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一生中最伟大之举是东渡日本，异域弘法，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的贡献。鉴真东渡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中极为和谐的一章。中日两国虽然隔海相望，但至东汉以来，就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应邀东渡
佛教自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之后，很受统治者的欢迎，所以圣德太子在摄政时期，大力提倡佛教，借以提高皇权。公元6、7世纪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封建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时代的改变，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知识。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这就强烈地吸引着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在隋朝时，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唐代二百年间，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可见当时的盛况。
日本朝廷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希望佛教成为麻痹人民的精神工具。但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不尽人意。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不堪奴隶主贵族压迫而逃亡的部民，纷纷“私渡”，出家为僧，将寺院作为逃避课税劳役的避难所。到8世纪初，日本佛教界僧侣滥冒、放任自流，僧纪不正，戒法不全，陷入一片混乱。朝廷对这混乱的局面虽然以严厉法纪加以制裁，但收效甚微。因此，如何使佛教在日本有序地健康发展，成为当务之急的大事。日本元兴寺德高望重的隆尊法师向朝廷建议说：“日本佛教的混乱，都是因为‘私渡’出家为僧造成的。按照佛教的戒律，身为比丘和比丘尼都必须受具足戒，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僧侣。按照教规，僧侣在受戒的时候戒坛中要有三师七证。可是日本目前没有精通律学的大德高僧，没有正规的授戒大师。听说大唐的佛教，无论各宗各派，都是以戒律规范为入道之门，凡是不经过正规受戒的出家人，就不能承认他的僧籍，也不能享有僧侣的特权。日本要想尽快建立受戒制度，就应当派人到大唐聘请精通戒律学的高僧，前来日本设坛授戒，宣扬戒律。”隆尊法师推荐了两名年轻有为的僧人荣睿和普照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临行前，隆尊法师嘱咐二人，到了大唐，首先要修习的是佛教戒律，学成以后，要从大唐礼聘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传戒师到日本来讲律授戒，整顿佛教的秩序。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年）四月，普照和荣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两位随着日本第九次谴唐使团，分乘4船，从难波津（今日本大阪）出发渡海来到中国。于当年八月抵达苏州附近海岸。唐朝派通事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陪引使团循大运河经扬州至汴州，然后陆行到达洛阳。此后，普照、荣睿被安排在洛阳大福光寺，跟从名僧定宾律师学习佛教戒律。两年后，由年过八十的定宾律师为荣睿、普照等四人授具足戒，成为正式的僧人。在这次授戒的法事上，日本僧人才真正见识了唐朝佛教严格的三师七证授戒制度。这更坚定了他们持守戒律，寻访名师，把“真正的”佛教传回日本的信念。普照和荣睿一边学习戒律，一边拜访名僧，邀请他们东渡弘佛法。他们首先在洛阳大福先寺成功地邀请到既习禅学，又明律学的道璇法师，与道璇同去的还有来大唐的林邑国僧佛彻、印度僧婆罗门菩提，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随回国复命的第九次遣唐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前往日本。道璇是继中国和尚道明、道荣之后第三位来日本的僧人，比鉴真东渡早18年。道璇到日本后住在大安寺，讲授他所带去的《律藏行事钞》。日本律学的普及，天台宗、华严宗的兴盛与道璇在日本的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在日本佛教史上被称为华严宗的祖师。由于道璇在学问和资历方面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并没有能登坛授戒，因此日本佛教界的混乱状况没有多大的改观。