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梅郎蓄须
从前苏联归来后，我中华民族的国难愈发严重起来。占领了东北的日寇誓要一举夺取我中华民族的大好山河，于1937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的侵华战争，北京随即沦陷。这个受尽了百年屈辱的东方巨龙终于无耐地、慢慢地苏醒，尽管它还要为此付出八年的浴血奋战。从长江到黄河，从东北到华南，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承受住黎明前的黑暗。从黑暗到光明的流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无数次地重演，这让我们的族人坚信我们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只是每次黑暗都要牺牲我们无数的族人，数十万、上百万青年的鲜血仍挡不住野兽般的日寇，一座座富丽辉煌的城池在野蛮的炮声中化为灰土。对于曾征服日寇的梅兰芳，而今日却被日寇视为可以宣扬和平、进而从心灵上征服我中华民族的工具，那个曾让日本女人迷恋的梅郎今日却要在生命与尊严、苟活于世和民族大义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
为了躲避日寇的逼迫，梅兰芳在冯幼伟的帮助下，借口香港有演出，退避到当时由英国统治的香港，深居简出，白天以学英文、画画、打羽毛球打发时间，晚上则关紧门窗，吊嗓子练曲，在忧虑中数着指头过日子，期待解放，更期望解放之后可以重登舞台。在这期间，照顾梅兰芳并与梅兰芳同台多次的著名武生演员杨小楼在北京去世。北京沦陷后，杨小楼就一直称病不再登台，希望能装个十年八年熬过战争，可是却在忧虑中年仅61岁就离开了人世，告别了他所钟爱的京剧。这个京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给慈禧演过戏，在民族的苦难面前，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操守，如戏剧中所提倡的忠、孝、节、义那样珍惜人生，走完人生。转身之后，留给世人坚毅的背影。
北京沦陷后，虽然我们的族人对于胜利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但抗战却一日比一日艰难，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陷落。意志薄弱的汉奸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以为“国家民族着想”之名，行投敌卖国之事。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以还都之名导演了汉奸们最大的丑剧，以出卖国土的利益表示抗战已经“结束”。1941年12月8日，日寇围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只抵抗了18天就落入日寇之手，日寇自然知道梅兰芳此时的政治价值，试图胁迫他出来唱戏以彰显和平。只是，聪明的梅兰芳在日寇刚开始攻打香港之时，就在他白璧无瑕的上唇上蓄起了胡须。
作为旦角演员，每天都要刮脸，有时甚至要用镊子将胡子一根根拔掉。所以当你看到旦角演员留起了胡须，就知道他已退出舞台，不能再唱戏了。以前的旦角走到这一步多半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诉说着再怎么样的美丽动人也没能敌过似水流年。而我们的梅兰芳此时虽已四十几岁，但仍属旦角的好时光，何况他的声名正如日当空，从东方到西方，哪一个时尚男女、哪一个上流人士不知道我们的梅郎呢！可为了祖国，为了养育了他的民族，他坦然地抛给司令部一句话：“我年纪大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失去了舞台条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戏，本来也应该退休了，免得献丑丢人。”面对世界级艺人梅兰芳的如此回答，对方也只好作罢。对此，日寇内部报刊称：“日本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想看梅兰芳的舞台表演并派人去找，可是扮演旦角的梅兰芳因留胡子的缘故而拒绝登台。”之后，日寇召开庆祝占领香港的“庆祝会”、无耻的汪伪政府“还都”都曾软磨硬泡一番，试图借梅兰芳之声名“歌舞升平”一下，梅兰芳或称病、或说嗓子不行、或讲剧团不在身边，都拒绝了。在梅兰芳心中，就算为此失去生命，他也要守住民族大义。留须的梅兰芳，比舞台上的杨玉环、西施更加美丽，更加令人敬仰！
相形之下，一些读圣人书的士大夫们却为名利而甘心做奴隶、做汉奸。他们曾无数次地骂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以显示自己的高贵洋气，可在用生死存亡考验他们常常说的情义之时，他们的表现却远不如身份低贱的戏子，他们的表现用卑贱无耻来形容都显得不够分量。尊严不选择身份，卑贱却反映人格。在那些以钱为尊的士大夫心中，没有什么是非卖品。可在有礼义廉耻的平民百姓心中，在人命贱如草的战争年代，却忠、孝、仁、义，哪怕是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与以走狗的身份活着相比，梅兰芳宁愿选择在饥寒交迫中等待黎明，把美丽的华年藏起，守着尊贵的尊严，变卖古董、收藏、家产，作画、卖画，以度余生。戏剧大师田汉作诗赞许：“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宫。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二）国族之华
