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对意识形态问题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提到西蒙诺夫战争初期写的日记，西蒙诺夫准备加上注释，以《战争的一百个昼夜》为题在《新世界》发表，但报刊审查机构没有通过。西蒙诺夫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战争初期的悲剧。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并未肯定或否定西蒙诺夫的日记，只提到他的日记，但给人的感觉是发表已不可能。勃列日涅夫接着说道：
“某些出版物竟诬蔑苏联人民心中最神圣的东西。有的作家认为，‘阿芙乐尔巡洋舰根本没放炮，而是别的地方放了一声空炮。’有的人说，没有指导员克洛奇科夫，也没有他的召唤‘我们身后是莫斯科，再无处可退。’阻挡德国人进攻的潘菲洛夫战士也不是二十八个（均指潘菲洛夫将军的官兵）。这些都是杜撰出来的。”勃列日涅夫这段话是指《新世界》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苏联历史充满神话。勃列日涅夫又提到，为什么没有人站在党的立场上批驳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书呢？
勃列日涅夫把伊凡·杰尼索维奇当成作家，他不知道伊凡·杰尼索维奇是索尔仁尼琴小说《一天》中的人物。尽管总书记不读书，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新世界》离经叛道，发表了《一天》，必须予以严厉批评。但他并未点名，把点名的责任留给别人。在总书记发言后，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杰米切夫发言：“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谁在宣传勃列日涅夫同志正确指出的这些有害的观点呢？《新世界》杂志。二十大后知识分子形成三个群体。《新世界》周围一个，《十月》周围一个。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通通错了。有人建议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主编的职务，但如果我们解除他，他马上成为英雄……”苏斯洛夫打断杰米切夫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我们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职他马上成为英雄？这是什么话？”苏斯洛夫想出一个阴损的办法：“如果不能撤换他，我们给他任命一个党性强的同志当副主编。”在这次会议上四名政治局委员严厉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但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却一无所知，他没有资格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会议。
此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正为发表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而绞尽脑汁。《癌病房》
的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家分会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作家一致肯定小说，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流传到国外。这正符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心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但那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正忙于筹备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无暇分身，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与他联系不上。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家分会肯定了《癌病房》，并要求尽快出版，但并未听说哪家刊物肯予以发表。
他认为苏联作家协会耍弄他，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打印了二百五十份，分别寄给他认为能引起共鸣的大会代表，因为他本人不是代表，无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扞卫作家的利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把这笔旧账算在现任作协领导头上是不公平的。这封信激怒了作协主席费定及其他领导成员。公开信既没宣读也未发表，只在作协书记处讨论过。书记处谴责公开信，但由于特瓦尔多夫斯基做了大量的工作，书记处仍做出有利索尔仁尼琴的决定：《文学报》发表《癌病房》的片断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新世界》刊登《癌病房》全文，同时刊登索尔仁尼琴的自传。索尔仁尼琴则认为，书记处决定发表《癌病房》而不发表公开信是迫害他的前奏。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便广播了他的公开信，在西方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做出反应：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他的公开信触犯了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发表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发表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发表的东西发表声明就等于无的放矢了。先发表声明后发表公开信还是只发表声明不发表公开信，成为索尔仁尼琴与作协书记处争论的焦点。