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
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
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生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炝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砺，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
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年）为例了。
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在中国，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别看坐在龙椅上，像模像样，人五人六。一下朝，晋惠帝是个白痴，隋炀帝是个色鬼，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而刘宋苍梧王，齐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很尽职的演员，该念该唱，一点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说，不具备戏子的本领，是当不了皇帝的。
然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把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献艺舞台，真正下海，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旧时，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其实，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选。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惟一能与他媲美的，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但是，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李存勖进了洛阳，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尚光荣。
这国家可就够糟了。
应该说，他确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客串的欲望。“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最为滑稽突梯的，一次，“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
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吗？
“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着，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
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
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
“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
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会无愧色。”他若活到现在，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谁也盖不了他，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金小丑奖非他莫属。
而那位“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说实在的，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献身手的个体商贩，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开一个游乐园，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坐在那儿收钞票。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让他当皇帝，真是委屈了他。
至于“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毯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儇，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吹吹黑哨什么的，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多。（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
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儇又瞠乎其后了。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球王贝利，不算夸张。当他最后成为俘虏，押解北上，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这场面使我想起德国***从集中营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处。读《水浒传》，我们看到那个高俅，“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功夫，凭这一手，这个混混，混到政权中枢，获得太尉高位，那么赏识他的赵佶，必定技压群芳，球艺高超，才能与他沆瀣一气。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
赵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无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昆仑饭店，宋徽宗的一幅《写生珍禽图》长卷，以23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
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君”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了桀，武王姬发讨伐了纣，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在历史的传记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
曰：“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伤仁害义的人，叫做残贼。残贼的人，就是独夫。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
孟子的说法，很清楚，皇帝不怎么样，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不用顾忌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要这样说出来，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