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座唐宋贬官名臣的塑像静静矗立在崖州“天涯海角”的树林中，见证历史舞台的风云变幻；崖州宁远河口河沙掩埋之下的水路故道，曾经宽容地接待达官商贾、罪人流犯；遗址下的千年古城——崖州隐藏着的千古故事，正在等待重见天日。
导读：
曾经的绝岛穷荒之地，今天三亚文化的源头。一代代的贬官罪臣作为朝廷贻害被发配至这一片不毛之地，却意外给它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和传承千古的翰墨书香。
在海南三亚天涯海角景区附近的一片树林里，静静地矗立着十余座塑像。他们中间，有唐朝政治家李德裕，宋朝大宰相卢多逊、赵鼎，反对秦桧卖国、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胡铨等人。这些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占据一席之地、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为什么会在这个曾经的绝岛穷荒之地驻足？查看塑像下的人物资料，人们会发现，他们全部和一个地名崖州有关。
百年流放地
自三亚向西驱车40公里，有一座名叫崖城的小镇，据史书记载，这里就是历史上的“崖州”。从唐代到元明时期，一大批朝廷罪臣、名士被贬到这里。在1954年县府迁往三亚之前的一千多年间，崖州，一直是海南岛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在今天的崖城镇，我们却已经很难发现千年古城的痕迹，只在崖城镇北，还残存着一段古时候留下的崖州城墙。
在这条长长的砖墙上还残存着古城的气息，向后人标示着古城的位置。砖是古城的砖，墙是古城的墙，砖墙上的人，却早已不是古城的人了。在护城河上遗存下来一个砖拱桥，虽然桥身没有了，但是五个拱还在。拱桥前有一条明显低凹下去的地带，那就是古城护城河的遗址了。零零落落的砖石更衬托得古城冷冷清清。由于这几十年来陆陆续续的拆迁，古城遗址之上建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屋，而古城也就渐渐消失了。
作为海南岛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崖州城，在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之后已经荡然无存，仅仅留下了北门护城河上的五个桥拱。崖州，曾经有过怎样的文明？历代流放到这里的那些贬官罪臣们又曾栖身何处呢？
追溯崖州文化的源头，不能不提到与崖城镇一水之隔的水南村——海南第一文化古村，这里有着比崖州还要久远的历史。它的建制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近两千年，号称海南岛第一文化古村，是“诗书礼乐之乡”。村里的老人们大多识文断字，通晓音律。如今，水南村中人丁兴旺的有卢氏、裴氏、黎氏、慕容氏四大家族。据说，他们都是唐宋先贤、流放名臣的后代。
随意翻开厚厚的海南卢氏宗谱，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卢家先祖的足迹。先祖卢多逊，身为宋朝宰相，是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的得力辅臣，到太宗赵光义时又拜兵部尚书。他两度为相，文武兼济。不过后来因政事不慎，全家皆被流放崖州。卢氏族谱从多逊公来到海南以后开始修订，修到现在已经历经了30代人。
从位高权重的宰相到背井离乡的平民，卢多逊拖家带口来到崖州之初饱受欺凌，地方官员不准他们入城居住，只好落户城南二里的水南村。
当时的水南是个海港，当地人称之为鬼门关，环境极其艰苦，也正因为这样，朝廷才指定把卢多逊贬到水南。
在流放的岁月里，卢多逊饱尝整整四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终于郁积成疾，于公元985年病逝于水南村，时年52岁。临终前他留下了两句哽咽悲怆的遗言：
昔日位居皇阁，众口铄金。此时身谢珠崖，蔓草萦骨。
卢多逊的后人从此世世代代留在了水南村，对这个家族来说，故土难回是莫大的悲哀，而他们对崖州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在一代代的传承中逐渐渗透到了古城的精魂血脉之中。
自古以来，海南岛因琼州海峡之隔而孤悬海外，人迹罕至，被视为蛮荒之所，瘴疠之地，成了历代朝廷贬谪、流放官吏的地方。初唐宰相韩瑗，晚唐名相李德裕，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宰相卢多逊、赵鼎，这些曾经的朝廷重臣都曾怀着被贬谪的落寞与绝望踏上流亡天涯海角的旅程，他们的心态就像李德裕《贬崖州司户道中》一诗中所写到的那样：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公元1142年，宋高宗宰相赵鼎因力主抗金，触犯秦桧集团，被贬谪崖州。当时的崖州太守裴俊接待了他。
崖州裴家，原是山西闻喜县人，唐代晋国公裴度后裔。南宋高宗时，裴家第15代先祖裴俊出任雷州太守，后来改迁吉阳军（宋代置崖州，后来改名吉阳军，明代复名为崖州），即现在的崖州，官至崖州太守。当年被贬谪来崖州的赵鼎就住在水南村裴家旧宅。几百年中，裴家旧宅因收留众多的贬官名臣而声名鹊起，并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盛德堂。盛德堂渐渐成为海南历史上重要的文化遗迹。
