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回头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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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记者看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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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皖南事变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太平洋邮报》的一把手马歇尔·菲尔德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海明威,请他去中国报道此事。1941年5月,海明威夫妇抵达重庆。半个月后,蒋介石以私宴的形式会见了海明威,宋美龄担任翻译。在交谈中,蒋介石向海明威夫妇说:“共产党人是精明的宣传家,但没有什么战斗力,中共没有军事实力,政府也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去对付他们。中共在美国的大肆宣传,使得美国相信中共是抗战所不可少的,相反,中共正在妨碍中国的军队。”后来海明威的太太玛莎·盖尔荷恩这样评价这次会晤:“蒋介石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我看得出,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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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在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1937年随丈夫来到中国,加入中国抗日战争的行列)的带领下,海明威夫妇见到了周恩来,他们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回到美国,在向美国情报官员报告时,海明威的太太玛莎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很伪善的家伙,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那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海明威在致摩根的公开信中这样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成功地使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了共产党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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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这样称赞新四军:“他们最大的资产,也许就是他们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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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中国亲眼见到了日本人惨无人道的行径,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后,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那些脑浆迸裂的可怜的婴孩以哪种方式复仇。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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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时间9日凌晨4时,蒋介石获悉日本突袭珍珠港,第二天,蒋介石发布对日战书,宣告正式对日宣战:“几年来,中国不顾一切浴血奋战,其目的不仅为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涉及中、日之间的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随即针对此事发表社论,“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盟友而庆幸,它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有了这位朋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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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旅居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给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的信中这样写道:“人越在这里呆下去,失落感就越来越强,变得狼狈不堪。在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敢背后,我看到的还有国民政府的腐败、贪污、阴谋、怯懦、荒唐的管理、官员的贪婪,而且这些还在燃烧,还在蔓延。作为一个记者,我暂不能说出所了解的全部真相,因为这会伤害这个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民族;或许到了明天,人们不会再对我掌握的真相感兴趣;不管怎样,希望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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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发生大旱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灾民人数达500多万,其中有300万人饿死。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同前往现场采访,随后他在报道中这样描述:“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现在已不再相信,但是,我随机记下的笔记和拍下的照片证明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事实。到处是死人。我离开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一具年轻女尸,躺在雪地上,已经死了一两天了,头盖骨已经干瘪。沿途的狗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它们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有些尸体已被啃得只剩下一半。为什么政府不采取赈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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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旱灾后,1943年,中央政府拨款2亿元救灾,然而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了解,救灾款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白修德毅然去见蒋介石。后来,白修德这样描述这次见面:“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面无表情,冷若冰霜。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对我讲述的事情只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和土匪一样,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真的是这样。他逐渐开始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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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通过实况广播进行演讲,美国众多媒体对她从美貌、措辞到智慧与勇气各个方面进行了报道。美国著名时尚杂志《Vogue》这样报道:“她(宋美龄)的手势、她的声音以及她眼中所闪烁的光芒,使众议员们如痴如醉,一个娇小的东方女政治家站在台上,她像一把钢剑,纤瘦、美丽又果敢。她正视目标、盘算进攻、出手搏击。”《纽约前锋论坛报》则在一篇社评中说:“她在战时表现出的勇敢、智慧、尊严还有她的可爱,赢得全美国尤其是女性的敬佩和崇拜。我要声明的是,蒋夫人的尊严特质,使她无怨无求,只盼望世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贾安娜则这样描述宋美龄:“宋美龄是个光彩夺目的人,有着东方的气质和西方的谈吐,但是宋美龄很专横。在茶楼喝茶时,宋美龄毫无顾忌地抽起了烟,面对墙上告示上写的‘我们不吸烟’的号召,宋美龄无所谓地回答,‘那是对民众说的’。” 1943年3月1日,宋美龄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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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底,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的一篇文章,白修德在文中报道了中国河南灾荒带来的饥饿,以及国民政府赈灾中的不力和腐败。随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和访问过延安的毕恩来等人也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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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19日,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在《生活》画刊上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一文。她在文章中指出:“蒋介石仍被视为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逐渐丧失民心。他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完全取决于国民党及其内部核心的改组。