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拿诗人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白居可不容易呀！言外之意，这京城不好混饭吃。顾况说罢，随手翻阅起白居易的诗稿。谁知看罢第一首，顾况的眼睛瞪大了；看了第二首，顾况十分吃惊；看第三首时，顾况不由诵出声来，当念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击案叫道：
“道得个语，居亦易矣！”
这是说：能写出这么妙的诗，在京城做官也不算难了！后来，顾况经常向别人谈起白居易的诗才，盛加夸赞。白居易的诗名就传开了。
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在第一次见到列夫·托尔斯泰后，激动地写道：
“1886年7月1日，我第一次去见托尔斯泰，心里惶惑不安，觉得十分害怕。我想，他只要瞧我一眼，就会把我心灵深处的秘密看透。在他面前。人绝不可能把自己心底里的邪念藏起来瞒过他。他会像一个医生检查病人的伤口那样，知道哪些部位最敏感。如果他仁慈(他该是仁慈的)，便不去触摸这些部位。只用神情表示他什么都知道了；如果他无情呢，他就会用手指头从最痛楚的地方戳进去。总之不管哪种情况，我都觉得可怕——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这位最会透视人生的作家跟人相处的时候，显得单纯、直率而诚恳，一点也没有那种我原先害怕的洞察一切的样子，无需提防伤人。因为他压根儿不伤人。很明显，他不是要把我当作‘标本’来研究，而是只想跟我谈谈音乐。他对音乐极感兴趣。托尔斯泰坐在我旁边，听我弹奏我的第一部四重奏中的行板，我看见眼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来。在我的一生中，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奢望也许再也得不到比这更大的满足了。”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曾写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年25岁的茨威格在巴黎从事写作，他总感到自己的作品写得不够好，但又不能断定问题的症结在哪，于是他去拜访罗丹。罗丹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进工作室罗丹罩上了粗布工作衫，好像变成了一个工人，站在一个架台前反复端详自己的一幅近作，这是一个女人的正身像。茨威格想：“这恐怕已经完工了。”可是，罗丹后退一步，审视片刻以后，自言自语地说：“就在这肩上，线条还是太粗。”说着拿起刮刀改动起来。然后，他又把捏好的一小块黏土粘在塑像身上，又刮开一些……n最后，当罗丹带着一声舒畅的叹息，扔下了刮刀，把湿布小心翼翼地在蒙在女人正身像上，转身走向房门时，才看见了站在一旁的茨威格，连忙说：“对不起，先生，我完全把你忘记了，可是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刻，茨威格领悟到了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得更好。
由此可见，拜访名人并努力与之交往，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
青少年在拜访敬慕的名人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拜访名人时，应怀着尊敬之心，言谈举止谦虚严谨。
2不卑不亢，切忌奉承
尊敬是有原则、见真情的。如果不顾原则，另有目的，人格沦丧，不知廉耻，就会表现出阿谀奉承来。这表面上似是尊重对方，其实它与尊重是有本质不同的。阿谀奉承，虚情假意，夸大其词，别有用心，只能让名人反感、嫌恶、痛恨。
3主动真诚
名人的行为是要与自己身份、地位保持一致的。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与我们交往，而作为平常人，身份在下，地位比他低，自要主动积极，充满真诚，先迈出一步，做出友好的姿态，这是尊长敬上的美德，也是交际的惯例。
4态度自然，不必拘谨
名人无论地位，还是阅历、学识，都高我们一筹。与他们交往，常令我们肃然起敬，有时我们还因有一种威压感而噤若寒蝉。作为平常人，尤其是未见过世面的青少年，在这种情势下往往显得动作走形，言语嗫嚅，特别别扭、生硬。其实名人也是我们平等的交际对象，也是一种自然的交往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尊重于彼，另一方面也立足于自己，守住方寸，保持本色，自然而正常的交往，不必拘谨。这反倒能显示自己的交际魅力，会赢得对方的认可和尊重。
5求助求教
名人是力量的象征，在他们面前，我们显得很弱小稚嫩。所以要虚心地求助求教。这一则是我们与名人交往所寻求和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二则作为名人，他也会从中获得施予和扶持之乐，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求助求教一要尊重名人的愿望，二要适度得宜，不可仰仗、依附于名人。
叛逆一回
各人的生性里都有一种一旦公开说出来，就必然会招致反感的东西。
——歌德
生活中，有平淡、庸俗、无奈、妥协。有时，为了种种原因，越是长大，我们越不得不压抑本色、纯真、浪漫，泯灭了可贵的个性。所以，我们也可以演一回叛逆角色，稍舒抑郁。
每个时代都呼唤个性，却又排斥个性。叛逆者、标新立异都会被叱为疯子，人们会带着恨、惧、偏见与他交往。
历史上，祢衡、嵇康、徐文长、李卓吾、凡·高、尼采、鲁迅、胡适等都属于叛逆者之列。
