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谋划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
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些什么。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了究竟谁是掌控事件之人。
背着国家领导人本人决定其命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于1964年10月12日举行。在莫斯科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没从各地召来各民族共和国中的主席团委员。
也没有赫鲁晓夫本人——他与自己在政府中的第一副手米高扬正在皮聪达休养。赫鲁晓夫挑选了那些比自己年轻的人组建领导班子，但在私交方面他感到最为称心如意的人还是米高扬。这不仅仅因为他俩是同龄人，而且斯大林在世时的多年工作关系也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会议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统管党的各项事务。他率领官方代表团前往柏林向东德人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5周年，刚刚回国。
据目击者称，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异常激动。而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齐集的大厅内，令人感到一种神经紧张、提心吊胆的气氛。这次会议可谓非同寻常：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撤销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就这一危险话题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秘密谈判，业已持续数月之久。但10月12日他们开会则十分正式。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马林像往常一样，用小卡片记录大家发言的要点。也许，正是马林的到场最能表明赫鲁晓夫气数已尽。马林主持公共事务部10年，公认是赫鲁晓夫特别信任的助手。“就像斯大林在世时的波斯克列贝舍夫 一样。”马林常常自豪地自我评价。
主席团会议上都讨论了些什么呢？
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并接受针对他的措施？这是第一。第二，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些什么？
讲话的主要是勃列日涅夫和党的领导层中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谢列平。当时谢列平尚不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但他在权力等级中的排位之高、策划推翻赫鲁晓夫一事过程中的作用之大，都足以令人们格外专注地聆听他的发言。
几乎立即便作出了决定：应当让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发言，这会成为一个重要信号——基辅对赫鲁晓夫持批判态度。须知正是乌克兰党组织被视为赫鲁晓夫主要的依靠力量。基辅领导人之中，许多都是他亲自任命的。而且谢列斯特也被目为赫鲁晓夫的人。他连外貌都让人想到赫鲁晓夫——身材矮小敦实，脸面粗糙肥胖，头颅整个谢顶……
将赫鲁晓夫召至莫斯科的借口是：在涉及他的改组农业的报告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
立马便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往皮聪达打电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考验，与赫鲁晓夫谈话颇为令人胆寒。他对主席团委员们从不客气，可以随便地张口骂娘。
勃列日涅夫出访柏林期间，主持党务的一直是波德戈尔内，这是一个性格坚毅、爱好虚荣的人。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差事，因为他刚刚向赫鲁晓夫详细汇报过日常工作，后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何头天他闭口不提所发生的问题？千万别让其产生什么怀疑……
于是大家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来打电话。还能有谁呢？正是他在履行老大哥的职责。晚上9点左右，使用城际高频通信线路接通了皮聪达的国家别墅，赫鲁晓夫拿起了听筒。
据谢列斯特称，当时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他脸色发白，嘴唇青紫，说话的声音颤抖。赫鲁晓夫听罢他的话，不满地说道：
“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离了我，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吗？好吧，我考虑一下。米高扬在这里，我要同他商量商量。过一会儿再给我来电话。”
这一时刻，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是在神经紧张中度过的。赫鲁晓夫十年之间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和竞争者。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小时之后，勃列日涅夫重新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
“好吧，明天上午11点，我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飞回莫斯科。”
主席团委员们结束讨论，就议事日程预先拟好决议：
1. 鉴于有关预定于本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和新的五年计划制订工作方面所出现的原则性疑点，苏共中央接到了种种质询，兹确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参与下，于最近期间举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已刻不容缓至为必要。
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电话联系，向其传达这一决定，以便于1964年10月13日举行中央主席团会议。
2. 由于各地对已下发至各级党组织的赫鲁晓夫同志1964年7月18日《关于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领导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许多疑点，而且其中一些方针含混不清，特从各党组织收回上述报告。
3. 考虑到所出现问题的性质的重要意义和即将对其所进行的讨论，现认为宜将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至莫斯科，以便就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问题的结果向全会提出报告。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问题，应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场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对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报告，人们的态度一向毕恭毕敬，现在却被宣布为“含混不清”。其实主席团委员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三个月之前的7月11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一个新想法：彻底改组对农业的管理——对每一种产品单独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关。一个总局管粮食，另一个总局管肉类，第三个则管毛皮。
与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认为经济问题可以用组织和干部的手段进行解决：有了问题，那就建立一个解决它的机关。
但是另一件事却难倒了主席团委员们。赫鲁晓夫已经撤销了农村的区委会，将乡镇中党的机关降为发挥次要作用的管理生产的党委。在新的农业领导系统中，根本没有党的机关的地位。专职的党委书记对此会做何反应呢？
中央主席团收回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向地方上党的机关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复为主宰一切之人。
关于召集中央委员们前来莫斯科一事，自然不曾向赫鲁晓夫谈及，否则他会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57年夏“老革命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企图将赫鲁晓夫撤职之时，他即曾下令召集中央委员开会。这些人飞抵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又派人让他们了解事情原委，讲明力量分布情形和应当支持何人。赫鲁晓夫平日常常得意地讲述他赢得这场争斗的经过。如今别人也利用了他的经验……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了究竟谁是掌控事件之人。勃列日涅夫名列第一，自然是他担当了主角。