史沫特莱回美后,此时也改变了抗战初期对宋美龄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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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美国《读者文摘》发表了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的文章,报道了在昆明的美国军人对中国军界的不满和失望,表述如下:“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此时起蒋介石的神话破灭了。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就是从1943年这一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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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美国陆军上将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留过洋,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倘若有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害怕人民对他有质疑,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是很愚蠢的行为。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其实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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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5日,美国陆军上将史迪威在他的《约瑟夫·史迪威日记》中这样表述:“我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竟然没有与何应钦商量‘茶碟计划’。既然军政部长都不知道,那么军政部里就更没人会知道此计划了。那么,‘花生米’与谁商量呢?同厨师,或是他的伙伴?这个狂傲的家伙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史迪威习惯将自己喜欢的人称为桃子或甜桃,比如他的妻儿,而将自己厌恶的人称为花生米,史迪威看不惯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所以给了他这个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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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31日,著名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独家报道——关于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的内幕,文章称“这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美国政府屈从蒋介石的意志召回史迪威,另派一位美国将军去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实际上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此报道一经传播,立即在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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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战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发出的电文是:“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史迪威出席了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随后又在琉球群岛上亲自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然而,在他想再次访问中国探访老友时,却遭到蒋介石拒绝。对此,史迪威这样表述:“蒋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亚洲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是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中国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到那里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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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正式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美国《时代周刊》要求白修德就此连续两期对太平洋战争的两位英雄作封面报道,第一位是麦克阿瑟,第二位是蒋介石。白修德在电报中公开回复,“《时代》只有如实反映中国的战局和披露正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才导致内战不可避免的事实。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统治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极其错误的。蒋介石虽说是一个关键人物,可是,倘若时代公司采取不加质疑、不讲条件地一味支持蒋介石的策略,则是对千千万万读者的背叛和对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欺骗。我希望《时代》能够公正审慎地对事实进行报道,并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全面看待这个悲剧事件。否则,非真实的报道是对我们记者的不尊重,如此我们只能辞去职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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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初,中国共产党包围沈阳,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威廉·格雷在《时代》上发表文章:“此时此刻,沈阳的气温已达到了零下,四周都是白茫茫的积雪,河流都已结冰。寒风穿透棉衣,让人瑟瑟发抖。1946年2月,我在沈阳看到俄国人在这里劫走工业设备,而现在,天气虽冷,百姓们却还有笑容。没有人对前途怀有信心,其中一些人还怀念着1932年到1945年间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美好日子’。 有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我不知道明年春天会是什么样子,还能不能待在这里。共产党第六次攻势取得了胜利,他们实现了目标,赢得了战事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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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由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共同书写的批评蒋介石政权的《中国的惊雷》在美国正式出版,书中这样写道:“开始我尊重他,之后我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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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驻南京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人认为魏德迈(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任务不过是为马歇尔早就制订的政策盖个橡皮图章罢了。魏德迈前脚刚一离开中国,一些国民党元老就和蒋介石一起开会。他们拍着胸膛、声泪俱下地呼喊,倘若没有美国政府的帮助,而俄国对中共的援助又与日俱增,国民政府怎么办?有人提出万不得已的办法:派中国的老政治家陈立夫去莫斯科,与苏联恢复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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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大公报》发表社论:“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的外交态度充满了傲慢、偏见与蔑视。”这种态度似乎至今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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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华盛顿招待记者发表公开讲话后,《纽约时报》就扭曲了他的政见,发表社论说:“冯玉祥在会议上表示,主张美国监督援华以及组织反共联合政府。”当相关人士就此询问冯玉祥时,冯玉祥说:“《纽约时报》对这件事的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的,那个撰写这篇新闻稿的记者罗扎爱伦,根本就没参加我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此人也从没有采访过我。我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向反对美国援蒋,怎么可能主张美国监督援助?我向来都主张和平与民主,任何反共政府只会延长内战,加强独裁统治。《纽约时报》的新闻简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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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纽约下午报》如实登载了冯玉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内容,即:“一、美国政府不协助中国打内战,美苏关系便可缓和。二、美国政府不协助中国打内战,中国共产党反美的情绪就会降低。三、蒋某看美国不再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心里也就害怕了。四、亚洲人民看见美国心地正派,就不反对美国政府了。五、中国人民看到美国不再协助内战,心中自然欢喜,可以恢复以往对美国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