气包举，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反思中国译学既有的研究当“出入经史，流连百家”，建立中国译学研究范式更须置本土经验于国际译学体系加以观照。将来大气包举的中国译学研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之际更须考虑本土经验与国际学术范式的整合，既要注重事实概括（译学知识的增加）与理论分析（学术研究的加强），亦要注意理论评判与思想体系的建立，即是要做到知识、学术与思想三者并举，不能有知无识、有识无见，也不能有术无学，学随术变。与西方译学相比，中国译学一直长于“术”的探讨，而短于“学”与“思”之求索，因之不能铸成肌理丰满的学术品格，建立学科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学术范式，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然后进一步向理论层面推进，标举自己异于常态的学术广度与深度，在中外译学“相互推助与化合”的过程之中寻找弭久常新的理论生长点，最终走向汇通之途，熔铸并建构出一套基于知识、学术和思想的整合而能为全人类所共享的译学体系（不是自成体系）。这个目标应是中国译学研究的普遍追求和学术共识，但是与西方译学范式相比，中国译学目前尚无类似的理论自觉，因之造成学术范式的延宕与学术资源的短缺，至今尚在“事实概括”层面徘徊，理论分析亦较乏力（多引西方资源却因水土不服几难奏效，同时亦不顾本土经验，造成译学研究的自我悬置），尚无重大突破，更鲜见其中透溢出些许“思想的光辉”。中国译学“体格嬴弱”，外须跳出“术”的桎梏在范式层面与西方磨合，内须返求本土经验，“出入经史，流连百家”，前者“达观”，后者“圆览”，或能“强身健体”，有助于译学知识、学术及思想的整合与相应研究范式的建立。
至此可以看出，中国译学研究目前尚有三个层面的问题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