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社会中，一些家长不仅不对孩子进行孝德教育，反而无休止地溺爱孩子。孝德教育要求子女尊重、热爱、善待父母，而溺爱则是一种过分宠爱的表现，它几乎是没有要求或者根本不要子女做任何报答的事情，子女常常会被卷进溺爱的漩涡中，只知道父母为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不知道自己也应该为父母做一些事情。因此，溺爱不消除，孝德教育就无法进行。
2.学校教育对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应试教育主要是以智育教育为主，虽然素质教育的观念已经提出了很长时间，但到目前为为止并没有真正成为学校的主导思想，多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很少有学校真正用素质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水平好坏的评价标准。所以，在学校的教育中，道德教育成为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孝”德教育则更是我们所遗忘的。应试教育较为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发展，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学校行为，也成为许多家庭教育的现实，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据1995年进行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的家长重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可以说是处于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大约10%。文明礼貌的养成在今天中国家庭中所属的位置已经开始下降，素以重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着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经过长期的流失和演变，已经出现了潜在的危机。
3.社会生活中对儒家“孝”德的不重视甚至蔑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道德采取了只批判，不继承的错误态度。特别是在“文革”中形成了一种全盘否定儒家道德的思维定势，并且给儒家思想戴上了反动、保守、妄图复辟旧制度和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帽子。这样以来，人们再也不敢提“孝”德，一讲到“孝”，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孝现象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其实，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持续进行着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在这些革命的过程中子代总是处于优势，而父代总是处于劣势。孝文化面临着形势更为严峻的社会批判。在思想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双重打击下，孝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是荡然无存。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文革”直接造成了中国人道德风气的恶化，影响了一代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理想危机”、“信仰危机”这些其实都是“文革”造成的。
第三，“孝”德教育是德育教育的基本内容
1.“孝”德贴近生活实际，便于我们实行
德育是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品格的教育，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但由于德育的起点高，目标大，内容空等特征，致使德育内容抽象化，难以取得积极的实际效果。我们常常发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之间差距很大，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远离了生活的实践，造成道德教育与生活实际的疏离，因为道德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克服道德教育与生活实际的疏离，让道德教育回归到生活中去。孝德是贴近我们生活实际的，因为孝源于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意识，它以对父母的依恋为基础，表现为对父母真挚感情的流露。“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可见，孝德是人与身俱来的天性。提到父母，我们都知道应该去爱他们，只要给予正确的引导，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在德育教育中，要培养人们孝敬父母的美德，使人人都能做到“以知导行，知行合一”，这才能逐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素质。
2.“孝”德教育体现了德育规律，便于逐步深入。
德育是一个“知情意行”的过程，逐步深入，相互促进，所以德育的培养应当遵循由易到难，由近及远，情与形并重，循序渐进的规律。可是现在的德育工作，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前苏联着名教育学家霍姆林斯基认为，培养人们爱国、爱人民的感情，应该首先从爱父母做起。“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这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从“孝”德的培养开始。子女出生后，最先接触的人就是父母，所以亲子关系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最早的人际关系。由于子女与父母之间存在血缘关系，所以子女尽孝于父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很容易让人们接受。这种由爱自己的父母到爱别人的父母，再推及到爱社会他人，爱天下国家，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的过程，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所以说，孝德教育更符合德育教育的规律，更有助于德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德育工作中，应教育人们有孝心，培养人们有孝德，并逐步引导人们把对父母的孝转化和提升为对祖国、人民、民族的爱。
3.“孝”德教育有利于培养领导干部的交往能力和责任意识。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就自杀、并且还表现出“传染”的迹象。排除社会客观因素的原因，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领导干部的责任感淡薄，以及对生命价值深层次理智思考的缺失。孝敬父母是一个人道德生活的开始。尽孝于父母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有利于领导干部形成良好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子女与父母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着他们与其他人关系的好坏，这也是一个人人格是否能够完善的基础。
只有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并勇于承担对家庭、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责任。人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中，只有形成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人更是社会中的人，人的生活是一种社会生活，不仅要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且还要自觉遵守道德行为规范。“人之道德生活，必自孝悌始，乃天秩之必然”可见孝敬父母是子女最基本的道德。对父母的孝，是对一切人关怀的开始。“亲亲，仁也”。这就是说，孝是仁行的基础，仁爱的精神孕于孝德之中。作为子女而有孝德，是“家和”的基础；将孝德推延，去爱他人，这是“人和”的基础。一个不爱自己父母的人，是很难去爱别人的；一个不会关心别人的人，也很难与他人和谐相处。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名成员，人可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所以，每个人还要树立起社会责任感。
通过培养干部的孝德，使干部懂得自己应对父母、对社会责任，这样才能起到一种上传下达的作用，把这种良好的氛围感染到整个社会中去，从而使得全民的德育观念能显着提高。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弟子在家的时候要尽孝，出门要尊重别人，做事谨慎，有诚信，关心帮助别人。每天做事以后还要努力学习。”
这就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对事物要分析透彻，对困难估计充足，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清楚，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对广大人民群众要有同情心和爱心。
