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为：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千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比较中国历代皇帝陵墓，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帝陵墓葬建筑群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崭新的陵寝布局
中国古代的帝陵从秦汉到唐宋，其地上陵寝建筑多以覆斗形的陵台（陵冢）为中心，前设寝殿，周为方垣并四面设门，前开神道，并营造豪华扩室和堆筑高大封土，构成大体均衡对称的方陵体制。其中，唐代帝陵虽大多取“因山为坟”，在山腰处凿建玄宫的方式，但其方垣、四面对称设门的方式仍未脱“方陵”制度的基本模式。明初营建皇陵（朱元璋的父母陵，位于今安徽凤阳）尚袭此制，其后建祖陵（朱元璋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衣冠陵，位于今江苏盱眙）又用其制。
至明太祖朱元璋建孝陵始变更古制，创立了一个崭新的陵寝制度，将覆斗式封土改为圆式宝顶，创新为前方（方形院落）后圆（圆形宝城），并增加祭奠设施；采用宝顶、明楼、享殿沿中轴线纵向排列的崭新的陵园布局方式，陵前的神道采用多次转折的曲路形制。
明十三陵的陵寝建筑布局基本继承了孝陵制度，但更趋完善，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如：十三陵台陵明楼内圣号碑的设置，更突出了该建筑的标示作用，棂星、宝城马道之设较之孝陵更便于陵园的巡守，方城前石供案及棂星门的设置，则增加了陵寝的纪念气氛，也为空旷的方城前院补充了点缀物。
在明长陵幽深曲折的神道上，排列的陵寝兆域门（长陵作大红门，孝陵作大金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龙凤门等墓仪设施，源自孝陵制度。但兆域门前石牌坊的设置，石望柱改置石像生前，石像生中增加功臣像等，则为新创，其制度较之孝陵又更臻完备，更能体现封建社会的礼制特点。明十三陵的墓室形制也很有特色，既不同于秦汉时期黄肠题凑的木椁墓室制度，也与唐代凿山为穴的做法有别，是深埋地下的有琉璃瓦、琉璃檐等构件的真正的宫殿式建筑。
（二）整体性历史空前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区域的设置，早在战国中期随着陵墓的建造就已出现，源于我国古代以宗族为单位，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礼制关系布葬的“公墓”制度。各个时代陵区规模的大小及建筑的设置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宋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帝王陵寝建筑虽然彼此声势相连，形成了布局相对集中的陵寝区域，但各陵的独立性都很强。以唐朝及北宋诸陵为例，每座陵园都有各自的门阙、神道和石刻群，均自成体系，它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但在建筑的设置上却彼此不讲究统属，缺乏有机的整体联系。
从陵区的建置情况看，陵区的建筑，除十三座帝陵外还有陪葬墓、行宫等各式建筑，以帝陵为主体兼有各式不同功用建筑的庞大体系，是吸收了中国历代，特别是宋代及明孝陵的陵区建设经验而建。然而，明十三陵又有所不同，各陵虽各有享殿、明楼、宝城，自成独立单位，但陵区之内，长陵神道作为各陵共用的“总神道”出现，共用的石牌坊、石刻群，加上各陵尊卑有序的布葬方式，使陵区的建筑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整体。总之，各陵寝制度都包含了前代陵园的某些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在陵区的选择上，明十三陵可谓是大小适中的。作为皇陵，自然要求规模宏大，非大不足以表达皇家的尊重、气派与威严。然而，大也不能无限大，而要讲究适中。人目力能及的范围，即为适中。人在平原上观察中等物体，目力半径一般为2—3千米，在山区观察山峦等大型物体，目力半径可达5—6千米。明十三陵陵区南北长12千米，东西宽10千米，正是“极目”最佳视野范围。站在中央观察陵区，会感觉辽阔而不空旷，紧凑而不压抑，达到了最佳的视觉效果。
明十三陵自成一体，疏密适当，相互映衬。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相邻两座帝陵的距离一般都在0.5—1千米左右。这样的距离，保证每座帝陵都是完整独立的建筑体系，不受其他帝陵的影响；同时，它们又是精心安排，相互衬托的。帝陵之间，遥遥相望，互为表里，“借景”而不“夺景”，可谓匠心独特。采用这种美学原则，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与伦理内涵。皇帝们在世的时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经营着自己的王朝，不愿受任何势力的左右。晏驾之后，也是“独霸”一方，不肯与他人共享风水。这是封建皇权的深刻反映。然而，皇帝也是人，他们的皇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对父、祖辈的皇帝缅怀与眷恋，也是人之常情。这使得他们死后，陵寝又要依附于祖陵之旁，不宜太远，这又是封建伦理关系的自然反映。
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呈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明十三陵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三）自然环境优美壮观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选址，大多受堪舆风水术的影响。由于明朝时皇家陵地卜选采用的是盛行于当时的江西之法，亦即形势宗风水术，注重龙、穴、砂、水的相配关系，而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吉地又是永乐年间江西著名的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所选，因而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具有四面青山环抱，中间明堂开阔，水流屈曲横过的特点。