晋朝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嗜酒如命。《晋书·列传第十九》记载着这样的故事：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说：“死便埋我。”他经常喝醉以后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酣睡。有人进屋去劝他穿上衣裤上床睡，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床，房间就是我的裤，你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啦！”
明末清初有一位大文人金圣明，他满腹才学，却无心功名八股，安心做个靠教书评书养家糊口的“六等秀才”。在独尊儒术，崇尚理学的时风中，偏偏独独钟爱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稗官野史。被人称为“狂士”“怪杰”。他对此全不在意，终日纵酒著书，我行我素，不求闻达，不修边幅。当时人记载，说他常常饮酒谐谑，谈禅说道，能三四昼夜不醉，仙仙然有出尘之致。
清顺治十八年二月，清世祖驾崩，哀诏至金圣叹家乡苏州，苏州书生百余人借哭灵为由，哭于文庙，为民请命，请求驱逐贪官县令任维初，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哭庙案”。清廷暴怒，捉拿此案首犯一十八人，均处斩首。金圣叹也是为首者之一，自然也难逃灾厄，但他毫不在乎，临难时的《绝命词》，没有一个字提到生死，只念念不忘胸前的几本书，赴死之时，从容不迫，口赋七绝。《清稗类钞》记载，他在被杀当天，写家书一封托狱卒转给妻子，家书中也只写有：“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憾矣。”
民国时期的辜鸿铭，也是常人眼中的“叛逆者”。
有人评说：一张通晓近十门外语的嘴巴，开口即嘲，出语诙谐；一条传奇般的辫子，历经沧桑，而至死不剪。英文好得不可思议，却认定汉语最不可及。通晓西学的前辈，竟保守到难以想像的极端。一夫多妻，谓为天理；三寸金莲，当成国粹。不仅纳妾制，缠足风习，其他公认的国渣，诸如八股文、太监、贞节牌坊、廷杖夹棍等中国“独有的宝贝”（胡适语），他也都要不同程度地加以辩护，而且辩护所及，还延伸到辫子和随地吐痰。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国外著名人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曾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香港富豪李泽楷也曾经叛逆、自我、随意、特立独行，看不惯老一代富豪的“土气”和“俗气”。于是，他穿着15块钱的球鞋和朴素的休闲装，戴着塑料手表，背着大背包，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视野里；他刻意远离家族，以硅谷风格努力代言着“新经济”，希望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
英国人一向不喜欢别人探究自己的隐私，可首相布莱尔近来却一反常态，多次自揭青少年时期的“辉煌历史”，令人愕然。不久前，这位首相还透露，他年轻时非常“叛逆”：上中学时，为了逃课，14岁的他差点登上了从纽卡斯尔到巴哈马的飞机；上大学后，他还是一副嬉皮士打扮，长发披肩，尤其偏爱印度式宽松上衣，成为牛津的一道风景；他还亲自组建了一支名为“丑恶谣言”的乐队，遗憾的是并不受同学们欢迎。
偶尔的放纵，偶尔的发泄，“叛逆”一回，设计一个恶作剧，你可以从中找回本色和个性，释放心底的块垒。
当然，“叛逆”应以不伤害他人为准则。
痛快地醉一场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李白
青少年朋友，你曾经与三五好友把酒笑谈或自斟自饮，而大醉一回吗？酒能伤身乱性，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帝王将相，却以醉为豪放为快意。以杯酒论胸中块垒，虽无奈却又潇洒；有朋自远方来，又不可不欢醉。
古人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今人说“酒醉见深情”、“醉中有灵感”，可见醉也有可取之处。
曾有人说，酒后的人大多豪放。且看大诗人李白的不羁与旷达：
《将进酒》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是豪壮、狂放之醉。
《花间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是孤独、旷达之醉。
韦庄是晚唐五代著名诗人、词人，他写过一首《菩萨蛮》：
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这是潇洒、倜傥之醉。
现代作家郁达夫曾有过走马章台、诗酒风流的生活，他在诗中写道：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这是狂傲、悲愤之醉。
其实谁都知道，酒不过是一种麻醉剂。喝酒，就冲着微醉时那种美妙的感觉。人类对一些轻微的刺激一向很有兴趣，比如，烟草和咖啡，以及包括食盐、胡椒，醋等在内的调味品，还有现在大行其道的可乐饮料，在本质上都不是为了给人体提供营养，而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有滋味而已。
现代作家周作人在《谈酒》中说：黄酒比较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阑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工夫，决不下于中国。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危，正如吸烟卷一般，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咬定牙根要抽净丝，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