香港沦陷后，梅兰芳认为在香港已失去了回避日寇的意义，还不如回到上海，可以与妻儿患难与共。1942年，梅兰芳回到已是满目疮痍的上海，见到因听说自己遇难而突然患上面部神经抽搐的妻子，梅兰芳恍如隔世。可是，此时上海的环境比香港更为恶劣，梅兰芳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地生活，闭门谢客，靠读书作画打发日子。尽管如此，那些走狗汉奸们仍不罢休，为了给伪汪政府增光添彩，他们找出各种理由、想出各种手段来胁迫梅兰芳为日寇侵华服务。在留着胡须的梅兰芳面前，他们知道逼梅兰芳登台演出已没有可能，于是又想出让梅兰芳登台讲话的主意，使梅兰芳不得不自残才能保住名节。
让梅兰芳登台讲话的消息传来后，梅兰芳与朋友商量之后，想出了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给梅兰芳连续打三针伤寒预防针。梅兰芳的身体一向有个毛病，那就是注射预防针后就会发高烧，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不仅会让他有高烧的症状，而且还会有伤寒的症状。在那个时代，伤寒相当于今天的癌症，属于不治之症，得上之后自然再不能出席任何活动。当然，这种自残会对梅兰芳造成很大的身体伤害，但梅兰芳早已决定宁死都不为日寇演出，所以他非常从容地打了三针。日寇军中的医生在反复检查确认后，不得不悻然地离开。
岁月如流，日寇终于走上了本属于它的绞刑架。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族人们沉浸在苦尽甘来的喜悦之中，断井颓垣边到处是亲人相拥的场面。还好，家园犹在，八年的艰苦总算有了凭借。梅兰芳听到这个消息后，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闪着光泽的皮鞋，用一把折扇遮住脸，婷婷娜娜地踩着轻盈的步伐，缓缓地走下楼来。折扇缓缓挪开，那些正欢呼雀跃的朋友们看到的是一张白璧无瑕的脸。原来，梅兰芳第一时间剃掉了留了三年的胡须，因为他又可以在闪着光泽的舞台上为我们的族人表演他举世无双的艺术了。
1945年10月10日，梅兰芳正式重登舞台，以歌舞升平来庆祝抗战的胜利。虽然，八年的艰苦岁月，八年的艰辛等待，八年的艰难度日，51岁的梅兰芳已不如以前那般文秀可怜，嗓音也起了变化，但都无损他巨大的号召力，他依旧可以唱得风生水起。营业性的演出一经恢复，就场场爆满。
演出的第三天，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现场，与梅兰芳及家人见面交谈。蒋介石对他说：“你是爱国艺术家，今天可称幸会。”宋美龄说：“Dr.梅，你能坚持不为敌伪演出，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刺刀的演员，给中国人长了志气。”蒋介石题字相赠：“国族之华”，上款为“兰芳博士惠存”，下款是“蒋中正”，并盖上印章。梅兰芳将字收起后，就将它锁进了橱柜，他不想，也不需要借执掌军政大权首领的威势而炫耀自己。但“国族之华”之称呼却实至名归。
此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也在上海开唱。1936年时两人曾在北京上演过这样的对台戏，当时程砚秋32岁，梅兰芳42岁，两人都属盛年，梅兰芳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北京观众有幸聆听。而今，程是他当年的岁数，他却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一个旦角韶华已不再的年龄，但两人仍打成平手。上海戏迷大饱眼福。
因抗战而暂时和平共处的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胜利后又一日紧张过一日。双方都开始拉拢社会名士以占领舆论的至高点，向族人们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身处国统区的梅兰芳开始接到国民党越来越多的“殷勤”与“爱护”。1946年10月，蒋介石60寿辰，上海举行“全沪名伶盛大京剧会串”，梅兰芳演出《龙凤呈祥》。一个月之后，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国共失和。蒋介石借机召开“国民大会”，安排晚会以示庆祝，作为国剧的京剧自然不能缺席，梅兰芳是中心。
于是，一些名士开始劝梅兰芳不如退休。著名学者黄裳1947年在《文汇报》撰文《饯梅兰芳》，说：“我又想起沦陷八年，梅在上海留须隐居的辛酸。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显然，对政治斗争有着更为理性思考的黄裳对于梅兰芳所处的环境看得更为透彻。为了明哲保身，在这段话之前黄裳还举了很多梅兰芳已美人迟暮的话语，例如“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去了低回婉转的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今天我又挤到台前去看谢幕，我鼓了掌，两次，三次，我看见梅的确是老了”。显然，黄裳此时对自己喜爱的梅郎用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之外。同时，他认为对艺术深爱的梅兰芳，看到这样的话语会因受刺激而退出舞台，从而达到保护梅兰芳的目的。但争论只是争论，当时有几个可以抽身而出、全身而退呢！
