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觉得苏联大清洗主要清洗党内高层干部。如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无足轻重的加里宁外，全部被斯大林清除。一九三五年苏联颁布的五大元帅，一年后就被斯大林枪毙了三个，只留下两个大老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对普通老百姓似乎触及不大。实际上大清洗的阴森恐怖的寒气钻入每个人的毛孔。索菲娅是打字员，处于社会底层，儿子被捕后，对她来说活着已无意义。她认为儿子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是一时糊涂。
娜塔莎不同意她的解释。娜塔莎说，只可能在小事上把人弄糊涂，在这种重大的事情上是不可能把人弄糊涂的。难道广场上几千名妇女的丈夫和儿子都招供了，他们都被弄糊涂了？索菲娅相信宣传，娜塔莎不相信。基帕里索夫医生被捕，索菲娅只感到惊讶和遗憾，这么好的人怎么变成破坏分子。基帕里索夫是她丈夫的同事，与他们一家过往甚密，索菲娅应当了解他，但仍相信宣传，相信基帕里索夫有罪。社长是他崇敬的人，甚至希望儿子成为他那样的人。社长被捕后，她同样感到遗憾，因为她还是相信社长有罪。
作者利季娅写道：“我在小说中想写出谎言对生活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军队使用毒瓦斯一样。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
在有意识地被歪曲的现实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儿子被捕，判处劳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她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超过相信自己。她相信检察官的话，仿佛儿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既想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娜塔莎和阿利克这两个人物显示俄国人性并未泯灭，极权体制消灭不了人性。斯大林懂得，只有让人民生活在恐怖中才能任意摆布，才能把劳改犯当成无偿的劳动力。苏联的很多建筑，如莫斯科地铁，北方第一大港纳霍德卡，莫斯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都是劳改犯修建的。
逆流文学公开抨击苏联政权，矛头直指布尔什维克。大多数作家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写的《古拉格群岛》也属于这类作品。但这本书是调查记录，探求遍布苏联的劳改营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就不介绍了。侨民文学中反对苏联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作家很多，试举女作家苔菲为例。
苔菲对中国读者非常陌生，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她的小说。何止在中国，她在俄罗斯同样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的作品才“回归”到她的祖国。苔菲是果戈理之后俄国最伟大的幽默讽刺作家。苔菲在沙皇俄国已誉满全国，从店铺伙计到达官显贵，都是她的读者。一九一三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编篡纪念册，大臣们问他收入哪个作家的作品，尼古拉二世回答道：“苔菲，苔菲，就收她一个人的作品。”苔菲欣然接受二月革命，却不接受十月革命，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施行暴政。一九二〇年苔菲流亡法国。她是深受俄国侨民喜爱的作家，也是侨民作家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家。苔菲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她没有忘记俄罗斯祖国。而俄罗斯的新主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没忘记她。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悄悄交给西蒙诺夫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斯大林的想法常人无法理解，因为三个月后苏联猛烈批判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幽默作家左琴科，日丹诺夫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十月革命后留在苏联。他们噤若寒蝉，没有任何反苏言行。苔菲则不同，无情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政，辛辣地嘲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斯大林是否想让苔菲回国接受批判？但西蒙诺夫必须执行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西蒙诺夫和爱伦堡一到巴黎，便同侨民作家见面，并在苏联大使馆设宴招待他们。为了饱餐一顿，半饥半饱的侨民作家都赶往大使馆，其中包括布宁和苔菲。布宁和苔菲都拒绝返回苏联，西蒙诺夫没完成任务。对苏联的邀请苔菲写了一篇小品文《欢迎苔菲同志光临》作为答复。苔菲写道，革命后她有一次来到疗养胜地，一幅横幅迎风招展，上面写着“欢迎光临苏联第一疗养地”，可悬挂横幅的两根柱子上悬挂着两个吊死的人。“所以我至今害怕，害怕进入苏联后，看见‘欢迎苔菲同志光临’的横幅，而在悬挂横幅的两根柱子上，一头吊着左琴科，另一头吊着阿赫玛托娃。”
