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旧社会
如果要推选中国历史上最金戈铁马气的朝代，非元朝莫属；但如果要推选最为人所不解的朝代，那也非元朝莫属。
“二十四史”中也属《元史》修得最扑朔迷离。元朝就这样以它那雄浑、神秘的魅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据说哥伦布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消息不通，仅仅因为受到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大家争抢着还想来元朝一睹天颜呢，可惜那时元朝已经灭亡一个多世纪了。
在历史学家眼中，大元颇有几分暴发户的味道——凭借军事强力，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但好景不长，一个多世纪就近乎灰飞烟灭了。真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蒙古贵族大量抢占土地，寺院和汉族地主等也起来大肆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断了活路，国家也减少了收入来源。
而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过节要交“过节税”，过生日要交“生日税”，管个事要交“常例税”，人情往来要交“人情税”，打官司要交“公事税”，发个传票、拘票要交“赍发税”……既然做什么都得交税，那什么都不做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交“撒花税”。
当时流传一些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元代的官吏是中国历代同行中学识、修养最差的一群。因为元朝废除科举，官吏大多非科班出身，文化素养极差，道德操守也高不到哪里。官场一片漆黑。
旷古绝今的畸形排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就是从元朝发端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腐败官吏近乎变态的仇恨，估计就是这时落下的病根。
他曾一度回忆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元统治者还把国民分三六九等，大搞民族歧视，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就反映在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愚蠢态度上。
元廷甚至一度废除了科举，后来虽然不得不重开，但录取汉人（南人）的名额也少得可怜。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沉沦民间，结果自然引起了他们对朝廷的极大不满，也使得他们对于大元更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老子既然没吃你的饭，自然心也就不会向着你！
志不得伸的读书人与失去土地的破产中小地主、流亡的农民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大元的掘墓人。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理，读书人不是万能的，但少了读书人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朝廷里少了文化气息，那些个粗人没有章法可循，勾心斗角、胡作非为就多了，有时连皇帝都敢杀，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短短五年时间，就换了五位皇帝，这样的帝国还有何安全感可言？
整个大元，到处都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到处都传诵着即将改朝换代的童谣。
如河北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河南童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这些童谣中的很多后来都被朱重八加以利用过。它们在民众中的煽惑力确也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这个“吴家国”，明明张士诚已经称吴王了，可是朱元璋为了应谶，居然也称了“吴王”。
揭竿而起的事件开始不断发生。有些造反者的旗上干脆就写着这样苦痛、无奈的心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风险系数的，只要造反的风险系数低于坐以待毙，那老百姓就一定会趋之若鹜——存在高于一切，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曾有人专门统计过民国时期的一些强盗、土匪的死亡率，大致不到40%，而普通平民的死亡系数却超过50%。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匪窝子，尤其像东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天灾人祸突出的地方。
历史证明，人祸虽然是改朝换代的内在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天灾的直接作用。
元末的四十多年间，天灾的记载可谓不绝于书（其实明末的天灾也是古今罕有）。
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元年（1328年），“不雨，大饥，民相食”；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元统元年（1333年），“大霖雨，京畿水平地起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渡汴梁，食田禾一空”……古人云：“善不积则不足以成名，恶不积则不足以灭身”。
七分人祸，加上三分天灾。
大元帝国的厄运即将来到。
废物是怎样练成的