书记处不同意发表公开信，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发表声明。已排好版的《癌病房》拆版了。《癌病房》不能在《新世界》上发表，作协主席费定负有一定责任，但索尔仁尼琴的责任更大，劳改营使他变得凡事永远从坏的方面想。只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腔心血付诸东流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赫鲁晓夫下台的那天，老作家别克把新作《新任命》送到《新世界》。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位苏联作家，但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的《恐惧与无畏》在中国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恐惧与无畏》是中译本的标题，意译，原版小说的标题《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这是距莫斯科一百二十公里的一条公路，一九四一年十月德国摩托化部队突破维亚基马防线直扑莫斯科，大本营把潘菲洛夫将军所指挥的三一五步兵师从哈萨克斯坦调来守卫这条公路。这个师是由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临时组建的，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潘菲洛夫将军在战争中把他们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勃列日涅夫提到的克洛奇科夫和二十八个战士都是潘菲洛夫师里的人。
《新任命》的情节很简单：一九五六年冶金部部长奥尼西莫夫调往北方吉什兰国（虚构）任大使。奥尼西莫夫领导冶金工业几十年，突然调到外事部门，一时很不适应。别克并未多写他在国外的工作情况，主要写他接受新任命时如何不知所措以及他对自己一生工作的反思。除书中提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吵架，以及吵架后前者莫名其妙死亡的所谓敏感情节外，别克还特别指出苏联实行的“行政命令体制”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危害。“行政命令体制”要求下级只能坚决、准确执行上级的指示，不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看法。《新世界》决定发表《新任命》，申报报刊审查员批准。《新世界》有专门的报刊审查员。
如果他不能决定，可越级申请，上一级是中央宣传部门的官员。如宣传部门的官员仍无法决定，还可以直接找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绍罗。《新世界》为发表他们选定的作品，要通过层层关卡，而这些关卡往往不能轻易通过，要解释、恳请、央求甚至争吵。正当《新世界》巧妙地运作，文艺处处长绍罗即将点头时候，别克这边出了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奥尼西莫夫的原形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相，斯大林的忠实信徒。捷沃相一九五四年访问过中国。一九五六年捷沃相离开冶金工业部，派往日本出任大使，但很快就去世了。别克的《新任命》就是根据他的经历写的，不免受到真人真事的影响。这里不得不提到作家法捷耶夫。捷沃相与法捷耶夫是矿业学院同班同学，法捷耶夫把他妻子调入作家协会。
法捷耶夫有过一段尴尬的经历，而这段经历又与捷沃相有关。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西伯利亚某高校教师有项不用高炉炼钢的发明，但专家鉴定后认为不可行。斯大林给捷沃相打电话，要他支持。“行政命令体制”立即发挥作用，何况是斯大林打来的电话，捷沃相无条件执行。捷沃相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同学。法捷耶夫觉得小人物与大专家之间的斗争是个好题材，决定写成小说。法捷耶夫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斯大林死后真相大白，原来发明是假的，国家浪费了几亿卢布。小说自然写不下去了，这便是法捷耶夫未完成的小说《黑色冶金》。
别克不知道《新世界》找过绍罗，并且绍罗已经点头了，想单枪匹马打通报刊审查这一关。他觉得捷沃相妻子奥莉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因为她认识很多大人物。别克在书中为她丈夫捷沃相树碑立传，对捷沃相赞扬备至，奥莉加看过一定高兴，审查机构看在她的面子上不会否定小说。哪知奥莉加看完后气得要命，坚决反对发表。奥莉加认为小说把捷沃相写成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别克不仅诬蔑了捷沃相也诬蔑了冶金业的千百万职工。她确实认识很多大人物，但不是联合他们帮助别克打通报刊审查机构，而是同他们一起千方百计阻挠小说的出版。她找到冶金部的部长，一起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写信，向中央抗议，坚决反对发表别克的小说。事情越闹越大，绍罗为自己的点头悔恨不已。绍罗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特别看重乌纱帽。所以敢点头，是因为知道中央主管文化的书记杰米切夫支持发表。别克出于无奈，改写了几个段落，让捷沃相在书中现身，听取汇报，奥尼西莫夫就不会是他了。但别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把奥尼西莫夫的妻子，即奥莉加，写得面目可憎。奥莉加是作协的党政干部，以党代表自居，思想僵化，待人傲慢，说话带教训人的口吻，作家都讨厌他。别克把她刻画得惟妙惟肖，凡是见过奥莉加的人，马上想到奥尼西莫夫的妻子就是奥莉加。这是奥莉加最不能容忍的。作协领导人出面向奥莉加解释，捷沃相都出场了，可见主人公奥尼西莫夫不是捷沃相。
别克是个好人，别把他当成敌人。但奥莉加仍不依不饶。杰米切夫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现在需要更高一层的官员解决。中央宣传部向书记处书记基里连科汇报。基里连科说：