小说《断头台》既表现出苔菲与布尔什维克势不两立的立场，也体现出她独特的讽刺风格。维拉女士傍晚到伊万家做客，对主人说：“我是顺路来告别的，明天轮到我上断头台啦。”“亲爱的，”伊万高兴地说。“真太巧了，明天我们也上断头台。”伊万留她住宿，明天一起上断头台。过一会伊万的朋友密西尔来了，他为了和伊万一家一起上断头台，与同事调换了断头的次序。第二天他们喝过茶，一起到宫廷广场断头。广场上已经挤满人，排了三个长队。断头效率很低，每天只能断五百人的头。刽子手和等候断头的人对延宕时间都有意见，准备联手向政府抗议。这时张贴出托洛茨基的《告人民书》，要求上断头台的人自觉维持秩序。密西尔请伊万替他占好位置，跑到断头台那儿探望。回来后满脸沮丧，原来断头台的孔太小，放不进他脑袋。“我的头太大，”他嘟哝道。“要上台断头非得先揪下耳朵不可。”这时有人挤到前面去了，大家对这种不守纪律的人非常痛恨。
挨着他们的两位女士吵起来。一个喊道：“没听说上断头台还擦香水的！简直不能挨着您，站得偏头疼又犯了。”另一个顶撞道：“瞧把您惯的，您的偏头疼来不及犯您的脑袋就没了。”这时断头台前的门打开，放进几个人，队伍又向前移动了几步。
上断头台这种极端恐怖的事写成生活琐事，如同平日上商店买东西。被断头的人没有任何恐惧感，大家高高兴兴。这种黑色幽默的写法虽然可笑，但笑中却包含着极度的绝望。苔菲谴责布尔什维克杀人过多，上断头台已习以为常，仿佛上街一样。布尔什维克为夺取并巩固政权确实杀人过多，这从不断披露出来的苏联档案中得到证实。作者提到托洛茨基，因为列宁在世时托洛茨基是苏联第二号人物，列宁的批示多半由他执行。那时斯大林尚未受到列宁的重用，只担任民族人民委员。
苔菲多数作品针砭的是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国人身上的弱点，用夸张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展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笑自己。凡是与当年的俄国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俄国人办事效率低。办事效率低的原因是尚空谈，不务实。小说《委员会》便是个例子。小说描写俄国人的一次会议，讨论如何筹办慈善晚会。大家七嘴八舌，尽量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先讨论演出节目。这个说晚会上一定要有芭蕾舞和音乐。那个说必须邀请着名演员参加以壮声势。于是决定邀请芭蕾舞大师帕夫洛娃、世界第一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和着名指挥家库谢维茨基参加。有人说帕夫洛娃不知在何方，夏里亚宾在美国，库谢维茨基已经去世。这些事没人理会，大家只顾争着赞扬这几位大师，最后形成邀请他们的决议，一份无法实现的决议。决议通过后大家觉得办了件大事，高高兴兴回家了。《永恒的爱情》写的是俄国绅士与女士的永恒爱情。绅士说这是他众多永恒爱情中的一次。他们在车厢邂逅，女士表情严肃，见到绅士便向他宣布，她永远爱自己的丈夫，直到进棺材。绅士觉得这是好兆头，说明女士胆怯了。火车驶近图拉时，绅士提议下车，一起共度美妙时光。他的理由是拜谒托尔斯泰陵墓，这是每个文化人的神圣职责。女士说丈夫会接她，绅士叫她打电报，告诉他改换车次。丈夫知道她拜谒伟人陵墓一定肃然起敬。他们在图拉一起度过了甜蜜的三夜。绅士厌倦了，到邮局以妻子的名义给自己发了封电报：“赶快回家。”他把电报给女士看，说道：“亲爱的，还有谁比您和我更珍惜永恒的爱情呢？我的妻子也是永恒地爱着我，我们得尊重她的永恒的感情呀！”他们分手了。
苏联文学的主流、潜流和逆流是按照苏联官方的态度划分的，即官方的标准。然而斗转星移，白云苍狗，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反思文学史，如果以真实反映现实为标准的话，谁是苏联文学的主流，谁是潜流或逆流就难说了。读者自有选择。二〇〇七年八月我与友人到俄国旅游，曾到莫斯科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书店去了一次，我看遍书架，也没找到主流作家的作品，看来已经绝迹，却看到最新出版的苔菲的小说，还有她的回忆录。世界变化真太大了。
写在人生边上——补记钱锺书先生
林东海
