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两岸、清朝封建统治岌岌可危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在美国、沙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旨在强化和扩大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经攫取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权益，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将这次战争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英、法两国公开对华使用武力，美、俄两国则对其积极支持，通过充当“调解人”而渔利。此次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英、法、美、俄各国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之在中国的权益进一步扩大。中国则随着更多主权和权益的丧失，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进一步深陷。英、法等国侵略者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再度发动的新一轮侵华战争，是欧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英国历史书中称为“通商战争”，称其本来只想和中国平等通商做生意，但中国不答应，才逼得他们动武。中国打不赢，只得接受英国的条件，被迫打开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条约，西方资产阶级本以为中国一旦开放，他们工业革命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便会获得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但悠久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有强大的排斥外来商品的力量，西方的商品难以立即倾销。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包括沙俄的经济则在迅速发展，继续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中国这一广阔的潜在的市场仍然是他们觊觎的目标，加之清王朝在战争中所呈现的衰败，使沙俄看到有可乘之机，伴随其农奴制危机的发生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侵略扩张野心的沙俄开始垂涎中国的领土。
（一）英、法、美扩张愿望的增长
在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美与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与《黄埔条约》《望厦条约》，从中国割走了香港岛，并攫取了开埠通商、领事裁判、设立租界、协定关税等特权，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由此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尤其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和1851年澳大利亚金矿的先后发现，以及殖民地市场的不断扩大，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工业高潮。扩大市场成为此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迫切的要求，扩大各自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此时极为强烈的愿望。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进入到主要依靠机器生产和以机器生产机器的时期，成为全世界的工业中心，其工业生产在世界上居于垄断地位。1855年英国的煤、铁生产量和棉花消费量在全世界占据重要比重，美德法俄四国的这三项总和分别只有英国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百分之六十八点一和百分之七十四点五。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其生产力水平激增，其对外贸易也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额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伴随这种发展，英国必须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与原料供应地，以确保其生产能力的维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为开辟了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兴奋得发狂，以为能大量销售其产品，获得高额利润。英国在香港所办的《中国邮报》甚至发表社论渲染：“只要中国人每年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已经供应不上了。”但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对外国商品具有自然抵制性，加之英国输华商品有不少根本不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和要求，而且英国等国大量输入鸦片，使中国出口收入大半被抵消，无力购买英国的工业品，结果，英国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在中国销售量有限。英国资产阶级把他们的商品在中国滞销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开放的口岸太少，以及他们享受的特权有限。因此，极力想要扩大其在中国的权益，力图在此种对外扩张中谋求出路。
法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迟于英国，规模也远远落后，但自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开始，伴随其向工业革命最后阶段的过渡，其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额在1847年－1856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一。此时，是法国七月王朝统治和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时代。前者代表金融贵族集团专政，后者代表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阶层的利益，都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并利用天主教作为对内统治和对外侵略的工具。19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1841年－1847年继续挑起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843年－1847年三次对越南进行武装挑衅；1854年－1855年伙同英国对俄宣战，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并在上海公开镇压小刀会起义。因此，对外扩张是此时法国的一贯政策，而后来法国与英国联合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可说是它对外扩张政策的继续。
美国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承认美国生产的粗布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优势，成为英国的劲敌。到1860年，美国的棉纺织品生产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开拓市场，美国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1846年，根据英国的协议瓜分俄勒冈；1846年－1848年挑起对墨西哥的战争，夺取了格兰得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其面积超过法德两国版图之和；1847年－1853年觊觎琉球和台湾；1853年－1854年，又用武力胁迫日本放弃闭关政策，向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开放。此时，美国对打开中国市场也抱有极大的野心。美国总统斐尔摩在1851年12月2日致国会的咨文称：“我们对华的商务万分重要。而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海口与东亚交通增进的结果，这商务的重要性更日益增加了。”1854年，美国驻华委员麦莲讲得更清楚，他说：“只有（要）整个内地都开放，中国就会成为美国工业产品最有价值的市场。其价值大于美国现时所有进入的全世界一切市场之总和。”
可以看到，在1846年－1856年间，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有广阔的新市场与之相适应。但实际情况却是，本国市场有限，即使再扩大，扩大速度也远远不能满足其工业迅速发展的要求。因此，进一步掠夺殖民地以扩大国外市场，已经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共同的强烈愿望。
（二）农奴制危机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沙俄扩张野心的剧增
俄国与清王朝之间，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50年间，基本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但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历代沙皇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侵吞我国东北和西北边陲领土的野心，也从来不曾放松过对我国的经济、宗教侵略。以19世纪初至20、30年代为例，沙俄侵略者的足迹就曾闯进库页岛南端、斋桑湖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以及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一带，或筑垒、或索取赋税、或进行测绘，并唆使俄商冒充中亚商人潜入塔尔克巴哈台（塔城）、伊犁和喀噶尔（喀什）等地牟利、刺探情报。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更是开始通过中亚向我国输入鸦片。而在鸦片战争以后，曾经有过“康雍乾盛世”的清王朝辉煌不再，且其衰败的态势也在战争中充分暴露，这对不安于现状的沙俄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使之不曾真正消除的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逐渐膨胀。
同时，沙俄自身发展中的矛盾也促使其要加紧实行对外扩张的战略。一方面，农奴制危机严重，人民反封建斗争和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26年—1854年间，就爆发了709次农民起义，平均每年在24次以上。为寻求化解危机的途径以维护贵族农奴主的统治，沙俄政府在极力镇压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力图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分散和缓解国内的危机。另一方面，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需要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1845年—1857年间，沙俄的工业生产水平虽然远远低于英美德法等国，但与其自身的发展相比较，可以发现，沙俄机器制造业发展速度很快，在短短十几年间增长二十倍以上。随着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加紧过渡，资本主义所受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的问题日益凸显，加之在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的竞争中，工厂主和商人难以获取更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除希望沙皇“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破解内在的束缚外，也迫切要求沙俄政府开疆拓土，以开辟国外特别是亚洲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以上两种矛盾的交织，促使沙皇俄国将侵占中国领土的长期预谋变为直接行动。尼古拉一世乘机大大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一面把夺取黑龙江流域作为远东扩张计划的重点，一面建立新西伯利亚堡垒线，以图鲸吞整个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领土，与此同时，又逼清政府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扩大经济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