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对待俄国和中国两种政权的态度更能看出其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当年对待俄国两个政权的态度的模式又被完全照搬到中国。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美国积极扶持国民党政权，希望中国作为亲美的大国和亚洲警察而崛起。影响美国对华采取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指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想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内战爆发前，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都宣称其目的是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不少美国官员都有某种程度上将国共两党之争同美国的两党政治相类比，并期望中国的两大政党也能以美国的政党政治模式互相制衡。应当肯定，美国的这种愿望是真实的。从美国的全球利益角度讲，自由民主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能在国际斗争中站在美国一方。尽管美国决策层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情，而且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是有区别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但是，“反共主义”毕竟还是在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政权还是比共产党要好一些。苏联的榜样已使美国人看到，共产主义是“自由民主”的死敌，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掌权，“民主化”的理想就会更加难以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构成美国在内战中采取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美国的对越政策以及进行越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法国侵越战争结束。按照美国的本意，它宁愿法国坚持打下去，而不愿看到南越的一部分丧失给共产党。这表现出美国宁可要殖民主义，而不要共产主义。所以，日内瓦协议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作是完成共产主义一大扩张步伐的灾难。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艾森豪威尔还宣称，这些协议“包含着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美国不是协议的一方，不受它的约束。这为美国后来卷入越南事务埋下了伏笔。在冷战格局下，美国是肯定要介入越南事务的。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论”，认为，如果共产党统治了整个越南，则整个印度支那防线就会发生“多米诺效应”，以致于全部沦陷。美国决策层还认为，越南的人民斗争，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策动和援助引起的，如果共产主义在南越获胜，整个印度支那就会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甚至还认为，如果美国力量退出越南，莫斯科和北京就会来填补力量真空，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在1956年的一次演说中宣称：如果赤色浪潮淹没南越，东南亚其他国家乃至印度、日本都会受到严重威胁。他还认为，南越是在亚洲实验和示范民主的场所，是用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样板，它的失败将在整个亚洲造成严重的心理后果。南越还是“反叛乱”的试验场所，成了按美国方式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试金石。他要通过南越向“拭目以待的世界”表明，代表未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美国。由此可见，美国干涉越南，其矛头也是对着中国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舒尔辛格所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对抗的。”美国的对越政策实际是新中国成立前对华政策的缩影，因此有着与之极为相似的特征，比如为了反共而宁可支持一个腐败的政权。
总的来看，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政策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第一，为了反共，宁可支持腐败独裁政权；第二，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与宿敌和好，并对之进行扶植；第三，直接卷入了两场热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雅尔塔体系未将亚洲地区（除北朝鲜外）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严重损害了美国原来预期的利益。
（三）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具有独特之处。按雅尔塔体系的划定，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与中国、越南等亚洲国家不同，所以，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基本是在尊重雅尔塔体系的前提下制定和实行的，即承认它们是苏联的“卫星国”。这就决定，美国在东欧不会象在亚洲那样介入得那么直接、那么有力度。但不管怎样，反共主义的精神还是贯穿在所有政策之中。
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首先体现在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时期。根据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宣言》，这些“被解放”的国家应成立能广泛代表各民主阶层的临时政府，并责成它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而苏联实际上对西欧并未作此要求，对英美在意大利、希腊扶植亲西方政府的行为，苏联采取的是“不批评，不干涉”的政策，因为在斯大林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已属西方的势力范围。美国虽然也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对各国产生的新政府，却持不同的态度。1945年6月，波兰成立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美国很快予以承认，因为美国认为它是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同样，对11月成立的匈牙利新政府，美国也很快予以承认。而对3月份成立的由罗共领导的罗马尼亚政府，美国则声明不予承认。
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后，美国对东欧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并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改革”和“民主”力量，促使它们背离共产主义方向；二是利用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促使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分裂苏联阵营，即使它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贯彻前一个思想在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政策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而贯彻后一个思想则集中表现在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当然，这两种思想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和共产主义。
就贯彻第一种指导思想而言，从5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美国一直未放弃这种努力。1950年，由美国政府发起组织的“自由欧洲委员会”建立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用23种语言向东欧和苏联播音，该电台在“卫星国赢得了很多听众”。以后“还使用了一些别出心裁的办法，例如中央情报局从西德放出气球，借顺风把‘自由信息’送往东方”。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鼓吹“解放”东欧的政策，即实行和平演变，使东欧摆脱苏联。1953年3月斯大林去逝后，美国战略家们更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应再将共产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全球性运动。1958年10月27日，就在匈牙利事件进行期间，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一篇重要讲话，他用经过精心推敲的措词表述了美国同东欧国家关系的准则：“美国希望各卫星国获得独立，但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自己的民族生活有许多成分是从他们中间来的——应该恢复他们的主权，应当有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府。我们不把这些国家看作政治军事盟国。我们把它们看作朋友，是友好的和不再四分五裂的新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如果让它们获得独立，这将大大有助于稳定整个欧洲、东方和西方的和平。”杜勒斯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让东欧国家“独立”于苏联，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就是脱离共产主义轨道。