拙着《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问世，有些读者质疑：有“文化昆仑”之誉的钱锺书先生，何以写得如此之短？不错，记钱先生的文字，确是全书篇幅最短的一篇。对此，我的解释是因为交往少，连一面之交也没有，只有一次信札来往，可称为一札之交，自然可记者也就少啦。其实，这并非真正原因，或者说并非全部原因。坦率地说，钱先生在所处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中，其行藏出处的态度较为特别，治学着述的方式方法也是蹊径独辟，所以不敢轻易议论：况且“钱学”曾火爆一时，“粉丝”很多，说得不好，也容易“惹是生非”，思之再三，还是“少说为佳”。实话实说，对于钱先生，我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看法也许不同于一般。读者的质疑，似乎想更多了解我的看法，因此借本书重印的机会，写下这篇补记文字，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钱先生早年出版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说人生像一部大书，他（他们）在阅读时“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因而“老老实实，痛痛快快”地写下“人生边上的随笔”。钱先生这个幽默的比喻，颇能说明他的人生态度。这使我想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沁园春》词中所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东坡先生的话里包含着激愤，而钱先生的妙喻却体现了冷静。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坚持了这种冷静态度。他用写在边上的文笔，治写在边上的学术，过写在边上的人生，从而把自己塑造成富于独特品格的文化巨人。
一、写在边上的文笔
我爱读钱先生的书，从《谈艺录》到《管锥编》，无不披览，也从中受到诸多沾溉。拙作《诗法举隅》，自撰写论文至改成小册子，都深得钱着的启迪，如“视听通感”、“超越时空”、“化虚为实”、“巧比妙喻”、“以动写静”、“化静为动”等章节，都或多或少融化注入钱先生的高论。先生在答先师刘大杰赠诗中说：“心事流萤光自照，才华残蜡泪将干。”重复《新岁见萤火》诗意：“孤明才一点，自照差可了。”这当然是自谦之语。他着作中的智慧之光，岂但“自照”，更是嘉惠学林，我就“沾”
了不少“光”。
钱先生的着述，干汇万象，五光十色，妙语连珠，美不胜收。而其慧光所聚，尤在“文心”。他几乎遍读中国的经史子集以及外国的文史哲经，不过其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文学艺术，努力揭示文学语言、修辞技巧、艺术境界诸方面富于审美价值的亮点：其所揭示的亮点，往往旁通文史，纵通古今，横通中外，从而凝聚成世界性的人类文明之光。人们一定会寻思，钱先生何以能在古今中外巍巍的书山中淘出这许多闪闪发光的宝石？林子清《钱锺书先生在暨大》一文中介绍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先师刘大杰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曾聘钱先生到该校讲授“文学批评”：钱先生的高深造诣颇令学生倾倒，他却在课堂上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不过我能‘联想’。”平心而论，“联想”端的是先生睿智的核心，也是他淘宝的工具。外国文学理论家也讲联想的想象(AssociativeImagina-tion)，拉司金从心理作用看待这种想象，文却斯德则从文学要素分析这种想象，都只限于文学的特性。（章锡琛译日人本间久雄着《文学概论》）钱先生的“联想”，不能说绝未受外来思辨的影响，但我更相信，乃是植根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心雕龙·物色》有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我们的所谓“联想”，大都指感物联类的想象。钱先生《谈艺录》五七叙律体对仗，谓“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补订本”补订日：“‘类’者，兼‘联想律’之‘类聚’(contiguity)与‘类似’
(rsemblance)；笔与砚‘类’，聚也，珠与玉‘类’，似也。……对仗当以不类为类”。这里虽然只是具体地议论律诗的对仗，却也表明了先生“类”观念的强化和“类”意识的深化。
“类”化的观念和意识，极大地激发出先生的联想能力。“类”概念不是舶来品，而是春秋战国时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孔子时代的“类”
概念，只见《论语·卫灵公》“有教无类”。这里的“类”，与“族”同义，近似于钱先生所说的“类聚”；墨子的“类”概念，如《墨子·非儒》所谓“人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则近似钱先生所说的“类似”。古人认识事物，常分体用，有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司空图《诗品·雄浑》）。类聚近“用”，是功能性的类别；类似近“体”，是气质性的类同。孔子的“类”，属于类别，不包含逻辑意味，而墨子的“类”，则是类同，已具有内在的逻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