一开始的时候，怎么看元顺帝都不像亡国之君。就像宋徽宗一样，甚至可以追溯更久远一点，包括西汉哀帝、东汉灵帝、隋炀帝等几位君主，仔细研究后，人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曾经也热血过。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所谓“中兴”现象，顺帝老兄也曾有志于帝国中兴，也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好青年。
别的皇帝多是见摊子太烂，干脆破罐子破摔，他老兄则是骄傲过度。
就像车子本来开得好好的，他老兄一得意就撒了把，最后就直接奔阴沟里去了。
少年顺帝即位之初，处于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身家性命的保全尚需时日，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力量振兴朝纲、刷新政治。
他此时的遭遇，很像当年的秦始皇——甫一等位，就在吕不韦的阴影下过日子。更有点类似北周武帝宇文邕，完全是权臣宇文护等人的傀儡。
政治上的失意和被冷落，使得年轻的顺帝慢慢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
到顺帝继位的第三年，他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顺帝这么做的用意，无非是要向全天下表明——咱要实现大元帝国的伟大中兴！
也就在这一年，他巧行借刀杀人之计，假伯颜之手除掉了燕帖木儿，接着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脱脱。
在政治新秀脱脱的辅佐下，顺帝又顺利地搞掉了伯颜。
有趣的是：脱脱本是伯颜的亲侄子。但两人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做人差距更是巨大。
伯颜纯粹是一靠军功起家的武夫，粗鄙狂妄、贪婪恶毒。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而同一家门走出来的脱脱，跟他的大伯简直判若两人。他少时便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尤其钦佩儒家文化。眼见元廷大厦将倾，脱脱同志总想有一番作为。
换了别人，有个权焰熏天的伯父，巴结都还来不及，但脱脱刚好相反，常常为此担忧。有一次他就对父亲说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也就是说，他早就想跟自己为非作歹的伯父划清界限，这算是和顺帝想到了一块。
除掉了不靠谱的伯颜之后，顺帝终于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帝。
后来，他重用脱脱，任命其为丞相，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顺帝老兄这个头开得很漂亮，但可惜的是，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者总不能善终。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毕竟大元眼看就国将不国，眼睛没瞎的都看得出来。
兴文治，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举，修订典籍。《宋史》、《辽史》、《金史》也是此时在他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虽然晚了一个世纪，质量也有些问题，但总算聊胜于无（历代都是在开国之初便给前朝修史，既是经验总结，又是向天下昭示新朝气象，只有元朝是接近末世才给前朝修史，也算一大奇观）。
至正十年（1350年），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也就是发行新货币。不过结果事与愿违，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整个大元的经济更加混乱，物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富人却趁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一经元朝官吏之手，立马就神奇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他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却不顾农时，老百姓连吃饭都发愁了，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弄得民怨沸腾。
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我真的不行啊，我跟你说……你有完没完啊！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行了……”
元无名氏所作元曲《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
脱脱的做法初衷是好的，初期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大元孱弱的病体受不住这几服猛药，他一番好心最终演变成了一堆驴肝肺。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谶语）终于也在这时汹涌传开了，它正是元帝国死亡前的大魔咒……就在黄河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一位名叫韩山童的人专门请石匠刻了一个单眼石人，并把它偷偷埋到要挖的河道中。
就在石人被挖出来现世的那一刻，在场的十多万河工无不群情激奋，血气上涌。远较一千多年前大泽乡的那一幕更为壮观！
大家异口同声地惊呼：要变天了！
在变天之前，先来说说韩山童与刘福通吧。
韩山童，河北栾城人。韩家世代传习白莲教，在当时老百姓的眼中，这跟中医世家没什么区别，只是一个治身，一个治心罢了。不过元朝禁止传播白莲教，韩山童的祖父就曾因此被谪迁到了偏远的他乡。但其家族的信仰和传袭却相当顽强，韩家的传教活动不仅没有休止，反而门徒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地域也越来越广。到韩山童这一代时，他已在河南、江淮间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
