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9
1911年12月20日，英、法、美、德、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先后拜访了清末外交家唐绍仪和伍廷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并公开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六国政府一致认为，中国目前状况堪忧，战乱不仅使本国的发展受损，而且也使外国侨民的物质利益和人身安全没有丝毫保障。六国政府要求尽快达成协议，平息战乱。”
050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民国前十年》中，这样描述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庄严地宣读了总统誓词，启开民国政治宣誓之先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先生这一简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
051
1912年1月初，英国外交家朱尔典发表公开声明，提醒袁世凯，若令战火重燃，定会“带来难以言状的流血和灾难，战争形势很可能将中国分裂为北方君主制和南方共和制”。1月5日，《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给同事布拉姆发电，电文中提到：“我并不怀疑清政府要垮台，我相信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的话，就是民国第一任总统的不二人选。”
052
美国外交官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这样写道：“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次日，南京参议院也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北方的清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是乐坏了，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则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这样描写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就在两天前，即1912年2月14日，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是个讨厌至极的老顽固，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
053
1915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曝光的“二十一条要求纲要”，列举了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泰晤士报》在正文里这样叙述：“日本向中国索要的各项权利目前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主要包括以下各项……”《泰晤士报》还在这条电讯后加了按语：“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英国外交部在上个月就已经得到了通知，不仅如此，美国、法国、俄国三国政府也都是知道的。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日本的举措，看来首先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在德国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态度。在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未得到之前，我们暂不对日本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
054
1923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采访时，发表社论说：“孙中山已对西方列强们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唯有俄国人可以信赖。”
055
193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这样说溥仪：“日本在天津的日租界为溥仪和他的随从们安排了一处豪宅，并提供津贴，其目的是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的某一个地区被分离出来，就有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普通公民。”
056
1931年9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奉天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为突发事件。两国军队（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突然冲突时，日领事尚在舞会中。”
057
1931年9月，《费城日报》在报道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时说：“美国人从来都没有在乎过由谁来统治中国。”
058
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外交家加拉罕公开发表声明：“非常了解苏联对华态度的中国人民可不用怀疑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
059
从1931年9月23日开始，苏联《真理报》接连刊登了《瓜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等文章，苏联政府在这些文章里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苏联外交家加拉罕则代表苏联官方发表公开言论：“就目前的状况，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平稳地和自由地采取它现在认为需要的步骤。至于立场，我们只有中立。中国的事情，只有靠中国自己努力。”针对加拉罕的这一表态，《中国外交史》一书的作者傅启学则表态：“显而易见，苏联的这种不干涉其实还是一种利己主义。”
060
1931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侧重点仍然是日本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而文章的小标题就是《市场与满洲》，文中如此写道：“蒙古、满洲、乃至整个中国，对日本而言，首要目的是粮食，这个和加拿大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道理。其次，满洲有着丰富的资源，对于人口负担严重的日本来说，这是极具价值的。而蒙古盛产羊毛、猪鬃、皮革等物资，这也是日本掠夺的目标之一。然而，就在日本军队突然采取袭击行动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人已将蒙古的皮革、羊毛、猪鬃悉数运到了莫斯科。这对资源奇缺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061
1931年10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对于此次轰炸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之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欧美各国媒体纷纷对此表示怀疑。在东京，日本政府要员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都不曾下达过轰炸锦州的命令，本庄繁将军和他领导的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在社论中这样说：“倘若真如日本所说，在沈阳的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国人投降或者战争全面爆发？”
062
1935年3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用汪精卫做了封面人物，并在介绍汪精卫的内文中，提及了美国政策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微妙影响：“近来，日本对汪院长和蒋委员长施加了压力，东京这么做，是在试探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或者中国还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所能做的仅仅是再贷款1亿美元。日本看到中国陷入困境后，便提出了减轻债务的建议，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063
1936年10月25日，欧美驻华记者斯诺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访问记，在文中，斯诺这样写道：“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扎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在1931年有25万人之多，如今只剩下不到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厌恶内战，想念亲人，对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不抗日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给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发的谣言，甚至连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张学良打算与共产党联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064
1936年12月14日，美国的《民声讲坛报》对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发表评论：“张学良的这番行动，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国家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因为事态很明确，对他们而言，蒋介石既是他们的代理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一切有可能都化为乌有。
065
1936年12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此次，日本的立场要尤为慎重。西安事变，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当局稍有不慎，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此刻抗日激昂的感情就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对此事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整个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要尤为慎重。”社论最后说：“日本希望对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的具体性，而且是立足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些已逐渐明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事件，以谋其他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倘若一味地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
066
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针对西安事变发表社论：“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联携手，并非像他平日里所说的仅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实则是想颠覆蒋介石将军的势力。”
067
12月17日，《意大利日报》发表的文章声称：“当下的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那是最明智的，而且对双方两国都是有利的。相反，若以任何企图，妨害此种协调政策，都将是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的企图。”
068
1936年12月21日，与张学良私交密切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公开致电张学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甚好的朋友，但你若与共产党联盟，就是我的敌人，中国如果没有蒋介石，就不会被世界所重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纷纷报道并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这封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在事变的和平解决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069
1936年12月13日晚上，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虽有可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其军队也都有抗日的激情，然而，张将军本人并非主张抗日，现在他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表面上是高扬抗日旗帜，实际上是与日本勾结，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侵略品。”
070
1936年12月1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将当天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的社评摘要发到国内的报纸上，并公开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下：“换做是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的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批判就没有一刻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大肆谩骂攻击张学良和杨虎城。
071
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发了一份公开的特急电报给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令他立即联系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向他们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上这样说：“鉴于那些伪造的不实的报道仍在继续传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做进一步的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模仿中国的敌人散布诽谤性言论，说苏联政府是西安事变的幕后凶手，苏联政府对此表示非常的诧异和愤怒。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
072
1936年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了中国外交家蒋廷黻先生，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国内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以及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并表示中国政府怀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苏联目前能帮助南京政府做的就是在中国的几家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
073
1936年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再次发表公开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媒体所散布的流言，造谣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相关联络者，其行为是非常可耻的，令人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立即予以制止。”
074
西安事变使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欧美国家对此都表示，这里已经在发生变化，这里肯定还要发生变化。1937年，美国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成的电影《大地》，正在好莱坞拍摄。1937年1月18日，美国《生活》周刊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作品中中国人的形象，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让世界各国家喻户晓。
075
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有着多年的深厚友谊）的所作所为。在我们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