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对付共产主义，在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这篇研究报告中说过这样的话：对共产主义“这个集团来说，民族主义也许是对苏联卫星地区的控制进行挑战的重要势力”。报告还认为，“民族主义使铁托与斯大林的俄国绝交”。
美国早就看出铁托是个“民族主义”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受苏联摆布。1945年5月，在的里雅斯特城问题上，铁托表现出了对苏联的不满，声称“今日的南斯拉夫，决不是以货易货和讨价还价的对象。”苏联随后对铁托的话做出了强烈的的反应，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怒”。苏南之间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已初现端倪。1946年11月29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22日，美国就予以承认，尽管“南斯拉夫在内政政策上，原来是比斯大林自己还要斯大林主义化”。以后随着苏南关系的变化，美国更加紧发展同南的关系。1951年同南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协定》，美国开始向南无偿提供武器，“心照不宣地关心南斯拉夫的安全”。同年，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对南旱灾救济计划。以后，美南关系不断发展。1957年底，两国商定停止美国对南的军事援助，改由美国以商业形式继续向南供应军事装备和武器，同时给南以大量经济援助。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美国“经常关注”南的“独立、主权和经济发展”，并对南在苏联侵捷事件中所持的态度表示钦佩。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在北约会议上宣布将南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之下。
不过，美南关系是受南苏关系制约的。1972年至1973年，由于南苏关系有所缓和，美南关系一度冷淡。但是自1974年下半年起，随着南苏矛盾的发展，美南关系又趋密切。1978年3月铁托总统访美时，南还强调两国是“传统的盟友”，发展南美关系“符合南的持久利益”。
总的来看，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把南视为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强调“完全支持”南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尽可能发展同南的“紧密合作关系”，在军事、经济上给南以大力支持。尤其是对不结盟政策，美对南的支持立场与对印度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其主要原因在于南原属于“苏联阵营”，支持南既能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又可使南成为东欧其他国家的榜样。
波兰是除南斯拉夫外同美国接触最早的东欧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实施其东欧政策的重点对象之一。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美国认为出现了“自由势力”发展的机会，而波兰则是“最先从暂时的松动的迹象中受到鼓励的国家”之一。1956年春，波兰党内的改革派上台；同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兰党内改革派认为这预示着“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民主化的一个新时代。1956年的波兰危机由此开始。由于多数北约盟国认为西方对波兰新势力的公开支持将使它们同苏联的关系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在波兰危机期间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官方的新闻机构应当鼓励对事态和舆论进行详尽和客观的报道”，“同时加上美国政府的同情性评论，但避免表示太露骨的支持。”不过“舆论本身是以浩大的声势支持改革运动的”。这样，美国实际上达到了支持改革派的目的，又没有给苏联留下把柄。到了10月底波兰局势稳定后，国务卿胡佛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通知波兰政府，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友好地提供形势所需要的援助”。此后，美国虽然认识到“哥穆尔卡并没有变成民族共产主义者”，波兰“不愿学南斯拉夫的榜样”，但是“哥穆尔卡继续坚持国内自治”，这“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潜伏的紧张关系”，“波兰还是不断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进行挑战”。此外，“在波兰还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同西方的联系已经扩大了，害怕秘密警察的心情也大体上消除了。”所以，美国采取了积极发展对波关系的政策。
从1957年开始，美国向波兰提供援助。美国通过贷款、“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支持波兰教会势力、科技文化交流等途径实行对波兰进行“渗透”的目的。1960年宣布给波兰以最惠国待遇。以后，美波关系不断发展。特别是里根政府期间，美国更是将波兰作为推行反共主义的前沿阵地。1981年12月，波兰政府公布戒严令并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后，里根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最后的看到苏维埃帝国对东欧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机会。”他劝告北约盟友，在同苏联搞缓和时，要依其在波兰的行为而定。他还警告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干涉“可能引起你我谁都不能完全控制的进程发生。”美国的对波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果然，就像美国战略家们所预期的，波兰成了第一个被“和平演变”的国家。
匈牙利是另一个“最先从暂时的松动的迹象中受到鼓励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对匈政策与对波政策相近，不过有些曲折。1950年2月，美驻匈使馆曾进行颠覆活动，一度影响了美匈关系，匈要求裁减美使馆人员。1956年美参与了匈十月事件，致使美匈关系进一步恶化。从60年代起，美匈关系开始改善。1964年12月，两国在布达佩斯就“改善关系”问题开始会谈；1966年底，两国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两国关系平稳发展。1978年，美匈在布达佩斯签订贸易协定，规定两国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匈是第二个被“和平演变”的国家。
还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美国对波、匈政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战略家们认为：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在卫星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忠诚感。”
（四）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
美国反共主义政策还贯穿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这方面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将这些国家的激进革命都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或是同共产主义的影响联系起来，给以无情的打击；二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力量，不惜支持军事独裁政权。
第一种表现的典型事例就是对1926年尼加拉瓜内战、1953年伊朗革命、1965年多米尼加革命、1970年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干涉行为。
1926年尼加拉瓜发生内战时，美国竟以所谓“布尔什维克危险”为理由进行干涉。柯立芝总统说：“我们不是在从事针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巡警对过路人的战争”。他还说，他的国家派出去的军队“不是用剑而是用十字架武装起来的”。
1953年，伊朗发生革命，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民族运动在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后，宣布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中立国家，美国决策者担心摩萨台政权会成为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帮手，于是同英国一道策划了一起军事政变，将摩萨台政府推翻，使伊朗国王重新执政。
约翰逊总统对美国在亚、非、拉的干涉行为做过非常坦率的说明。1965年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5月2日约翰逊派海军赴多米尼加，他对此举解释道：“美洲各民族不能、绝不、将不允许西半球建立起另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被约翰逊说成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多米尼加革命党人胡安·博什领导的政府却是经过民主选举而上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