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简介
唐韬(1913—1992)，原名唐瑞毅，常用笔名晦淹，浙江镇海人。1933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写散文和杂文。同年6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散文《故乡的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后编辑《文艺界丛刊》。抗战胜利后，与柯灵合编《周报》，《周报》被禁后，开始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解放后，曾在上海邮政工会、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复旦大学等处任职。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并任《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1956年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1959年起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至今。
心法探源
唐韬的书话在读书界堪称脍炙人口，其特点诚如他在自己的《书话》序中所言：“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
“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唐韬一生热爱读书，嗜书成癖。他的读书方法是“博览群籍，读破一卷”，即在广泛浏览的基础上，选一两种重要专业书反覆阅读，使博与专结起来。唐韬读的书很多，但他的读书与研究重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鲁迅著作研究，他对鲁迅著作、写作背景、一生经历等，做到了精读与精通，了如指掌。凭借这一专业优势，他编有《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各一本，著有《向鲁迅学习》、《鲁迅在文学战线上》等论文集，并被聘为国家文物局鲁迅研究室顾问。
唐韬认为，博是专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博览群籍”，方能“读破一卷”。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中指出：“研究‘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弄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外，至少要有一个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比较”，“还有超学科比较，例如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如果不先弄清这些，怎样研究鲁迅！怎样研究现代文学！鲁迅知识渊博，尤其在杂文里，各方面东西都有。不了解、不掌握多方面的关系，研究肯定不会深入。”唐韬以自己多年读书与治学的经验，为同行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在下面这些讲述自己自修生活的文字里，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唐韬的读书经历：
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有个朋友寄给我一份剪报，那是郑逸梅先生写的《我和唐韬的关系》，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文章说有人为他写过一篇事略，提到我是他的学生，他更正了这个说法，指出自己虽曾主持过上海陕北中学的校政，但陕北中学的前身，是一所西人办的华童公学，华童公学才是我的母校，他到陕北任事，我早已离校，“双方是搭不着的”。
论年龄，论资历，论从事文艺工作的先后，郑先生都有资格做我的老师。但是，也许就因为“双方是搭不着的”缘故吧，一谈到彼此的历史，便不免有点隔膜，譬如文章在讲述我的国文程度较好之后，接下去说：“但他的家长还以为基础不够扎实，复请了一位名师，课余加以辅导。披阅百家之编，涉猎六艺之文，探源寻本，含英咀华，足足钻研了若干年，直到毕业就职为止。”这段话大部分出于想象，不仅溢美，而且缺乏实际的根据了。
我在华童公学读过三年书，到正科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二年级)为止，没有毕业。这三年也是勉强度过的。我能在那里读书，完全出于几位远房亲戚——包括一个在南货铺里当账房的舅父的资助：他们让我住在家里，免费供给食宿；或者安排我和店员学徒同住，象征性地交纳一点房饭钱。学费则由父亲筹措。我家世代务农，我的父母都不识字。父亲由于没有文化吃过大亏，因此他诚心真意赞同我上学。为了凑足学费，千方百计节衣缩食，甚至将几间破屋典押出去，也毫不惋惜。他决心很大。不过单凭决心，还是没有为我另请“名师”加以“辅导”的可能——他实在太穷了。
而我那时又年轻，很任性，不懂事。
曾经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大概是刚刚转入正科那一年吧，我课余爱好中国的古典诗歌，喜欢温庭筠、李商隐一路的近体诗人。近体诗讲究平仄和对仗，我读字发音不准，很想有一部既标音韵、又释字义的辞书。有一次，父亲从乡间出来，我同他往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到了柜台面前，向一个店员说明来意，店员捧出一部上下两本、刚刚出版的《辞源》来，我一面翻阅内容，一面询问定价，店员回答道：
“四块。”
“什么?”