韩山童的这套，前世有东汉时期张角的“太平道”，后世有洪秀全等人的“拜上帝教”，其实都是利用宗教的形式组织造反罢了。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会成为红巾军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朱元璋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就是龙凤政权的皇帝。因为他是教主的儿子。
刘福通，安徽颍州人，自称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人。他与韩山童等人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并到处宣扬说韩山童本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几句杀气腾腾的顺口溜，就是他们的教旨。
亢奋不已的河工们在韩、刘二人的鼓噪下，杀了白马黑牛，祭了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不幸的是：被一帮监工给发现了。
大队元军赶到，对河工展开了疯狂镇压。
韩山童被捕死难，其妻杨氏则带着儿子韩林儿远逃他乡，消失了整整四年之久。刘福通也逃了，于当年五月初三率众起义，并一举占领了颍州城。
刘福通的义军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因其烧香拜佛，也称“香军”。经过几年的稳步发展，红巾军不断壮大。比起刘福通来说，郭子兴等人算是晚辈了，小和尚朱重八那就更是小字辈。
与此同时，至正十一年八月，职业革命家兼游方和尚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人在湖北蕲州起义，他们也以白莲教为组织方式，也头裹红巾，但与刘福通部却互不统属，因为他们的活动地带在刘福通部的西面，所以被称之为“西系红巾军”，而刘福通部则被称之为“东系红巾军”。
后来自称“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当年就属于西系，最后，他跟来自东系的朱重八死掐，有一部分根子就在这里。
同年十月，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
这支义军势头不是猛，而是相当得猛。次年正月便攻下了湖广重镇武昌，之后又席卷江西、浙江等地，连富比天堂的杭州城也一度被他们占领。
这不能不引起元廷的极大惶恐和震动，他们几乎倾尽了全力来首先对付徐寿辉等人，因此郭子兴、孙德崖等后起之秀面对的压力相对不是太大。小小的朱重八算是个幸运者，他并未从一参加革命起就遭遇狂风暴雨，被扼杀在摇篮状态。
所谓“时势造英雄”，不过是老天在特定时段成就特定的一部分人罢了。
相继而起的起义者，有徐州的芝麻李、江苏的私盐贩子张士诚等等，多如牛毛。
在即将倒下去的元帝国的躯体上，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天下剧变，王朝危在旦夕，而此刻的元顺帝，也完成了一次身心的蜕变。
至正十五年之前，无论是东、西系红巾军的起义，还是私盐贩子的起义，都遭到了元军有力的镇压，革命形势很不明朗。因此，在度过了接管政权初期的艰难岁月，地位初步巩固之后，再加上脱脱的改革，大元的政治形势稍趋稳定，仿佛又一个“中兴”时代即将来临。此刻的顺帝，竟莫名其妙地满足起来，享乐主义思想的毒苗开始在他的心底潜滋暗长……他开始享受“承平盛世”，不再勤于政事，并努力学习“行房中运气之术”，专研两性问题。
据说顺帝一大癖好就是欣赏佳人出浴的美态，沉醉其中，如癫似狂。
而与此同时，在他虽然统治着但并不熟悉的辽阔大地上，杀气腾腾的人们，也正沉醉在造反的癫狂状态。
至正十五年，大元帝国的柱石——一代名臣脱脱，遭政敌陷害被贬斥而死。从此元政不可收拾。
居无定所的“黄金家族”
威名赫赫的蒙古“黄金家族”，是大元帝国的基石。
其实，朱重八也是“黄金家族”的一员。只可惜，他家的血统不是“黄金”式的贵族，而是货真价实同黄金打交道的匠人。
按照古代对人们职业与户籍的划分及管理规定，一旦祖上从事某种行当，子孙一般也要承继祖宗的衣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学打洞。
朱重八的祖父朱初一就是职业的淘金户，大概祖祖辈辈都干这个。
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赠友》一诗中写道：“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沙复凿石，砭砭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
“爱利不爱身”，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作为14世纪之“黄金家族”的朱家，处境可谓惨淡艰辛，他们猪狗般的生活，简直就是对于黄金巨大价值与魅力的一种无情嘲弄。
辛苦只是一方面，不事农业生产的淘金户地位也低于常人。按照元朝的规定，他们要按年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子。
可是，黄金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开采起来也不容易，老朱家又不能轻易转行，所以，眼见负担不起，朱初一只好选择了逃亡。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朱初一带领全家北渡淮河，来到了泗州北部的孙家冈定居（朱皇帝后来把其祖父的陵墓就建在此处，“靖难之役”时朱棣行经此地，对于先祖的苦况曾感慨万千）。
这一年，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只有8岁，他的伯父朱五一12岁。
然而泗州也容不下他们，所谓“贫无立锥之地”，用来描述朱家的遭遇，再恰当不过。无奈，朱初一全家只好又跑到今江苏盱眙一带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