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心法探源
郭沫若从小机警聪敏、悟性甚高。5岁时，父亲便送他进入家庭开办的“绥山山馆”读私塾，和哥哥们一起接受先生传授《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左传》、《诗品》、《千家诗》、唐诗、群经音韵等经史、古诗。先生沈焕章每次检查背诵时，郭沫若总是背诵得最流利的一个，为此常常受到先生和父母的夸奖。但郭沫若最喜欢读的书还是唐诗，尤为推崇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郭沫若小时候不但聪明好学，而且颇有创作天赋，凡吟诗作对，常出口成章。沙湾的风光、日常即景、所感所想等等，无不是他吟哦的对象。除了先生规定的必读书，郭沫若的课外读物也非常丰富。因为其长兄郭开文不断从省城给弟弟们寄回《启蒙画报》、《新小说》等刊物。郭沫若的读书观，也逐渐从“由薄变厚”过渡到“由厚变博”。他懂得有取舍的读书方法，而且喜欢找不同版本的书来比较着读。郭沫若认为，读书方法有五种：
一、为学习而读书
这是培养人格学成技艺之必需，一般通过学校，属强迫性的学习，但仍有一种自由学习的方式，也就是学习课程职业之外的东西，即“广义的学习”，好像读书漫无目的，实则有助品格修养的形成。
二、为研究而读书
是谓“狭义的真正的读书。”其方法是搜罗一切资料尽可能使无遗憾”，“直探本源不受前人束缚”，对于资料毫无容情地，毫不惜力地加以清算，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而且要把它们“读破”，这样才会达到研究目的。
三、为创作而读书
他说：“为了养成文艺的写作能力，我曾经读过古今中外的一些名作品……譬如我要写剧本，就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种。要写小说，就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得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暗示，而不可遏止地促进写作的兴趣。”
四、为愉乐而读书
这是为了“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兴趣，”一般读“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但要注意鉴别，否则是“慢性自杀”而不是愉乐了。
五、为教育而读书
主要指教师的工作义务，但也会大有裨益。
这五种读书目的，在郭沫若的读书生涯中都经历过，并摸索出相应的方法。他有时以某一种目的为主而读书，有时兼而有之。
在少年时代，郭沫若主要是“为学习而读书”，属强迫性的。旧时私塾一味死记硬背，学生背不好就要被打掌心、罚跪，郭沫若称之为“穿牛鼻”，儿童像牛儿被人用绳子牵住鼻子一样失去自由。但郭沫若并不满足课堂上的死读书，课外他阅读了《西厢记》、《西湖佳话》和大量明清小说。
“为愉乐而读书”，对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起了积极影响。郭沫若后来曾多次谈到：“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自己学习，自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手来做的这种精神。”这些经验之谈，无疑包含了他少年时的读书甘苦。
“为研究而读书”，是贯穿于郭沫若读书治学生活中的一根红线。1928年后他旅居日本10年，广泛阅读了文艺理论、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著作，从中选择了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1929年秋，郭沫若对甲骨文和金文还是一字不识，没有老师指导，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从识字学起，全靠自己摸索，用两个月把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并阅读了国内有关考古资料。经过三年努力，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问世，创造了历史学研究中的奇迹，开拓了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正确道路。
郭沫若一生勤奋读书，治学严谨，但他反对死读书，主张“学问之道要求人‘自得’”。他指出：“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他还反对青年在自己未阅读思考之先，“或先读人的评论而自囿，或仅读一书的序言而了事”的易染通病。
“为创作而读书”，从中外文学作品中得到启迪与借鉴，推动创作，是郭沫若读书的一大特色。五四运动前，郭沫若就翻译过泰戈尔和海涅的诗；五四运动中，他与青年歌德的作品产生共鸣，翻译了《浮土德》。恰在这时，他又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挥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在惠特曼、歌德等诗作的启迪下，“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进入新诗创作的火山爆发期。他的诗集《女神》一登上诗坛，如异军突起，成为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为创作而读书”并非一味摹仿，郭沫若认为“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不能令我满足。”(《三叶集》)他的《女神》既借鉴了外国诗歌的长处，又受到屈原《离骚》与王维、孟浩然等我国古典诗歌影响，因而做到了“雄而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