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学出自周王属下的百官，也就是王官。自从孔子办学后，王官之学才流传到民间，形成了诸子百家。不久，便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融合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革新变法始于齐桓公、管仲，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从未停过。齐桓公鼓励士人畅所欲言，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战国时期，齐桓公田午开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因此步入鼎盛时期。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的官办高等学府。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座城门的名称。“稷下”指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稷下学宫位于稷门附近，故称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地。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 “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促成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稷下学宫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
稷下学宫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即学宫最高长官。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齐王一视同仁，不问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谁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互相争辩、诘难，取长补短，做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
齐王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学者认为是接受了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的影响。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家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秦始皇在民间焚《诗》、《书》、百家语，而博士职掌的书籍是被保留的。这实质上就是禁止私学，彻底结束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秦始皇将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统统禁锢，独尊法术、废黜百家的做法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进步，推迟了社会的发展。
（二）焚书坑儒导致历史断代
秦始皇焚书时，把各国的史书全烧了，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司马迁为六国史书未能传于后世而痛心不已，他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说：“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因此，《竹书纪年》于西晋出土时，身价百倍，受到高度的重视。
《竹书纪年》记载了夏商周的事迹，直到西晋年间才出土。如果此书在秦始皇年间流传于社会，肯定和其他书籍同归于尽了。也许秦始皇也烧过《竹书纪年》，而西晋时出土的那部《竹书纪年》在秦始皇之前已经侥幸入土了。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盗墓时挖出了竹简数十车，全用古文字记载，史称“汲冢书”，即《竹书纪年》。书中有记载夏商周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纪年”，又称“汲冢纪年”。西晋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释文，即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西晋时已经不能完全认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订竹简，以平息众议。不久，八王夺位，外族入侵，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所幸，著作郎束皙继续考订竹简，写成《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
《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的史书，是唯一一部未被秦始皇烧掉的编年通史，学者公认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均在古代经史之上。
由于焚书坑儒，秦始皇以前的史料寥若晨星。《竹书纪年》虽然保存了夏商周的事迹，但毕竟太少了。如果秦始皇未曾焚书坑儒，则列国的《竹书纪年》都会保存下来，秦始皇以前的众多记载夏商周事迹的书籍也都会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就不必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了。
学者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春秋战国及其以前的历史断了代，夏、商、周的一些史实考证由于古籍的缺失，困难重重，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贻害无穷。
如果司马迁没有写《史记》的话，许多史实更加难以考证，先秦史将更加模糊，因此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伟大的。
秦始皇烧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包括夏、商、周的史籍，让中华文明损失了许多传世佳作，以致外国好多学者不承认中国的夏朝。
直到近年河南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夏朝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夏朝的存在，外国学者才哑口无言。
“春秋”一词本来泛指战国时期各国的史书。秦始皇焚烧六国以及所有以前的史书时，只有鲁国的《春秋》因藏在墙壁中被侥幸地保存下来。好在鲁国《春秋》对其他六国的历史政治情况都有综述，这才让后人能够从中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如果没有鲁国《春秋》这部史书传下来，好多关于战国以及战国以前的历史根本无从知晓。
《战国策》是重要的历史巨著，全靠西汉刘向根据皇家秘室所藏有关战国史事的几种本子汇集编纂校订而成。如果不是汉朝对一些古籍的挽救整理，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将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战国策》的整理过程是极其艰难的，秦始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导致秦朝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一思想的运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通用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也是国家能够控制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国家难以驾驭的。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刚结束，百家仍在争鸣中。秦始皇认为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统一还不行，最关键的是统一思想。
当时，最大的思想潮流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厚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新事物，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新措施，这些都是不符合儒家学说的。
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的主张，要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为此，秦始皇视儒家为他统一大业的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秦朝“焚书坑儒”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其实，从汉朝开始，所有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施行“阳儒阴法”，或称“实法名儒”，即表面上采用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实际上却用法家的治国手段治理国家。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权、术、势属于帝王术，用作驾驭百姓和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强调仁和礼，仁和礼能从道德上让百姓自觉向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极好工具，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
当年，秦始皇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最佳安民手段。焚书坑儒这种过激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既毁灭了许多古代典籍，又造成了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焚书坑儒虽维持了秦朝的统治，但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是秦始皇及丞相李斯始料不及的。
焚书坑儒虽然加强了思想控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
“阳儒阴法”是一种外松内紧的统治策略，表面上推行仁政，实际上施行法治，既能笼络民心，又能保证专制。
“阳儒阴法”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态，既避免了纯用儒家的迂腐柔弱，又避免了纯用法家的苛察严酷。
“阳儒”即表面为儒，公开倡导儒家思想，从而表现了统治者认识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也代表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诛心”比“诛形”更加重要，这是治国技巧更加圆熟的标志。
“阴法”即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如宋代重用包拯等清官。
“阳儒阴法”，儒法双管齐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最为明显的特性，而没有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最明显的特性就是有统一的思想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而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维系这个族群的纽带是思想文化，即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是宽容的思想，能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这样，中国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礼治是儒家学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强调尊卑，坚持上下有序的等级原则，用等级规范来调整社会的政治关系，约束人的行为。这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礼治能保证普通人遵守社会秩序，从而维护了君主绝对的统治地位。
儒家学说以“仁”为中心，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和德治。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主要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对内克己，对外爱人，最终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正好维护了封建统治。
仁政的主要内容有四项：1.制民以恒产；2.赋税徭役有定制；3.轻刑罚；4.保护工商业。
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当统治者拥有了高尚的道德时，民众自然会归顺，听命于他的统治。
仁政与德治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方式，能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有利于社会安定。
通过仁政与德治，统治者一方面保障了其等级特权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弱化了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积极性，从而俯首帖耳地听命于封建统治阶级。
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这种学说让统治者得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民众的膜拜，让民众从心理上绝对接受君主的专制统治，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封建统治得以延续。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一思想限制民众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奴化民众争做君子，拒做小人，从而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
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封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民本思想的传承，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民众以农为上，贬低商人。这样一来，满脑子小农意识的民众只要温饱就能服从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从而保障民众不会因为追求富裕而有更高的政治要求。
儒家认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主张“长幼有序”。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一理论，要求民众尊崇“长幼有序”，在维护家庭的和谐之后，服从国君这个大家长的统治，从而使每个人都以反抗大家长的封建统治为耻。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为封建统治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儒家思想不但是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也是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
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让百姓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会采取暴力进行反抗，因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最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当年，秦始皇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因此采取了激烈手段。
秦朝以后，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把儒家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因而国祚绵长。而秦始皇焚书坑儒，放弃儒学这种最好的安民手段，结果，几代先人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只持续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