消息传到长安，荣睿和普照还必须再礼请一位颇有地位的律宗高僧去日本传戒弘法。之后荣睿和普照也曾经拜访过几名律学大师，但没有一位愿意冒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去日本弘法。唐开元二十年（737年），唐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荣睿、普照和玄朗在留学生阿倍仲麻侣的帮助下，再次由洛阳到长安，分别在崇福寺、大安寺攻习律部，并继续物色高僧赴日传戒，建立严格的传戒制度。不久，他们得知当代律学权威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授律学，门下人才济济，便和愿去日本的大安寺道航等一行人于天宝元年（742年）离长安到达扬州。通过道航的引荐，荣睿和普照一到扬州，立即到大明寺谒见了鉴真和尚，鉴真的声望与学识使他们倾倒，他们顶礼膜拜，启请鉴真前往日本做导师。又向鉴真介绍了当时日本佛教情况，说明日本佛教的困境，盼他能到日本讲习律学，为日本建立完善的授戒制度，使日本佛教得以弘扬，走向正轨。他们真诚恳切的态度，对佛教至真至诚的感情，使鉴真深受感动。加之当时唐玄宗不时地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排佛事件时有发生，鉴真感慨“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热情的相邀，使得他决心离开故土，东渡扶桑。以前听说陈代南岳慧思禅师圆寂后，托生日本国为王子，兴隆佛法，普度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曾送袈裟千乘，施送此土众僧。袈裟上绣有四句：“山川异城，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确是兴隆佛法的有缘之国。说毕，他环顾在场的僧侣，询问谁愿同行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在场僧侣无人应答。沉默半晌后，在旁的徒弟祥彦才站出代表众僧答道：“日本路途遥远，中间又隔浩瀚沧海，惊涛骇浪，百无一至，旅途生死难卜。”鉴真和尚见无人愿和他同行，深为失望，便慨然道：“为传佛法，何惜身命！佛祖为了普度众生，尚且不惜身命！何况我等，你们不去，我去！”祥彦见大师语气悲壮，去意已定，便即刻表示：“大和尚如去，我也跟着去！”众僧跟随鉴真多年，都不愿他离开扬州，现见大和尚决心已定，道兴等21人纷纷表示，愿在大和尚的率领下前往日本，弘扬佛法。荣睿、普照见此情景，欣喜万分，庆幸自己来唐10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那时，鉴真已有55岁，从此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壮举。
鉴真东渡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印度还是百济，他为何能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是为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日本民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而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和尚当得也太自在了。日本当时官民都对佛教很推崇，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规范僧侣的要求。
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而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授戒。这种严格的戒律在日本当时无人了解，所以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经为四万名僧侣授戒，正是日本方面寻找的理想对象。
鉴真应邀东渡，不仅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要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而且反映出中国化的佛教在日本影响力的上升。鉴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日本佛教的健康发展而慷慨东渡。
（二）五次东渡未成
1.第一次东渡