“政治局关心冶金工人的情绪，他们每年给我们提供几百万吨钢铁。当然，作家们的情绪也值得关心。两相权衡，不要发表。”基里连科并没读过《新任命》，但从政治角度做出决定。此后没人再提《新任命》了。《新世界》付出的心血再次付诸东流。别克一九七二年去世，没能看到小说的发表。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他之前已经去世，没能在《新世界》上发表《新任命》。
小说《新任命》一九八七年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爱伦堡与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经历、修养、爱好、接触的人以及美学观点都不相同。比如爱伦堡喜爱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根本看不上眼。但在反思斯大林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一点上两人的看法却完全一致。爱伦堡第一个宣告苏联“解冻”，他在非斯大林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无人可及。一九六○年爱伦堡把他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交给《新世界》，特瓦尔多夫斯基马上决定发表。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出回忆录对反思极权体制将起到的巨大作用，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他并不赞同。但爱伦堡是苏联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所以他的着作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审查。
文艺处的人不敢审查，他们都怕同爱伦堡打交道。时任文艺处处长的波利卡尔波夫鉴于前任因爱伦堡而丢官，更不愿审查他的回忆录。他的前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领导苏联文艺界大张旗鼓地批判世界主义。斯大林的世界主义有特定的含义，他担心到过国外的苏联军人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对苏联体制产生怀疑，必须加以消除。斯大林的世界主义有点像我国批判过的“崇洋媚外”。波利卡尔波夫的前任把爱伦堡划入世界主义者之列，召开大会批判他。爱伦堡在大会上一言不发，望着批判他的人微笑。这引起与会者的愤怒。文艺处处长强迫他表态。爱伦堡微微一笑，说道：“那我就念一封读者来信吧。”说着念起来，信中都是称赞他的话。最后念到作者：斯大林。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比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哑场更具戏剧性。文艺处处长被撤职。虽有前车之鉴，但职责所在，波利卡尔波夫处长不得不承担审阅回忆录的任务。他把《新世界》的一位编辑找来，一同审查。文艺处处长边看边说，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有的地方得全部删除。编辑说要是爱伦堡不同意怎么办？处长说：“咱们试试看，没准能说服他。”编辑去找爱伦堡，没想到爱伦堡非常固执，所有的意见都不接受。有时恶作剧，换几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词。编辑指给处长看爱伦堡改过的地方，改了等于没改。编辑说：“我面子小，爱伦堡不听，我再去找爱伦堡，就说这是处长的意见，不然您亲自去，您面子大，他也许会听。”处长听了惊叫起来：“不行，不行，千万别提我。”处长的意思很清楚：
我们看过，并同编辑部商量过，手稿上有爱伦堡修改的字迹，这样便可以交差了。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在一九六一年的《新世界》上全部刊登。这部回忆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着名的俄国和外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苏联读者都是从这部书中知道的。《新世界》与报刊审查机构这次交手取得胜利，但这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了爱伦堡的回忆录，但两人始终没成为朋友。
一九六六年初，西蒙诺夫把他的《战线日记》（《战争的一百个昼夜》）交给《新世界》。这是他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初期所写的日记，记录了战争初期苏联的真实情况。斯大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躲进别墅不出来。苏联受到一九三九年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蒙骗，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被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得措手不及。大批红军未交战就做了俘虏。每篇日记都有字数相等的注释。西蒙诺夫在注释中认为战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错误的，不应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对红军的清洗是极大的罪行。大批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被消灭，使红军丧失战斗力，不堪一击。他还根据日记拍摄了一部影片，影片中出现被镇压的红军统帅图哈恰夫斯基（苏联元帅）和乌博列维奇（集团军司令）等人的画像。影片的旁白说，如果由他们指挥红军，德国人不可能打到莫斯科。据说勃列日涅夫看了影片落泪了，认为应当公演。文化部部长罗曼诺夫看了更是泪流满面。但影片仍未能公演。这是军方领导阻挠的结果。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买军方的账。
《新世界》决定日记连同注释一起发表。但审查员只签发日记部分，不允许发表注释。他对《新世界》编辑说：“你们先发表日记，下一期再发表注释。”《新世界》
知道这是审查员惯用的伎俩，以后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