在争论与内战中，梅兰芳背着诸多为国民党工作的问题，在周恩来直接而又诚恳的挽留之下，拒绝了齐如山等人的力劝，选择留在了他所深沉爱恋、并愿为之付出生命的族人身边，与诸多留下来的名流们，一起迎接一个新的时代。
（三）代表京剧
中华民族的内战总算结束了，昔日的温山软水慢慢地从炮声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山水依旧，明月依旧，曾经燕鸣的黄昏依旧，只是日月已换了新天。新中国对待艺人的方式是全新的，在这个时代之中，梅兰芳将拥有一个新的角色。
在新中国，戏剧演员和工人农民一样，上升为国家的主人，这让梅兰芳既激动又感慨，从而满怀希望地迎接这个新时代，虽然很快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愉快的事。政协成立之初，所有人都认为以梅兰芳的名声和操守自然是政协委员的不二人选，但被当时党内第一秀才胡乔木从提名名单中剔除。还好，名单到毛泽东手里时，毛泽东立刻严厉批评了胡乔木，并以团结和改造的政策亲自将梅兰芳提名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让他以此身份参加开国大典。自此之后，梅兰芳成了官员，开始忙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
这些声名曾给过梅兰芳无数的荣誉，也为他带来无数的灾难。但对于梅兰芳自己，却只愿意专心于推进京剧艺术的发展。
所以，当北京陷于灾难梅兰芳不得不退避上海之时，他每年都要抽空回到北京，除了要祭祖探亲之外，天桥下有无数挨饿的同行在等着他的救济，祖师爷也在等待他的进香。那些同行或是他父亲的同辈，或是曾与他同台演出的同事，如今因民族的灾难每天赚不到几毛钱，站在天桥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梅相公的汽车一驶进天桥，他们就扶老携幼地拥上前来，向梅相公请安，叫孙子给梅相公叩头。而此时梅兰芳总是满含热泪地仓皇蹲下，像远道归来的孩子，扶起他的大爷、老伯，然后将孝敬他们的红包一一递过去，这些叔叔、大爷、老伯们的泪水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淌出，流到那破旧的满是油渍的羊皮袍子上去。在梅兰芳心中，梨园就是他的家，梨园子弟们是未来的希望，再苦再难他都必须坚持下去。
所以，当我们的民族从灾难的旋涡中挣扎而出之时，年过五旬的梅兰芳依旧选择唱下去。此时梅兰芳的一对子女已经成人，他的弟子姜妙香、萧长华也一样可以在舞台上唱尽风华。可是没了梅兰芳，有谁愿意掏腰包走进梅剧团的戏院呢？当时，戏曲这个行业在歌曲的冲击下，在新兴电影、话剧的围攻下，在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的环境下，没了梅兰芳，谁又在乎京剧行当是否存在呢？后来，人们忙于满怀欣喜地迎接一个新的世界，抛弃一切旧的事物，没了梅兰芳，谁又愿意仔细去分析在京剧的世界中有珍珠、有黄金呢？在那个以否定过去、认定进化论的时代理念中，谁又会去反思传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呢？
所以，无论是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还是在政治的升迁变动之时，我们的梅兰芳都在京剧那里，不舍不弃，不悲不喜。无论是鲁迅的后继者们严词批评他，还是顶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的他与那接踵而来的新京剧无任何关系，他都选择言论上不争论、实际上不放弃的人生态度。终于，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梅兰芳为世人奉献了集梅派艺术之大成的《穆桂英挂帅》，使京剧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
《穆桂英挂帅》改编自豫剧，演的是53岁的穆桂英虽然对朝廷总负杨家充满了怨气，但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她仍选择再次披挂上阵的故事。53岁的穆桂英在历经人世沧桑、看淡世态炎凉后，表现出铅华落尽后的豪气，至纯净而又至阳刚。“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够属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叫侍儿快与我把戎装端整，抱帅印到校场指挥三军。”
于无声处听惊雷，已经65岁的梅兰芳此时在淡然平和之中爆发出了万丈光华。如果说梅兰芳少年时期的表演像《诗经》中的诗歌，弥漫着少女的文弱与清纯；青年时期的表演像宋词，如牡丹般浓烈而华彩，那么今日梅兰芳的表演就像李白的诗歌，在收放自如之中境界大开。
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在中国科学院为科学家们演出《穆桂英挂帅》，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演出。7月，因心绞痛入北京阜外医院治疗，8月8日病逝世，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