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
十三陵周围的军都山余脉，在陵域东、西、北三面形成环抱式天然屏障，北部的天寿山主峰三峰并峙，中峰海拔760余米，是陵区最高峰。环山之中，是洪水冲积形成的小盆地，山壑中的水流在平原中部交汇后，蜿蜒东去。陵区南部的龙山、虎山一左一右，虎踞龙盘，把守门户。伫立平原北望，群山巍峨，层峦叠嶂；登高南眺，河水潆洄，川原开阔。如此磅礴壮观的地理环境，正是中国古代风水学说极力推崇的“四势完美”“山川大聚”的帝王陵寝吉壤。
明十三陵陵区植被以常绿的松柏树为主。帝陵神道及陵宫有松柏和橡树，行宫、衙署则均植以国槐。在这些关系陵寝威仪的树木中，红墙黄瓦的陵寝及行宫等高级的建筑物被衬托得十分醒目，而陵旁灰色布瓦为顶的内外衙署（神宫监、祠祭署等）以及陵区侧翼红墙绿瓦的妃坟建筑则显得较为隐蔽。瓦饰色彩的不同标志着陵区内建筑的不同等级。
总之，明十三陵各陵所在位置又都背山面水，处于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这一陵址位置与建在平原之上的陵墓相比，其自然景观显得更为赏心悦目，丰富多彩，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弘的气势。
（四）建筑宏伟壮丽
在封建社会，陵寝和皇宫建筑一样，属于礼制性建筑，故而“其体至大，而其仪至严”，用萧何的话说，就是“非壮丽无以重威”，必须有一定宏伟壮丽的规模才能发挥出“正名分，辨尊卑，别上下”的礼制渲染作用。所以，明十三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堪称难得的建筑精品。
明十三陵的建筑，以长陵为例，大体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从石牌坊经三孔石桥到大红门，长1.25千米，是陵区建筑的第一个密集部分，也是序幕；第二部分，从大红门至龙凤门，长1.7千米，分布有神功圣德碑亭和多达36尊的石像生，是陵区建筑的第二个密集部分，也是陵区建筑的第一高潮；第三部分，从龙凤门到陵宫门前，长4.4千米，只分布着三座汉白玉石桥，表现为建筑上的疏散部分，是陵区建筑的低潮，但是，这个低潮是为即将到来的高潮而做的准备；第四部分，到了陵宫，又是一个密集部分，陵门、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宝顶，一个比一个雄伟，一个比一个高大，将陵区建筑推向了艺术的最高峰。这种错落有致的空间序列，不仅在个体艺术形象上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通过不同功用建筑群体的有序安排，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群体艺术感染力。
总之，明十三陵建筑宏伟，加之吸吮大自然之壮美，使陵寝建筑的威严和大自然的磅礴气势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一种神圣、永恒、崇高、庄严、肃穆而又充满生气的纪念气氛，成为中国陵墓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防御体系完备
明十三陵还设计了良好的防御体系。从陵区的建置情况看，明十三陵更有“边塞”陵区的特色。虽然，我国历代的陵区建筑都具备一定的防卫条件，以防止陵区建筑的人为破坏和维护陵区的秩序。但由于中国历代帝都的位置通常处于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或偏于内地的经济发达地区，距离边关较远，所以，近京而设的陵区防卫体系一般来说也主要是用来防范来自王朝统治范围之内的破坏力量，其主要功能是“制内”。而明十三陵陵区的情况就不同了。明成祖迁都北京，主要目的是利用北京背倚燕山山脉，既有险可恃，又与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相距不远，能有效防御和抗击蒙古贵族的南犯并控制东北地区。而天寿山陵区恰处京北居庸关与古北口两大军事要塞之南，北距长城不过三十几千米，军事防御实为第一要务，所以陵区不仅周围沿山设险，修筑有可资派军防守的十口城垣、敌台、拦马墙等军事防御建筑，还在山势低矮的陵区之南修筑了可以屯驻重兵的昌平和巩华二城，以保卫陵区。
由此可见，天寿山陵区的城堡式防御体系已绝不仅仅是为了“制内”，而是带有明显的“御外”性质。也就是说，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具备大规模作战条件的“边塞”式陵区防御体系。
（六）明朝兴衰史的缩影
明十三陵各陵建造的节俭与铺张反映了明代兴衰史。在明代的陵墓中，我们也能隐约看到明朝从盛到衰极富特色的变化轨迹，如最盛期明成祖长陵、由盛而衰期的世宗永陵、神宗定陵和覆亡期崇祯思陵四个实例，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光宗泰昌帝庆陵和景泰陵的例子，反映了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这也是明朝兴衰史的一部分。
长陵的左右有两座陵墓，献陵和景陵。献陵是明第四位皇帝朱高炽和皇后张氏的陵寝。景陵在天寿山东峰之下的黑山，是第五位皇帝朱瞻基与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这两位皇帝相似处：建朝之初，知道创业之艰，考虑到长治久安的大业，在陵墓建造上要求节俭。
至明朝中后期，开始铺张起来，即永陵及定陵。永陵规模不及长陵，但构造精美细致。永陵的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以及宝城墙花斑石垒砌的城垛，祾恩殿、祾恩门“龙凤戏珠”图案的御路石雕也都是以前各陵没有的，这些做法后来为定陵所效法。永陵的建成，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定陵的修建耗时六年，总共花费了白银800万两，相当于两年的国库收入，陵墓的规模和永陵规模相当，但是比永陵奢华。在陵墓修建过程中，由于经费的紧张，万历皇帝开始公开出卖国家官职，以此来筹集陵墓建设的费用。这对明朝的衰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的墓，在明代它本是一座妃子墓——皇贵妃田氏之墓。由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草草葬入田贵妃之墓。至清乾隆年间，思陵才又加以修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