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某君A往银行里存了100元，银行再将其中的80元放贷给B，如果B把贷来的80元又全部存入银行，银行再将其中的64元贷给了C，C又把64元存入银行，银行再向D贷出51.2元……依此类推，央行最先向市场投放了100元，市场上最后多的货币会是100+80+64+51.2+……
解这个数列的值是500，其实就是100×（1/0.2）=500
这也就是实际的货币投放量。这里的1/0.2就是货币乘数也就是1除以法定准备金率。
货币乘数其实就是货币供给扩张的倍数。中央银行的初始货币提供量与社会货币最终形成量之间存在数倍扩张（或收缩）的效果或反应，即乘数效应。
完整的货币（政策）乘数的计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别代表法定准备率、超额准备率和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货币（政策）乘数的基本计算公式是：货币供给/基础货币。货币供给等于通货（即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总和；而基础货币等于通货和准备金的总和。
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扩张关系的数量表现，即中央银行创造或缩减一单位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或减少的倍数。银行提供的货币和贷款会通过数次存款、贷款等活动产生出数倍于它的存款，即通常所说的派生存款。货币乘数的大小决定了货币供给扩张能力的大小。而货币乘数的大小又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
1.法定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均由中央银行直接决定。通常，法定准备金率越高，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越大。
2.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保有的超过法定准备金的准备金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超额准备金率。显而易见，超额准备金的存在相应减少了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之间也呈反方向变动关系，超额准备金率越高，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就越大。
3.现金比率。现金比率是指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率。现金比率的高低与货币需求的大小正相关。因此，凡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都可以影响现金比率。例如银行存款利息率下降，导致生息资产收益减少，人们就会减少在银行的存款而宁愿多持有现金，这样就加大了现金比率。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现金比率越高，说明现金退出存款货币的扩张过程而流入日常流通的量越多，因而直接减少了银行的可贷资金量，制约了存款派生能力，货币乘数就越小。
4.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由于定期存款的派生能力低于活期存款，各国中央银行都针对商业银行存款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法定准备金率，通常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要比活期存款的低。这样即便在法定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改变也会引起实际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改变，最终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上升，货币乘数就会变大；反之，货币乘数会变小。
一般来说，决定货币乘数的就是上述四个因素。而在各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着货币乘数。在我国，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还有财政性存款、信贷计划管理两个特殊因素。但整体来说，其他特殊因素起到的作用比较微小。
泰勒规则：美联储的奥妙
1993年，时任联储理事的John Taylor提出，他发现从1987年起，美国的货币政策遵循一条简单的规则：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随着通货膨胀率，以及产出偏离自然率的波动而波动。由于这条规则很符合从1987～2006年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波动，所以又被称为“泰勒规则”。
1987年以来，美联储遵循了一套相当可预测的方法。“泰勒规则”为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总体指南。“泰勒规则”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在90年代初提出，并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发展。这一规则提出一个等式，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描述为对经济增速和通胀的反应，并考虑该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速的程度，以及通胀相对于假定通胀目标的偏差。但曾有某些期间，美联储的决策和依据这一规则所应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咨询公司宏观经济顾问创始人、曾在1996年至2002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拉里·迈耶表示：“正常情况下，格林斯潘会按规则行事。人们往往认为他会凭直觉办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泰勒规则在大多数时候非常适用。当格林斯潘必须偏离规则的时候，恰好显出他的高明。”
和利率曾被称之为格林斯潘的”魔棒”一样，泰勒规则曾一度被誉为美联储的奥妙所在。泰勒规则是常用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而确定的一种短期利率调整的规则。泰勒认为，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当产出缺口为正（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提高（降低）实际利率。
“泰勒规则”由四个要素组成：第一，联储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泰勒认为2%比较合适。第二，调整通货膨胀后的真实联邦基金利率，即自然的真实利率（natural real rate），泰勒认为这也是2%。第三，当前的通货膨胀率。第四，当前的产出增长率偏离自然产出增长率的程度。此外，泰勒认为真实利率的上涨程度必须比通货膨胀率更高，这样才能压制通货膨胀。举例来说，如果通胀率是2%，产出等于自然产出，那么泰勒认为联储应该至少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6.5%才行。否则，经济将陷入通货膨胀的旋涡。