父亲几乎跳了起来。看来这是他生平听到的第一部最贵的书吧。他从来不曾想像一部书要卖四块钱，比两担稻谷还要贵。我也暗暗地吃惊了。但当我发现这部书确实符合自己需要的时候，便又任性起来，变得很固执。在父亲的犹豫面前，我摆了许多必须购买的理由。
“能不能不买呢?”他带着商量的口气。
“买。我读书离不开它。”
“太贵呵，你再想想……”他声音有点发抖。
我还是固执地重复着自己的理由。
父亲以仿佛是乞求的目光向我投了最后一眼。他终于从腰包里吃力地摸出四块钱，数了两遍，颤巍巍地递到那个店员的手里。我望着他：他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我的鼻子一阵酸，热泪夺眶而出，赶紧抱起书，扶着他踉踉跄跄走出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我见到了自己的心，多么冷酷的心呵！
那天，我一个人回到在亲戚家借住的那间小阁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晚上，做完功课，推说身体不适，将头蒙在被里，又独自痛哭了一个整夜。我为贫穷痛哭，为父亲的衰迈痛哭，为自己的任性痛哭。虽然新得的工具书对我是一个诱惑，然而出于内疚，出于强烈的自我谴责的心情，在开头两个月的漫长的时间里，我几乎连碰都不去碰一碰。它使我痛苦，我的创伤太深了。
我终于将《辞源》作为工具书拿出来使用，已在受了另一次刺激之后。那时我不仅喜欢古典诗歌，自己还偷偷地学着做，大部分是七言绝句，也有一些律诗，五言的比较少。我们学校有一位年纪最大的教师余槐青，我们都称他为老余先生。老余先生负责中文教务工作，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常常抽阅我的课卷，到高年级同学面前夸奖我，说我文章写得好，为我延誉。
大概出于朴素的一种知遇之感吧，我对老余先生很感激，很信任，只想将自己的诗歌习作给他看。课余到朵云轩买了一些八行笺，将所有的诗抄写下来，订成一本，总有一百来首吧。有一天，老余先生到班里听课，窥个方便，我跑到前面，将抄本送给他。
余先生拿在手里，没有作声。他戴上眼镜，翻了几首，立刻又从鼻梁上将眼镜摘下来，和气地、但是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把作诗看得那么容易呀！”
这真是当头一棒，将我的“诗人”的美梦打破了。那天我回到住处，一发狠，把那本诗撕得粉碎。往后我该怎么办呢?摆在眼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从此洗手不干，不再写旧体诗；二、一切从头做起，决定攻下难关，把旧体诗学会、写好。
我选择了第二条路。
从那时开始，我读了许多古典诗歌，不仅温庭筠、李商隐，并且上溯至庾子山、陶渊明和曹孟德父子。我又非常喜欢《古诗十九首》。一直没有搬动的《辞源》也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只要课余有一点时间，我就捧起自己心爱的诗集，朗诵默念，凝神结想。我从多方面探索诗歌的规律：领会每一首诗的意境，熟悉每一首诗的形式，努力加深自己对诗歌特点的理解。这样大约过了一年，我又积了近百首习作，陆续抄下来，送给余槐青先生。余先生照旧戴上眼镜，翻了几首，这一回，他没有再说什么，点点头，把诗收下了。
过了几天，他把抄本退给我，为我指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有几处还作了修正。
对这位教务主任，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以后我继续在那里读书，依旧没有力量请“名师”进行“辅导”，而且不久就离开了这所相当于中学的学校，走上社会，到邮局工作。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只是将学诗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必须钻研的学问上，努力在业余时间自修、写文章。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由于学校教育受得少，基础知识不如别人，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但也因为有此感觉，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心中有数，可以预先做好准备。譬如说，别人两天能够做完的事情，我就花它三天；别人不需考核的问题，我就赔上一点时间和精力，多查几本参考书，多请教一些内行和专家。辛苦诚然是辛苦的，但消极失望的情绪，却从来不曾产生过。
我觉得，不承认上大学的重要性是不对的，反过来，只承认上大学能够解决一切，那也是非常偏颇的见解。在长期实践中，我的体会是：因循是自修的大敌，但是，急于求成又往往导致失败。对待学问需要有“韧”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相信时间终会将人带上成熟的道路。
我有过这么一段从学诗开始的长期自修的经历。
唐韬先生的自修经历一定带给读者许多的感慨，从他买《辞源》时固执中间，我们不难读懂一位少年那颗热爱和渴望知识的心。而从他发奋阅读古诗词以证明自己的事情中，我们不由地对唐韬先生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正如他所言，因循是自修的大敌……对待学问需要有“韧”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相信时间终会将人带上成熟的道路。从他自修经历的辛酸里，我们更能领悟到他“博览群籍，读破一卷”读书心法产生的不易与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