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西塞罗的这句名言流传至今。海权，即人类在海洋空间生存与发展的自由权。海洋行动自由权为什么会成为人类社会不懈的追求呢？这还要从人类历史的进程里找答案。
自17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人类时起，人们就开始了向地球的各个方向扩散的进程。在大约2万年前至13万年前智人到达西半球的时候，就人类在地球陆地表面的存在而言，可以说已经开始了全球化——走向遍布地球陆地表面的每一个角落。亚历山大帝国的东征，以战争带动了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仅11年时间由亚德里亚海边拓展到印度河边。此后，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等，无一不是在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追求中兴盛而又在这种追求中衰败。历史上的中国，孔老夫子提出了“天下大同”的设想，“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文化交融的途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一途径还只能传播十分有限的货物、思想和科学技术，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今天的全球化，是工业化大生产已经进入生产资料、产品、资金、信息、人员、思想文化等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的历史新阶段。想当年，它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牛顿的力学、瓦特的蒸汽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构成了工业革命所必需的三大要素：科学＋技术＋经济秩序理论。当时，对于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大英帝国来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它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它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它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它的牧羊地，印度和中国是它的茶叶种植地，西班牙和法国是它的葡萄园，地中海是它的果园，秘鲁、南非和澳大利亚是它的黄金来源地……总之，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人类社会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大生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着精彩论述：工业化大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并指出：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说过：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150多年过去了，不仅当年的“工业化大生产”的概念已被“全球化”的概念所取代，而且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本身，还体现在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需求——以思想文化、信息、人员的全球流动相伴随，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保证，以技术手段尤其是先进的通信和运输技术为支撑，以全球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为条件，逐步实现着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全球流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和服务的全球流动。当然，这种生产也使得人类自身发展与自然界矛盾的冲突越来越大——全球环境破坏、全球病毒传播、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等等。
承认全球化也好，不承认全球化也好，赞成全球化也好，不赞成全球化也好，全球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帝国的征伐还是经济、思想文化的交融，无论中国先人的伟大理想还是美国先人的不断实践，历史早已预示：如同人类当初由聚而散不可逆转一样，人类相互间物质文化的交融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这种交融才是可能的、持久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扩张本性使得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当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依赖更加明显。虽然，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孤立、封闭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连生存都会产生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和繁荣了。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更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下取得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
既然工业化大生产起源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那么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必然就是资本主义本质所决定的资本的扩张。资本扩张势必带来两个有着十分紧密内在联系的、必然导致严重冲突的问题：一是为了确立资本的统治地位，并让它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地流动，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尤其是资金和军事实力；二是为了争夺本国资本的优先权，必然与它国进行对抗，这种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人才、资金等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因素的经济斗争，反映在国际政治上就是争夺霸权。
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讲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一种必然。人类历史数千年，人类之间的战争史也有数千年，但始终也没有爆发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战争。即便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以至蒙古帝国等，在它们崛起的进程中也只是对他国或几个小国、小部落的侵略、血洗而已，根本构不上世界大战。所以在20世纪前半期接连发生两场世界性战争——一场波及三、四十个国家、一场波及五、六十个国家的战争，从根本上讲，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结果。全球性的生产资料、产品流通，必然带来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当这种矛盾冲突无法运用外交的、经济的手段解决时，世界性战争就成为世界性“政治的继续”。
历史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局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特别是小农经济，“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足矣，战争的追求也不过如此。因此，没有必要在黄土高坡找粮吃而到苏伊士运河去打仗。以漠北草原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经济，虽然是通过掠夺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战争经济”，但战争的追求无外乎多一点牛羊、多一点草地、多一点生儿育女的女人。因此，即使能从呼伦贝尔草原打到多瑙河边，也还是要上演一出“东归英雄传”。工业化大生产则不然，无论是生产资料的获取还是产品的销售，都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以至于全球范围内展开。战争中可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工业化大生产中也可以“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产品市场，就朝别的国家要”，通过侵略他国，掠夺他国的生产资料、占有他国的市场来获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世界性战争的动因——为获取生产资料而战、为拥有更多的市场而战、为确保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的安全而战，同时也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或者为夺取本阶级希望拥有的统治地位而战。
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聪明了许多，即使几十年处于“冷战”的状态也绝不进行“热战”。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生产资料、产品市场的多与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与富，国际流通中的安全等，各种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因此，战争的威胁或者说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筹划国家战略必须以工业化大生产、全球化经济运作为基本着眼点。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指出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