昔日盛德堂的雕梁画栋、亭堂楼阁，经历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已不复往昔的盛景。几十年前，这个宅院还颇具规模，有着后厅、中厅和旗楼，而如今只留下凄凄然一片残垣断壁，仅剩两间空房无人居住，其他的屋舍都倒塌殆尽了。
当年满腔忧愤的赵鼎在这里谪居五年，其间不断遭到秦桧迫害，后绝食而死。临终前曾经自书墓志铭：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在赵鼎死后的第二年，枢密院编修胡铨因上疏请斩秦桧也被贬谪崖州。他与赵鼎不同，虽然同样被流放天涯，但胡铨却能够泰然处之。《崖州志》记载，胡铨在崖州八年，一直教人读书为文，当地黎汉百姓都把孩子送到盛德堂来念书。在这个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朗朗书声在槟榔树林中响起，虽然稚嫩，却是海南岛的文化先声。
从汉代到明朝的几百年中，被贬谪、流放到崖州的贤相、名臣、学士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十人长年居住在水南村。正是这些失意的贬官名士们在崖州兴办教育，启迪民智，纯化风习，为水南、为崖州构筑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是在海南岛播洒中原文化的先驱。
丝路海港的繁华往事
袁金华是崖城民间著名的收藏家，从事收藏事业已经十余年。走进他的家，就如同走进了一个海南历史文化民俗博物馆。三千多件藏品装满了他的三层小楼，楼中藏品涉及三亚崖城地区黎汉民族历史、文化、民俗、商业和手工业等。在他的藏品中，两只明显有着异国情调的盘子格外引人注意。
这两件瓷盘中一件是西方瓷，也叫骨瓷，上面还绘有西方基督教的洗礼图。另外一件则被称为波斯瓷，出产于遥远的叙利亚。这两件瓷盘都是在崖城虾场海边一带被挖掘出来的。
中国最南海域竟出现了两件西方瓷器，这两只来自异国的古瓷器为什么会在崖城海边被发现？古代崖州和祖国内陆及海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查看地图可以看到，崖城虾场的位置在宁远河入海口处，而这里还标示着一个古老港口的存在——大蛋港。
大蛋港在历史上是海南岛南部的物资集散地，在古代，朝廷命官、被流放的罪犯、进入崖州的名人、商人，甚至东渡的鉴真和尚、纺织家黄道婆都是从大蛋港登陆或出港的。
近年来的西沙水下考古证明，自汉朝到唐宋元时期，从中国福建泉州到东南亚诸国之间存在着一条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样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路，一度承担着中国大陆与海外国家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任务，而大蛋港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路的重要中转站。
也许是极尽繁华之后必定衰落的规律使然，陆上丝绸之路最终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到了明末清初，宁远河上游农业开发之际，由于农业开发导致的洪水频繁泛滥，把上游的河沙冲刷下来，堆积到宁远河入海口，阻塞大蛋港之余，也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现在，在崖城海域打鱼为生的人们，只能听到祖辈流传下来的消失百年的大蛋港的繁华故事了。
从宁远河入海口溯流而上，不到两公里就可以到达崖州。这条曾经繁忙拥挤，牵系着崖州经济命脉的黄金水道如今仅能行驶很小的木船，而且在遭遇数次搁浅之后，小船才能艰难地抵达崖州城。
以大蛋港开埠为发端，伴随着贬官们的步履，各类手工业者跨海而来。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古城崖州的居民以少数民族居多，黎族、苗族等各族都不懂得制作铁器，来自中原的手工业者让他们第一次用上了制作精良的铁器，还包括陶瓷制造的各类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崖州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崖州志》记载，明代以后，数任知州都曾开办集市，鼓励贸易。到了清末民初，这条古老的街上遍布会馆、商铺，来自各地的客商在这里采购崖州特产吉贝、沉香、海盐，热闹非凡，盛极一时。
在崖城镇，至今还有一条打铁街。街上的老人们说这条街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听着这叮叮当当的声音长大。这整条街曾经都是铁匠铺，但如今只有林俊兴林铁匠一家铺子了。
林家祖先在南宋时期就来到了崖州，传到现在已经是第37代了。林家先祖不仅经营铁铺，还经营酒楼、茶楼，林家的酒楼和茶楼都曾是当地有钱人必定光顾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富甲一方了。
如今，林家的老宅虽然早已人去楼空，破败不堪，但从一些细枝末节仍然可以感受到这家大酒楼曾经的奢华。能够想见，当年那些巨商大贾们在这里洽谈生意，沟通情感。在觥筹交错之间，共同书写着崖州繁荣的商业史。
到了元代，一位女纺织家从大蛋港启程，走出崖州，带动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她就是黄道婆。
令崖州纺织业最为自豪的纺织品就是崖州被，从汉朝开始，它就是崖州献给历代朝廷的贡品。现在崖州仅存一条元代的崖州被，这在整个海南岛也是绝无仅有的。典型的元代崖州被，整张被面上的精美图案都是织出来的，而不是像其他地区的纺织品那样是绣出来的，这应该也是海南人独一无二的作品了。