这一决议截断了主席团委员们的退路。现在他们之中谁也无法在赫鲁晓夫面前反悔并声称他们背着他在主席团会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必须一干到底。
为什么要扳倒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精力异常充沛。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他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
在他10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得罪了党的机关、军队、克格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
多年过后，我有机会详细询问该事件的一些参与者。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为何他们要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与此同时，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捣乱分子，有时显得荒诞不经，有时俨如十足的古董，因而并未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他曾坦言：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倒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土豆却没有了。”赫鲁晓夫曾下令食堂免费供应面包。他一心想让国家摆脱贫困，但总是寄望于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冀图一举解决各种问题。
1959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就苏共纲领草案发表讲话。他阐释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具体设想：
“这就意味着让所有的儿童都进入寄宿学校，让所有的孩子从出生到受完教育都由国家加以保证，让所有的老人从某一年龄开始在各方面都得到保障……我想，再干上一两个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所有的人都有饭吃，谁想吃多少都行。我们将会有面包和肉——再来两个五年计划（这是最大限度）就请随便吃吧。不过一个人只能吃那么一些，多了也吃不下。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食堂，在那里你可以随便交点钱，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却无法做到这点呢？……”
赫鲁晓夫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而且在他十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
由于严重干旱，1963年庄稼歉收。许多城市不得不实行购物卡制度。首次从国外采购粮食——940万吨谷物，约为当年收获量的10%。商店里已见不到面粉、饼干、甜饼、肉类的踪影，买牛奶排起了长队。
1961年的货币改革和物价上涨毁坏了赫鲁晓夫的声誉。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居然得罪党的机关（打破习以为常的管理体系）、军队（裁减军官队伍）、克格勃（对肃反工作人员表现出十足的不敬，拒绝赋予他们特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
最高权力集团之所以不喜欢赫鲁晓夫，有着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高官显宦们渴望安宁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持续不断地推行干部制度的彻底改革。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对待中央主席团的同事，遣词用语上也毫不客气：傻瓜、无赖、懒蛋、死苍蝇、可怜虫、臭狗屎……
比如，在1963年12月2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便大肆斥责自己的助手们。赫鲁晓夫在谈到农业领域的劳动报酬时，猛力抨击他在政府中的副手波利扬斯基：
“波利扬斯基同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一分歧会形成某种路线。您大胆地揽上了一个任务，为您并不懂得的问题进行辩解。这也正是您的斗胆之处。不过这既不能使我、也不能使其他人受到鼓舞。我很难指靠您解决这些问题。您只是随口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话。”
“是您问我，我才回答的：为国家提供的粮食，集体农庄的产品比国营农场的便宜。”波利扬斯基进行反驳。
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扭头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说：
“谢列平同志，您去开一张介绍信，顺手塞给这位主席团委员。我动身之前，就在中央统计局开了介绍信。”
然后重又对波利扬斯基说：“您歪曲事实。您说得不对。”
“请不要说塞给，”波利扬斯基气恼地顶撞道，“我也是有身份的人。究竟该怎样和您谈话呢？如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气氛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也许，您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显然就是这样，我不否认。我怀着极大的不信任，我不可能信任您。这也可能是主观看法，让主席团去判定吧。请坐到我的位置上来，我坐到您那里。”
“不必激动，”波利扬斯基坚定不移，他可不是胆小鬼，“财政部也好，国家计委也好，都用数字表明，集体农庄的产品更便宜。”
赫鲁晓夫面向全体主席团委员说道：“同志们，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波利扬斯基不够客观。我们俩曾经十分尖锐地谈论过养老金的问题。结果是您对还是我对？”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准备完美的提议来开会呢？”波利扬斯基抗辩，“除中央委员会各位书记之外，还有五位主席团委员都签署认可了这一提议。为什么您总是认为那仅仅是波利扬斯基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呢？”
“因为那是您起草的。”
“您仅仅根据这一事实便形成这种印象是不足为凭的。”波利扬斯基不客气地回答。
“岂止一个事实。”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说道，“也许，这是年龄的问题，我衰老了，爱激动，容易起反应。看来，在我没死之前，还会做出反应，我对自己无可奈何。似乎不关我什么事了，我已年届七旬，好吧，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我还是共产党员，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党的事业斗争……”
稍后，赫鲁晓夫又补上一句：
“看来，该是我退休的时候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性子急躁。”
随即他又突然猛烈抨击自己的另一名副手柯西金：
“柯西金不在这里，但这里散发着柯西金的气息。条条线索都通向柯西金，他有许多陈旧的观点……”
按赫鲁晓夫意图，1961年10月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要求不断更新党的领导机关。区委每次选举必须更新一半人员，州委更新1/3，苏共中央委员会则更新1/4。这就是官员们忌恨赫鲁晓夫、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原因，后者允许他们稳居自身的职位15年之久。赫鲁晓夫身边的人都不赞成他的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寻求与西方的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削减军工生产。
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寿辰当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来到他位于列宁山上的府第，向他表示祝贺。斯大林在世时，政治局委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则建议大家迁入紧邻莫斯科大学巍峨大厦的崭新宅邸。
接受庆贺的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心情舒畅。来宾饮用过一杯白兰地，短暂交谈一番，便匆匆离去，托词是不可让赫鲁晓夫“累着了”。虽然赫鲁晓夫明明乐意继续热闹热闹，勃列日涅夫却不断催促大家起身，波德戈尔内也随声附和。
让赫鲁晓夫退职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谢列斯特后来撰文说，有些主席团委员表现得极度神经紧张，甚至惶恐得发抖：万一赫鲁晓夫猜到了什么可怎么办？
谁发挥首要作用谁是这次密谋的推动者？一种说法，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另一种说法，是“共青团之鹰”谢列平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多年以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发表谈话称，发挥关键作用的应是勃列日涅夫。
历史学家早就试图查明，谁是这次密谋的推动者，尽管许多人连“政治密谋”这个字眼都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