人类的发源地分布广泛自不必说，历史上全球各地的种族、部落一共有多少也无法统计，而今世界上只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成员国只有192个。这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融合的结果。就中国而言，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1000多年的历史中，有冲突、有融合，最终的结果于周末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汉族的前身。春秋时期历时290多年、战国时期历时250多年，分合不断，最终由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中国历史可见，虽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分”是融合过程中矛盾斗争的插曲，而由小到大、由区域到整体的“合”，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
今天的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即由传统的宗族融合、民族融合、小区域融合、大地区融合，发展为全球性融合。生产资料与产品的全球配置、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以及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生存空间的全球共谋，客观上反映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斗争的需求，是人类社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必然。虽然，有些民族、国家、地区出于狭隘的私利企图阻挡全球化的进程，有些民族、国家、地区掩耳盗铃式地在全球化进程中只顾谋求自己的利益，但谁也无法从根本上阻挡人类社会的最终融合——“天下大同”。
纵观人类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从本质上讲是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为了治理“两河”（作者注：指黄河、长江），确保生存与发展的必然；在北美13块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北美殖民地为了能够更好地在那块土地上生存与发展的必然；今天欧洲所追求的统一，实际上也是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环境大治理、文明大发展需要的一种选择。目前的全球化，虽然更多地表现在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领域，但最终必然发展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一体化。可以断言，由部落（城邦）—国家—“洲统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四大阶段，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
对于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传统的认识是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时期以来，“增长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除了从不同角度引申、扩大和补充“三要素”学说外，还一致强调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作用。这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解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际政治稳定、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质量的重大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开始将追求全球社会的公正，视为安全的重要前提。
总之，工业化大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虽然它源于资本扩张的需求，但它毕竟促进了工业文明乃至科学技术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全球交流。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工业化大生产的思想，以及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现实启示我们：今天中国“走出去”的发展政策，是主动适应工业化大生产，适应全球化的一种选择，高指数的经济对外依存度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大生产，即全球化，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必须紧密围绕“生产资料—生产力—产品—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渠道”这样一个循环链，自觉运用全球化的视角，从生产资料来源地安全、产品市场安全、产品生产地安全、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安全等方面，观察、认识、分析、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上实现战略性转变。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角色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完成了打开大门——“请进来”、“走出去”——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就世界而言，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历史阶段，经过300多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经济活动规范，这就使得中国不得不在既有的全球框架下发展经济、实现崛起。中国所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使然。今天的中国，在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的链条中，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
——产品生产大国
目前的中国，有许多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在诸多贡献中最为突出的是产品生产。目前，中国的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均排在世界第三位。有媒体介绍说，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制成品风靡世界市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组。2007年5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美国权威的全球财经研究公司研究认为，2006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为255%，西欧国家为261%，日本为139%，中国为121%。发展下去，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224%，美国为222%，西欧国家为19%，日本则降至86%。2008年4月6日，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说，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达到3478亿美元。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国际市场份额居全球第一。
根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产品方面，中国的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世界第三、第四位；工业产品方面，中国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糖产量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原油产量居世界第六位。目前，世界上生产的80%的拖拉机、70%的丝绸、60%的青霉素、60%的自行车、90%的网球拍等来自中国，2005年圣诞节期间全球销售的圣诞树中有92%是由中国生产的。中国生产的71%鞋类、45%以上的照相机、空调机等均销往国外。2005年中国生产的大宗产品中，纺织品服装、化纤、彩电、洗衣机、电冰箱、DVD、电脑、手机等产品的出口量超过50%。②还有外电报道，2006年中国掌握了全球80%用于生产枕头的羽毛市场、50%的鞋、33%的袜子、80%的圆珠笔和40%的精纺毛织物市场。此外，还有30%的领带、80%的纽扣、22%的牙刷、75%的玩具、90%的一次性打火机、22%的雨伞、25%的笔记本电脑和65%的鼠标市场。
产品生产大国，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所担负的一个重要角色——“世界工厂”。这就决定了中国需要更多地依赖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通道，中国国内的社会稳定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了，而是一个直接关系、深刻影响世界的大问题。
——产能大国
所谓“产能”，即生产资料、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它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等诸多方面。其中，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消费品的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