【品故事，明心志】
哪里都有发现人才的契机
唐太宗有很高的才华，但他在做事之前，首先要召来大臣们商量，听大家毫无顾虑地发表意见，对于敢给他提出意见，指出错误的人升官晋爵。
例如有一次唐太宗要杀人，戴胄说这个人不够杀罪，不能杀，于是唐太宗接受了戴胄的意见，并提升戴胄为大理少卿专管执法。唐太宗还把劝谏他不要贪恋骑射的孙伏提升为谏议大夫，并说：“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他要求他的臣子：“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对这一点，魏征有非常恰当的评论。魏征说：“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敷犯颜色乎！”
七、利用老子的道德自化原理，加强道德建设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对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现象的一种高度概括。但是道家的这种概括仅仅是一种整体的结果，缺少具体的方面、具体过程的分析，所以有的时候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差。
老子为什么在东方一再受到冷落，但在西方却能够发扬光大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存在很多的原因，所以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无为而治”这一思想，比如哈耶克阐述自由是秩序之源；普里高津的自组织理论阐明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法国魁奈的重农经济学论证了自然法则是财富之源；斯密的《国富论》阐述了自由经济是财富之源；萨伊法则论证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之本等等。
根据自由人群体道德白化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看，影响道德白化的关键因素是人身的自由以及人身的平等。从前外国人这么称赞中国人，说，“中国人的口头约定比合同还管用。”现在，中国人反过来说外国人的道德素质比我们高，做任何事情都是说一不二。这也正说明了一个人要有德性，要学会诚实。那么一个人怎么才能拥有诚实的品质呢？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诚实的表现，一个人获得自由是诚实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的人身不自由、人身不平等，那么这个人肯定也是虚伪的。历史上王莽就是靠极度谦虚，慢慢积累实力，最后原形毕露篡位夺权，因此，老百姓有顺口溜说“王莽谦虚篡位前”，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社科院胡孚琛在《2l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说：“道之尊和德之贵，并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权力的束缚，而是人自身修道养德逐步觉悟与自然节律同步造成的，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道学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在该时代里人民有没有尊严。”
所以，加强道德建设我们要按照以下几点去做。
第一，彻底实现人身平等，消灭特权和垄断。
人身平等是勤劳工作的前提条件，只有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特权和垄断，人们才能养成勤劳致富的美德。特权是道德最致命的杀手，有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一夜暴富，这本身就是极不道德的，也是对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蔑视和嘲弄。
马克思对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864年他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实践证明，只要资本家和地主还保持着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都不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亚当·斯密在几百年前就向我们清楚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就是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更容易造成了经商者的腐败和堕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专制等级社会是一个阶层共同体，社会成员按照这个阶层里面的一些制度的规定把人与人的政治身份分为官和民两大阶层，而官与民的矛盾则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是由于官僚阶层拥有的种种特权而导致的。官僚阶层的特权主要表现在行政垄断、官商勾结、权力私有化等。其实有了特权也不必害怕和惊慌，只要用特权来为人民服务即可，但是现在这些特权却是无孔不入，成为诚实、勤劳、奋发等美德的杀手，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松垮。
有了特权，就会有人滥用特权，这样就会出现腐败现象。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孚琛在《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说：“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制的腐败，这是一条铁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人民之大多数难以成为‘圣人’，而掌握最高权力的家长也不耐受‘圣人’理想教条的束缚，进而由圣人理想的追求堕落为实际利益的追求，反会利用权力将自己神化为‘人圣’，将国家政治领域变成充满忌讳、阴谋、残杀、多数人不敢参与的凶险场所。”这段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第二，不要空洞说教，减少人们的逆反心理。
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德的形态，是由道来决定的。因此，道德建设要尊道而行，要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行，全力创造“无为自德”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并且要让人们完全的人身自由、人身平等，不要人为制造道德规范，不要以法代德，也不要空洞的说教。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如果能把各种教化、知识教育、道德都不要了，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应有的品德。
当前中国社会人们的逆反心理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还经常出现群众性的事件，一些人宁愿听信谣言也不相信政府，这与一些地方权力过多干预群众生活，空洞的说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鹏认为：“老子学说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与重要传统，老子认为政府应当无为而治，将有为的领域仅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与社会救济上，其他则应任老百姓自由发展，最后老百姓富强后，会说一句‘我自然’。政府政治权利如果超过以上四个领域会变成与民夺利的越权力量，政府也陷入越是道德宣扬，老百姓越不服气的境地。”
第三，不要刻意形成的道德规范，消除阳奉阴违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规范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圣贤和思想家渲染的；宗教倡导的；个体自发形成的。前三种规范不论哪一种，如果得不到个体的认可，就不会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国家制定的道德规范，这是严重违背道德自化原理的，结果只能为特权谋取利益，让整个社会越来越混乱。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哈耶克也崇尚自然的东西，反对精心设计的秩序，他认为：“因为任何精英或政府都不可能了解社会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的无限复杂的细节，从而不可能设计人类合作的秩序。”
第四，德治不可代替，减少天怒人怨。
和人造道德规范相比更为可怕的是用法制代替德治。老子曾经说：“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懂这个道理，不按规律办事，用法律代替了道德，以为严刑峻法是万能的，结果是坏人越抓越多，坏人越杀越多。其实法律制定得越严，犯法的就会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律又会更加严厉，这样下去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这一思想的代表就是中国法家，正如老子所说的，“以死惧之，弄到民不惧死”。刘邦、朱元璋都曾经引用过老子这句话，并以此来调整治国的策略，如刘邦一改秦朝残酷统治，采用老子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朱元璋改杀民为在江苏淮阴一带的劳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