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泰勒规则启发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如果中央银行采用泰勒规则，货币政策的抉择实际上就具有一种预承诺机制，从而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决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泰勒规则简单明了，便于沟通，是一种基于结果的规则。但是预测功能不强，对实施决策作用有限。
无奈的“最后贷款人”
当发生银行危机时，银行之间也会互相寻求贷款以应付挤兑风潮。但是，银行的准备金都是有限的，当山穷水尽之时，谁才是最后的贷款人呢？
2008年10月，随着西方各国纷纷陷入金融危机，法国总统萨科奇呼吁中印等国参加一次有关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紧急全球峰会”，以共同应对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随后也提出相似建议。在美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将中国视为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力量，因为中国金融健康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成为这场危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最佳人选，也被赋予决定未来金融秩序的能力。
而美国国会公布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根本无法增强市场信心，在解决流动性方面作用有限，从而无法制止实体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未来信用违约会越发严重，将进一步打击规模空前的衍生品市场，直至美国金融系统崩溃，陷入债务危机。因此，在危机进程中做“国际最后贷款人”形同“危机最后陪葬人”，必祸及自身。
中国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温家宝总理发言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中国央行也重复了这一观点。受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出口已出现明显回落，实体经济或较快下滑，这会引起中国资产价格的波动，尤其是与金融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业，潜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维持经济增长与稳定资产价格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中国并无意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通常，在某一国国内发生银行危机时，中央银行，可以为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以满足商业银行短期的资金需要，以防范银行系统内的危机，看上去，就像是商业银行背后的贷款人。因而，“最后贷款人”这一概念原是人们习惯上对中央银行的这一行为的描述。
“最后贷款人”被认为是危急时刻中央银行应尽的融通责任，它应满足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当一些商业银行有清偿能力但暂时流动性不足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贴现窗口或公开市场购买两种方式向这些银行发放紧急贷款，条件是他们有良好的抵押品并缴纳惩罚性利率。最后贷款人若宣布将对流动性暂不足商业银行进行融通，就可以在一定程度缓和公众对现金短缺的恐惧，这足以制止恐慌而不必采取行动。
最后贷款人这一理念最先是由沃尔特·白芝浩提出的。
沃尔特·白芝浩1826年出生于一个银行世家，母亲来自从事银行业的斯塔基家族，父亲是斯塔基银行总部的经理人。1848年，22岁的白芝浩毕业于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他又专修了三年的法律，获得律师资格，但是并没有从事律师，而进入了他父亲的银行业。1858年他与曾任英国财政大臣且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杂志创办人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长女结婚；两年后，威尔逊去世，他接管了《经济学家》，担任第三任主编直到1877年辞世。
沃尔特·白芝浩虽并不拥有经济学学位，但博学多才，个人禀赋加上诸多方面的家族知识渊源，使得白芝浩成了真正让《经济学家》家喻户晓的关键先生。他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是影响至今的法学家、金融学家。
在1873年出版的《伦巴德街》一书中，白芝浩详细阐述了他关于央行最终贷款人的观点：在有良好的抵押物的基础上，英格兰银行应该随时准备以高利率向商业银行提供无限量的贷款。实际上，早在1866年9月白芝浩就在报纸上公开这一观点。这一论点最终对中央银行职能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当时，英格兰银行一位董事将其言论称为“是本世纪以来货币和银行领域中所冒出的最恶劣的教条。”
这是因为，如材料中所说，“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不好把握。
中央银行不应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向商业银行降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央行致力于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实际上是不计成本地向商业银行提供定量贷款，这样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并不符合白芝浩的原意。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袖手旁观需要承担巨大的外部压力，也要抵制力挽狂澜的内在诱惑。中央银行的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不景气转变成经济衰退，最后贷款人角色并不是要求央行充当“老好人”，谁没有钱了，就要把钱送去。白芝浩曾经强调高利率和抵押物就是附加一种惩罚性融资条件，同时借此分辨出银行资产的好坏，而不能够满足贷款条件的，央行有理由将其拒之门外。因此，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还需要谨慎把握好力度，否则对提升经济状况并不能起到有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