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安事变后人格的承诺，面对咄咄逼人日寇的侵略，面对风起云涌国民抗日的呼号，蒋介石终于决定与共产党握手。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在中共党内，又是谁主持与国民党的谈判呢？历史上的许多因缘巧合成为一段段有趣的插曲。
西安、杭州谈判初见成果
本来，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已当面向周恩来许诺，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但是张学良一到南京，局势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张学良“审判”、“严加管束”，使他失去了自由，周恩来去南京会不会遭到暗算呢？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1月5日和6日。毛泽东接连来了两份电报，嘱咐周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无人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当我译好电报拿给周恩来时，深感毛泽东考虑问题周到。
2月9日，周恩来听取从上海来的潘汉年的汇报后，判断蒋介石目前只是准备抗战，能否停止“剿共”，对谈判是否有诚意，那还是个未知数，随即把情况电告中央。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见，顾祝同说，蒋介石约定周恩来于10日赴杭州谈判，现在计划推迟了，要他先和周谈。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就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期已经临近，中共中央为了表示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促使国民党转变政策，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着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中央的这个决定，发给周恩来，成为谈判的基本原则。
2月11日和12日，谈判继续进行。一开始双方就进入实际问题的谈判。周恩来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交给顾祝同。谈判进行较为顺利，很快取得如下的结果：（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双方谈判暂时停下来。在三中全会上，抗日派和亲日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没有被通过，却通过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老调重调，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政策开始变化：停止剿共战争，争取和平统一。周恩来曾对此作出解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似乎是取消了，苏区改为特区，也似乎取消了，但红军、苏区依然存在。实质是国共合作问题向前进了一步。2月22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在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的几次接触之后，又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感到谈判的原则和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有必要再明确一下。2月24日，他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五个问题：“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为路军的直属队。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都成了谈判的原则。
2月26日和27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会谈。张冲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周恩来对此早有察觉，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又坦率地指出，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根除赤祸”的决议案许多措词不当，我们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发表声明的权利。会谈中红军改编问题是一个关键。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七万。以6个师计，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冲坦率地说，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它壮大，最多只能编为四师4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并提出从速解决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两天的会谈，红军改编的问题没有解决。张冲的这个方案，比蒋介石2月16日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所规定的数目，放宽了。蒋介石只让编2个师，8个团，1.5万人。
会后，双方向各自的中央请示。3月1日和2日继续会谈，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3月8日的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讨论作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与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直属之工、炮、通讯等部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这也称为“三八协议”。
国共第一次正式谈判取得了成果，大家都为此而高兴。
没有料到，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使谈判取得的成果蒙上了阴影。
原来是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交顾祝同后，就没有下文了。两天后，突然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来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如红军改编后为三个师，每个师只能有1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也要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不提停止进攻西路军。总而言之，是要裁减红军，甚至改变红军的独立领导，肢解陕甘宁边区。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当即电告中共中央说：“小问题可以作些让步，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而这些问题不是同顾祝同、贺衷寒谈判所能解决的。”
中共中央于12日复电称：“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不能迁就。”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之可能，要他以原来商定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在西安已无法再谈，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
15日，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3月8日提案作谈判基础。周恩来要求迅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问题。
西安谈判至此告一段落，虽然遭到挫折，但也取得一些成果，如在西安公开设立红军联络处，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从3月份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等。
国民党代表张冲，虽然属于陈立夫CC系统，但是比较开明，对我党表示友好。2月9日晚上，他收到南京给他的密电，因为没有带秘书，他不会翻译，要中共代表团派人帮他译。叶剑英叫我去，我到张冲的住地西京招待所，他把密码本交我给他译，译完后对我表示感谢。在谈判休息时，他曾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到终南山郊游，一路谈笑风生。我也去了，给他们照了几张照片。以后到南京、重庆，张冲都同我党保持友好态度。他是一个为建立和巩固国共合作作出贡献的人。
周恩来在集中精力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他派张子华到宁夏同马鸿逵建立联系，开展统战工作。派张文彬到兰州对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进行工作，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收容失散的人员。安排周小舟到山西为陕北购运粮食，进行统战工作。他亲自和原黄埔学生、中央军将领关麟征、宋希濂、李默庵等商谈，分析时局，宣传党的政策。他们都表示“愿意和平，准备抗战”。他经常听取在西安做黄埔同学工作的宣侠父的汇报，商量开展工作的方法。鼓励原黄埔教官胡公冕到南京做黄埔同学的工作，并通知上海的潘汉年同他联系。他向中央建议，调原黄埔学生陈赓到西安，在黄埔同学中进行工作，陈赓不久到了西安。原黄埔学生徐向前、左权，又都到西安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他听取东北军工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布置东北军调后的工作。并写信给北方局的***，请北方局和河北、河南省委加强对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
他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通过她向国际上报道。他了解到史沫特莱想访问苏区，便电告中央做好接待和宣传工作。
他接待了北平、天津的记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建议中央，指定人以化名写文章向《大公报》、《益世报》、《晨报》投稿，参加这些报纸正在进行的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
他还亲自督促检查红军联络处为延安购运物资、输送青年学生的工作，等等。
我们大家都为周恩来工作的过分紧张而担心，也为我党有这样的杰出领导人而自豪。
1937年3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应蒋介石之召，飞上海转杭州。周恩来事先也得到蒋介石通知，去杭州直接谈判，他和张冲也乘同一架飞机到达上海。潘汉年已先到上海等待。周恩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了宋美龄，把中共中央于3月16日给周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五项条件拟成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会晤，口头说明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十五项内容。
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见蒋介石后，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六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三个师之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周恩来是应蒋介石的邀请来谈判的，因此蒋介石的态度还比较好。他首先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说，中共也应检讨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这样必能得到成功。他也承认由于国共分家，以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并说他过去也有错误，彼此都应该检讨。
谈到合作问题，蒋介石说，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并说：“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常会改变政策，但是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我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要能和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了也不发生分裂。我们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说：“你们赶快商量与我的关系及纲领问题。”周恩来一再问：“还有什么具体办法吗？”蒋介石回答：“没有，你们先商量。”
谈到整编红军及边区的问题时，蒋介石说：“这是小节，容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了。”
这是一次坦率的、有成效的会谈，是比较顺利的。看来中心是领袖问题。蒋介石的想法是，共产党的独立组织是不能改变的，拥护他也不会是无条件的，只要拥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合作这个大前提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否则他就制造困难，逼中共就范，周恩来对此心里也明白。
周恩来带着较为宽松的心情离开杭州来到上海，3月30日，他带着同蒋介石联系的专用密码本，飞抵西安。他把蒋介石侍从室制的密码给我看，是一本明码本加角码的简单密码。他又把在杭州住所门口和张冲的合影给我，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了。
4月2日，周恩来乘军用机飞回了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等都到机场欢迎。
党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这个谈判表示满意。会议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党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会议强调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
会议很重视合作和纲领问题，决定由周恩来拟出一个方案，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