由于海南是中国最早引种棉花的地方，因此在宋代之前，崖州的棉纺技术一直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宋末元初，黄道婆来到崖州，向崖州地区居住的汉族人民学习高水平的棉纺技术并推广到中原地区。
黄道婆，松江府乌泥泾镇人，史书记载，她少小流落崖州，在崖州生活了37年。期间，她革新了当地的纺织技术，发明轧车碾子法，脚踏纺车一纺三纱法，从而把单线纺织机改造成三线纺织机，使棉纺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
如今，这种古老的三线织布机已经很难找到，会使用这种织布机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黄道婆在崖州期间所发明革新的纺织技术在她晚年回到故乡松江府的时候传遍了中国，甚至近代织布机的工作原理，也和她的一纺三纱法一脉相承。
崖州后学续写辉煌
在工商业、手工业兴起的同时，有着厚重的贬官文化背景的崖州，在宋代庆历年间建立起了中国最南端的教育机构——崖州学宫。
之所以称其为学宫，一方面因为它是孔庙，讲授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因为它是当地仕子求学的最高学府。自唐宋以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学宫达到了鼎盛时期，教育兴盛、文人辈出，从这里走出了几百名贡生、举人和进士。
明代的崖州，曾经出现过两位声名显赫的大儒士，其中一位因参与明代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的编著，至今还是海南人民的骄傲，他就是裴士龙。年轻的裴士龙刚刚入选国子监（国家教育机构）时，恰逢明成祖任命解缙编辑《永乐大典》，朝廷遍寻天下优秀儒士文人参加编修工作。裴士龙因为在国子监学业优异，立刻被选拔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编修。参与《永乐大典》的编修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还丰富了他的学识。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编纂完成后，裴士龙已经成为为人所景仰的儒士，被朝廷授任承事郎。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崖州乡试，与往年一样平静地经过了层层遴选，但结果却颇有些出人意料——中选的秀才中竟有一名10岁的孩童，他就是后来成为岭南巨儒的钟芳。年幼的钟芳中选并非偶然，他小小年纪却聪慧过人，7岁已能作诗，被当地人称为“崖州神童”。正德三年（1508年），32岁的钟芳进京殿试，荣登二甲第三（全国进士第六名），随后，入选为翰林庶吉士（亦称庶常，是中国明清两朝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钟芳博学强识，多才多艺，不仅文史哲全通，还精于音律、历法、医学、卜术，世人尊称他为“岭南巨儒”、“南溟奇才”，与明代海南丘浚、海瑞并称“琼州三星”。
崖州儒生的光荣之路还在继续，清末戊戌变法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林缵统就是当时海南地区唯一参加戊戌变法活动的举人。
林缵统出身于书香门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才华出众，约20岁时参加郡试名列第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入京参加会试。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应试举子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这就是“公车上书”事件。林缵统签名，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但是清政府采用利诱威逼手段，令各省举人“取回知单”（自己删撤签名册），但林缵统矢志不渝，始终紧跟康、梁，坚持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林缵统毅然加入康、梁等人组织的“保国会”，并被推举为“条陈时事奏具”的“领衔”人，成为康、梁新党骨干分子。遗憾的是，变法在九月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林缵统只好潜回海南。这之后，林缵统虽然一直赋闲乡里，但他始终不忘报国，曾多次约友人一同到万宁、琼海等地召集商贾筹划开发西沙群岛，同时成立开发公司，以公司名义集捐银两，雇募人员、水手，造木船，备器械、医药等，拟定具体规划上报官府，为救国奔走呼号不息，被世人赞誉为“华夏开疆之幸事”。
一大批学子从这里走出去，走出崖州，走出海南岛，沿着前代贬官们来时的路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施展自己的抱负，在历史的进程中，深深打下了海南文化人的印记。
时光流淌，世事变迁。经历了两千多年风霜的古城崖州，背负着厚重的历史走到了今天。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纷乱庞杂的现实面前，或许会有短暂的不知所措，但很快就能够恢复一如既往的淡定从容。
岁月流转，古城送走前世的匆匆过客，迎来今日的芸芸众生，唯有不经意落入视线的清幽静谧的古城门和慈祥内敛的崖城学宫，似乎仍在寂寞中吟唱过往，默默提醒人们崖州古城曾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