鉴真虽然答应了日本僧人的礼请，但他也深知此行并非易事。《唐律》明文规定，禁止私自渡关。如果乘船东渡，官府一旦得知会怎么样呢？道航临来扬州时，李林宗大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东渡之事不要声张，为严守秘密，外人问起，就说我们造船出航走海路，是去浙东天台山国清寺进香。”为此，他还给仓曹李凑写有一信。鉴真看罢，略为放心。虽为出世之人，遵守世俗的国法也是本分。不过，为了弘扬佛法，为了探求佛教真谛，有时就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了。决心已定，鉴真、荣睿、普照、道航等人经过商议，便分头为远航做各种准备。他们请扬州仓曹参军李凑出面帮助打造大船。李大人说：“造船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近来浙东一带海盗蜂起，台州、温州、明州海路险恶，朝廷正在调兵遣将平定海盗。你们进香之事，能否等海上安定一些再议？”而荣睿认为：“海盗何时能平，不得而知，而进香之事却不能耽搁。再说了，我们的船并非商船，即使遇上海盗也没有什么可抢夺的财物，不怕他海盗猖獗。”于是，在道航和荣睿的主持下，造船及各方面的筹备工作都在秘密进行着。东渡的大船快要造好了，粮食准备得差不多了。他们抓紧备办各种用品，以及带回日本的经典、佛像等，将它们积聚在荣睿寄住的既济寺中。普照等人则分别寄寓在开元、大明等寺，积极准备启程。自天宝元年（742年）冬至次年春，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不料，祸起萧墙，从此揭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事端是道航和朝鲜籍僧人如海发生矛盾而引起的。在选定去日本的人选时，道航在众僧间表示：“此次赴日即是向异国传播戒法，同行成员必须德行高尚，戒律整肃，且有一定的佛学修养，方能胜任；而如海学问不够，德行不高，根本不够资格。”不料此话正好被如海听到，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荣睿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认为带不带如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大和尚能安抵日本就行。”道航口气一下子激烈起来：“我们此行是为传授戒法而去的，如果连如海这样的人都可以去传法，我宁肯不去！我认为东渡人员，宁少勿滥，如海他学识肤浅，这样的人如果跟随师父渡海传戒，岂不是坏了名声？”大家只好七嘴八舌地附和道：“行了行了，不带他去就是了。”此刻站在门外的如海恼怒不已，便私下到淮南采访黜置使衙门告发，诬告道航以及一同来扬州的荣睿、普照和玄朗日本学问僧“造船入海，与海贼勾结”，谎称“已经有五百海盗，正准备进扬州城来跟他们里应外合，血洗扬州”。并说“船已办好，干粮等物资屯聚在既济寺、开元寺等”，要求“火速拿办”。当时的中国沿海海盗蜂起，活动猖獗，朝廷早有诏书，要各地对海盗严加防范。因此采访黜置使班景倩听后，不敢怠慢。一方面吩咐将如海关进监狱，再行审讯，听候发落。一方面差人去东河和有关的寺院搜查，果然在东河口找到了新造的船只，又在寺院找到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人犯道航、荣睿、普照均已捉拿归案，严加审讯。唯有日本僧人玄朗逃到一条民船上，不知去向。直到道航说明是李林宗的供奉僧，系循海路赴天台国清寺供养众僧，并提供李林宗曾函致李凑请他协助的线索，才证实如海乃是诬告。释放所有的僧人，所造好的船只没收作为官用，物品发还。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暂时不能离开官府，须禀告朝廷专门管理外国人的鸿胪寺后再作处理。为了保释荣睿和普照出来，鉴真亲自去官府见班景倩。班景倩对鉴真十分崇敬，也多次听他讲授佛法。但是对日本僧人的案子，他却不敢自作主张，他向鉴真再三解释：“大和尚尽管放心，两个日本僧人虽说收在官府，但绝不会委屈他们，只是等待数日而已。”班景倩说：“大和尚有所不知，朝廷早有公文，地方官府不得私自处置外国人员，都要上报朝廷专管外籍僧人事务的鸿胪寺，否则是要问罪的。”既然是这样，鉴真也不好强求，那么如海呢？按照诬告罪论罪，如海少说也得在大牢里蹲上几年。鉴真说：“如海也是一时糊涂，年轻气盛，在一念之间堕入了罪恶之中，想必他此刻已有悔悟。还请大人给他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从轻发落，免受牢狱之苦。”班景倩说：“大和尚亲自前来为他求情，本官也就从轻发落，上报朝廷，勒令他还俗，遣送原籍。”第一次航海东渡的计划便这样被搁置了。道航被衙役打伤的伤口也愈合了，而荣睿和普照却迟迟没有结果。鉴真让道航马上返回长安，打听一下朝廷会怎么对待他们。必要的时候，也请李林宗或在朝廷为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从中斡旋，让他们早日获释。道航答应第二天就动身。经过这次挫折，道航对东渡也越发地兴味索然了。道航返回长安，请在朝廷做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帮忙解救被关押的荣睿、普照。晁衡将此案上奏玄宗，皇帝下诏书后，被关押了四个月的荣睿、普照终于重见天日。第一次东渡失败后，玄朗不知去向，道航打起退堂鼓，放弃东渡。
2.第二次东渡
荣睿、普照觉得没有完成聘请高僧传戒的任务，这样回日本，那才是最大的失败，所以仍决定请鉴真和尚一道赴日。出狱后，二人再度拜见鉴真和尚，倾吐了自己的心愿，并征求鉴真和尚的意见，希望他仍能率众弟子东渡。鉴真佩服荣睿、普照的意志，安慰他们不必担忧。只要不放弃，就永远不是失败者，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答允尽一切努力，用一切方法来完成东渡计划。荣睿和普照一听这番话，脸上的表情如同阳光驱散了乌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